明清时期忻州地区集市研究1

引 言
集市是中国传统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经济文化载体，是在人类社会有了分工和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明清时期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各地的集市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关于明清时期集市的研究, 已成为区域经济研究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更好地发展区域经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迄今已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成果。这些先行的研究从理论上、方法上以及各区域的发展特色等方面,都给我们以诸多教益与启迪,同时也引起笔者对忻州地区集市探索的兴趣。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忻州地区的集市做一些初浅的研究,不妥之处请各位专家学者以及同仁指正。

关于明清集市经济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开掘阶段（20世纪30-50年代）：这一阶段以经济史家全汉升和日本学者加藤繁为代表人物，全汉升于1934年发表了《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1]，以宋、明、清乃至现代中国庙市为研究对象，认为庙市是定期市的一种，从而开启了中国集市经济史研究的先河。同年，日本学者加藤繁发表了《清代村镇的定期市》[2]。这是一篇研究明清集市经济的力作。加藤繁详细考察了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福建、广东、广西七省村镇的定期市，剖析了定期市的开市日期、定期市与附近村落的关系、定期市交易的货物及交易人等等相关问题。

继全汉升、加藤繁之后，这一阶段只有少数学者对明清集市经济有所涉猎，研究水平也没有更大的突破。

2、成熟阶段（20世纪60-70年代）：明清集市经济研究真正步入成熟阶段，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一直延续至70年代末。代表性的学者有三位，即经济史家傅衣凌、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和台湾学者刘石吉。他们的研究视野更加宽阔，研究层次更加深入，尤其是在研究的理论框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正是他们确定了明清集市经济研究的基本套路 ，其影响至今犹存。后来的众多学者在探索该学术领域的新境界时，或多或少从他们那里受到了启迪。

傅衣凌是明清集市经济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于1964年发表的《明清时代江南集市经济的分析》[3]，奠定了迄今为止以江南集市为研究主攻方向的学术格局。傅衣凌第一次完整使用了三个关键词：明清时代、江南、集市经济，严格匡定了明清集市经济研究的叙事结构和学术话语，并提供了必要的文本范式。遗憾的是，傅衣凌对明清集市经济的研究由于“文化大革命”而被迫中断。

美国学者施坚雅，是这一阶段最有影响的人物。他于1964-1965年出版了《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4]一书，被称为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二代经典之作，反映了西方历史学的新潮流，即将历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统计学、生态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相结合。施坚雅运用中心地区(Core)和边缘地区(Periphery)的概念解剖中国城镇经济，在研究方法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如果说傅衣凌在明清集市经济研究方面提供了写作文本的范式，那么施坚雅则确立了明清集市经济研究的方法论的范式，并几乎影响了日后所有集市研究者的学术理念，至今也未能有所突破。

台湾学者刘石吉，也是明清集市经济研究领域的一位很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清代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集市的兴起的基础上，他于1978年发表了3篇很有分量的论文，分别是《太平天国乱后江南集市的发展》、《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集市》、《明清时代江南集市之数量分析》[5]，受到海内外众多学者的瞩目，再次引发学者们的研究热情。

3、繁盛阶段（20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明清集市经济研究进入了空前繁盛时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①若干有分量的明清集市经济研究的学术专著相继面世。刘石吉结集出版了《明清时代江南集市研究》[6]，这是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集市研究专著，它已成为专攻明清集市经济学者的案头必备参考书。樊树志、梁淼泰、陈学文、罗一星、王兴亚、钟文典等国内学者以及美国学者罗·威廉、日本学者森正夫等人，各自出版了带有区域集市研究特质的专著，令学术界为之瞩目。台湾方面推出的大型丛书“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7]，对从事明清集市经济研究的学者来说颇堪一读。经济史家吴承

明的若干专著[8]，在研究视野和论证方法上可谓匠心独运，是明清集市研究者的必读书目。

②学术论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偏重江南集市研究的格局有所突破，更多区域的集市研究逐渐增多。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因素，江南集市依然是明清集市经济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与江南集市研究相比，华北、西北等其他地区的集市研究则略显薄弱，发表的论著数量也相对不足。但仍有若干重要研究成果发表，使明清集市研究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学术格局。如乔志强有关近代华北集市的研究，许檀论证了明清时期山东集市的发展，王兴亚对清代河南集市的分析研究，皆有独到之处。

除了上述区域性集市经济的研究，还有许多学者从宏观角度立论，从不同层面切入议题。如吴承明有关明清国内市场的研究十分精辟，对集市研究者颇有启迪。赵冈立涉足于城市化和人口过剩，对明清集市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合理诠释。慈鸿飞对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分析，有助于强化集市研究的实证风格。此外，邓亦兵对集市的概念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精细的辨析，方行从小农经济运行的角度注意到清代前期集市贸易和墟集贸易已成为农村市场的主体，许檀对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进行了多侧面的探讨，张研对清代集市的管理机制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见解等等，皆为重要研究成果。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进入80年代后，日本史学界研究明清史的学者森正夫等人率先提出“地域社会论”，主张加强对中国基层社会的研究，其触角必然涉及明清集市。迄今为止，日本学者关于明清地域社会研究已在方法论、地域社会与移民、国家、宗族、信仰、救济、乡绅、民变，集市社会史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石原润、森正夫、中村哲夫、滨岛敦俊、川胜守、林和生等人普遍认为，中国明清时期江南集市的隆盛，构成了特殊的地域社会。他们分别考察了作为商业流通接合点的集市的兴起，集市与水利交通，江南以集市为核心的生活圈，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祭祀等问题。

③众多学者对集市经济研究的现有成果进行多侧面的学术梳理，力图从学术史的宏观角度确立明清集市经济研究的学术地位，进而将这一研究向纵深拓展。

从20世纪初至今，中外学者关于明清集市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研究的重点依然是江南集市。华北、西北等其他地区的集市研究则略显薄弱。目前，有关明清时期山西集市的研究成果不少，但专门针对明清时期忻州地区集市的研究还没有。为此，本文采用实地考察、资料分析、科学论证等方法，对明清时期忻州地区集市发展状况作初步研究，分析忻州地区集市的类型、特点和功能作用，为深入研究集市文化提供历史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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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汉升.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食货，1934年1卷2期。

[2]〔日〕加藤繁、王兴瑞译.清代村镇的定期市.食 货，1937年5卷1期。

[3] 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5期。

[4] 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5] 刘石吉.太平天国乱后江南市镇的发展(1865-1911).食货，1978年7卷11期； 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食货，1978年8卷6-8期；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思与言，1978年16卷2期。

[6]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7] 现已面世的研究成果，计有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湖北省.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等等。

[8]参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人民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年；以及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1 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市场史、现代化和经济运行--吴承明教授访谈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