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境、逆境和名声
——刘诚龙两份名单的思考
作家刘诚龙曾经做过一次有趣的调查，他把两份名单拿给10个人看，问他们是否熟悉。第一份名单是：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沅、刘福姚、刘春霖。第二份名单是：李渔、洪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结果，10个被调查者，多数对第一份名单中的人一无所知，而对第二份名单的入耳熟能详。谜底最后揭开：原来第一份名单里的人，全是清朝的科举状元；第二份名单里的人，全是当时的落第秀才!
于是刘先生有一段简评：“想当年，第一份名单上的人多么显赫啊!他们赢得了科举考试，独占鳌头，披红挂彩，春风得意。没想到，风头出尽之后，这些状元郎归于平庸，湮没无闻！反观第二份名单中的人，他们考场失利，门庭冷落，与高官厚禄无缘。但是，他们很快调整心态，在逆境中奋起，有的成为思想家，有的成为文学家，有的成为农民领袖，有的成为一代枭雄，声名远播，载入史册。”
鲜明的对比，简洁的评论，既有引而不发的含蓄，又有振聋发聩的警醒。感慨之余，不禁又有些惶惑：难道问题就真的如刘先生所言如此的简单和明了？顺境让人沉沦，逆境让人奋起！或者不在顺境中沉沦，就在逆境中奋起！在笔者看来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林林总总，难以尽述，就挑选几个问题说说自己的看法。
一、这些状元郎是否就真如作者所说“这些状元郎归于平庸，湮没无闻”？
相比较第二份名单，一般的读者当然知之甚少。然而并不如刘先生所言“归于平庸，湮没无闻”，恰恰相反有很多状元郎却是做出了不可小视的成就。试举几个为例：
傅以渐（1609～1665）清开国状元、一代名相。知名学者、史学家。傅以渐曾纂修《明史》、《清太宗实录》，充任清太祖、太宗《圣训》总裁，奉命与曹本荣合著《周易通注》。他对天文、地理、礼乐、法律、兵农、漕运、马政等均有研究，著述甚丰。他治学严谨，学识渊博，“道德文章实为一时之冠”。
王式丹以“诗文知名海内”(清钱大昕)，他的诗文康熙服，群臣服，为天下人服，是清一代大诗人、大散文家。他雄于文尤长于诗，萃百家之精华，浸沉浓郁自成一家。
毕沅博学多才，潜心研攻经史敬重文士，尤好扶植后进，“一时名儒，多招至幕府”，据其门下洪亮吉记载，毕沅生平最爱礼贤下士，“毕沅爱才尤笃，人有一技之长，必驰币聘请，唯恐其不来，来则厚资给之。”（《更生斋集文甲集》），著名学者章学诚、孙星衍、洪亮吉、汪中、段玉裁等皆曾受知其门下。毕沅精通经史，旁及语文学、金石学、地理学，并善诗文，一生著作颇丰。尤其在经学与史学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经学方面著有《传经表》、《通经表》等，并撰《墨子集注》，直接指明诽墨始于孟子，提出《墨子》作为一种古代典籍，“不可忽也”。另注疏《道德经考异》、《晏子春秋注》、《吕氏春秋注》等。毕沅极注重历史和地理的关系，广征博采，完成了王隐《地道记》和《太康三年地志》的辑佚、《山海经新校注》等书。在金石学上，他广加收集铜铭碑刻，编辑成《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山左金石志》、《三楚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等书。对先秦诸子，也素有研究，他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有《灵岩山人诗集》传世。同时，在他主持下，整修了西安碑林、华岳庙，翻修了司马迁祠，修缮了苏东坡祠，重建了西安灞桥等。
刘春霖，在诗书画上均有极高的造诣，尤擅小楷，其小楷书法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至今书法界仍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之说。
由此看来，所谓“归于平庸，湮没无闻”只是相对而言，对于不学无术之辈或是粗懂文墨之人不知道不了解自在情理之中；或者凭着状元郎的身份与其实际成就很难在作者心目中一一相称而已。
另外，对于名声的传播虽然离不开成就的大小，但也有价值观的差异和评价角度的问题以及世俗宣传的问题。由此我想到了一个故事：“扁鹊兄弟三人都从医。大哥善于'防患于未然’，把病消灭在萌芽之前，结果病人老是怀疑自己没病，大哥的名字天下不闻。二哥善于把病消灭在萌芽之中，结果闻名乡里。扁鹊善于在病入膏肓时让人起死回生，结果闻名天下。”故事虽属附会，却也引起了我们的深思：是要做一个防患于未然却湮没无闻的治国良医，还是做一个在国家病入膏肓之时使之起死回生而闻名天下的治国良医？由此看来声名远播载入史册不是评价我们人生贡献大小的标尺，至少不是唯一的标尺。借用古人的话叫“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二、这些状元们既然高举魁首，当为执政者重视，为何就不能有更大的成就呢？
有人曾作过统计，古今中外千余名科学家作出重大贡献的“最佳年龄区”是25岁至45岁，首次贡献的最佳成名年龄在33岁左右。清代历科状元平均夺魁年龄是35岁。清代60余名状元的寿命，平均寿命是63.3岁。换言之，这些状元一生中要把半数以上的时光用于接受启蒙教育、研讨历史典籍、增进书法技巧和掌握应试程式等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在而立之年抛弃科举考试的藩篱再让他们另起炉灶别开生面却也强人所难，这恐怕也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所有状元共同的宿命吧！
反之，那些落第的秀才是否就都调整了心态，在逆境中奋起了呢？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刘成龙名单的问题所在：“傅以渐、王式丹等状元之流和李渔、洪升等落第者之辈只是代表了封建科举的两极，是属于少数分子，事实是绝大多数的士子落第后并没有改变他们的人生方向，他们中的大多数在逆境中也不是没有奋起，相反他们更加的发愤研读，沿着状元们开辟的金光大道孜孜以求之，他们的命运大多数是范进第二或孔乙己第三，并没有成为第二个李渔或第三个洪升。逆境中的奋起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刘先生所谓的人生转机，而是陷入了更深的沉沦的泥潭。由此看来李渔、洪升等落第者之辈对于绝大多数落第者而言是另类是特例，是逆境中另辟蹊径的个案，绝不是他们效仿的典范，学习的楷模。就是在社会及其进步的今天对于高考落榜者而言，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没有放弃高考之路，去成为韩寒第N ，而是万众一心融入到复习高考的大军之中。在此，我要纠正千军万马去挤独木桥的说法，因为高考是中国现代最重要的选拔方式，如果一个国家把这么重要的人才选拔弄成独木桥的形式岂不是误尽苍生？如果说高考是独木桥，那么古代的科举是什么？奈何桥？因此离开具体的社会背景去做抽象的对比只能让我们成为空谈的形而上者。
三、那些“声名远播，载入史册”的人士是否就真的就值得大写特写呢？湮没无闻的小人物就该嗤之以鼻呢？
我们把这些名单分析一下，正如刘成龙所言，有的是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有的是文学家，李渔、洪升、金圣叹、吴敬梓、蒲松龄；有的成为农民领袖，洪秀全；有的成为一代枭雄，譬如袁世凯。
对于前两者毋庸置疑，对于后两者虽载入书册却未必值得我们大加赞扬。洪秀全虽为农民领袖，却把农民起义当作改朝换代、自立为王的工具；袁世凯虽是一代枭雄，却难掩称帝称王的野心，世人目之为窃国大盗是实至名归。即使声名远播又何足道也！
另外，名人有名人的烦恼，凡人有凡人的幸福。
有人说：“你要生活得随意些，你就只能活得平凡些；你要活得辉煌些，你就只能活得痛苦和复杂些；你要活得长久些，你就只能活得简单些。” 大多数人只看到了名人风光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落寞的一面。就以上述9人为例：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失败，天京失陷时自杀而亡；袁世凯，做了83天皇帝后，惹来世人的口诛笔伐，在举国上下的声讨中众叛亲离，身心憔悴而病亡；顾炎武、黄宗羲作为思想大家，偏生于末世，空有报国之志，难有遂心之事，思想远播而不能近用，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大憾事；李渔、洪升、金圣叹、吴敬梓、蒲松龄作为文学家虽为后人所仰慕，却未必为时人所认可，走上文学创作的职业化道路实为人生的无奈，而且这条道路并不是一条康庄大道。同为文人的陆游说得好：“天恐文人未尽才，常使埋没在蒿莱。”当杜甫客死在孤独的小船，当苏轼贬谪在蛮荒的海南，轻声问诗人一句：“写诗幸福吗？”可以说，读诗者的愉悦是建立在写诗者的痛苦之上的一种文化活动。再往深一步来说，国家沦亡、诗家辉煌是文学创作的一大规律，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以国家的沉沦换来诗家的繁盛又有什么值得赞美的？远离了时代，搁浅了沧桑，去谈论名声的大小，对于当事人又有何价值而言呢？还是青莲居士悟得透啊！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凡人，虽没有名人的耀眼的光环，远播的名声，但有普通人朴实的生活，触手可及的欢乐，没有虚名可累，不为大事所恼，平平淡淡过一生。但他们绝不是可以轻视的一群，“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名人的很多天才设想还是要靠凡人低微的工作来实现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历史可以遗忘他们，但绝不可藐视他们。
因此，以是否“声名远播，载入史册”来看待人生的历程和价值是不是简单和武断了些？况且史册所载也未必都值得信赖，关键看由谁来写。鲁迅曾说，封建主义史学不过是“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家谱”；所谓“正统”，“一言以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那么刘先生的史册不知属于哪一种。
四、如果有可能让这两份名单上的人重新选择，是要成为当年独占鳌头，披红挂彩，春风得意的科举状元呢，还是成为一名落第者，然后在逆境中奋起将来成为声名远播载入史册的名人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那些当年落第者如果知道自己一定会高中状元的话，没有一个人会选中后者。因为一个代表现在，一个代表将来。有谁会抛弃现实的幸福而去追求缥缈的未来呢？有一句话叫做“活在当下”。而且这个选择并不是个二难选择，因为中状元者并不一定不能载入史册，相反，他们更有可能或者已经向载入史册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而落第者首先得承受失败的打击，然后在一条充满泥泞的小道上艰难的跋涉，既要忍受别人的白眼，还要有不顾家人生计的绝情，不管风云如何变幻，我自埋首风雨兼程，就是这样还不一定能够成功。那么我们可以穿越时空再次叩问一下杜工部和苏子瞻先生：杜穷酸，你是愿意当一个一帆风顺、可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的朝官还是当一个漂泊天涯、穷困潦倒的伟大诗人呢？苏居士，你是愿意在朝廷当一个顺风顺水，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呢，还是愿意成为一个被逮捕入狱然后历经一番拷打，然后被贬黄州、惠州、澶州历经磨难的伟大诗人呢？
没有人渴望逆境，我们也不欢迎磨难。自古英雄多磨难，说得多好，但是英雄有几？前提是你骨子里得是英雄；梅花香自苦寒来，多有韵味，但是寒冬里的绽放的花朵有几？前提是你的本性得有耐寒的基因。曾有人调侃说，中国年轻人最悲惨的事就是：事业上和官二代竞争，感情上和富二代竞争。其实把这看作悲惨未免有点自轻自贱。但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人家的起点高。连牛顿也曾说过：“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在开始的起跑线上，状元和落第者无疑有天壤之别，至于以后的成就，那就有了太多复杂的因素，绝非个人的力量所能控制。想当年苏轼科举高中后，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朕为子孙得两宰相。”然则世事难料，宰相的高帽并没有如仁宗所言戴到苏轼的头上，倒是“诽谤朝廷”罪名的枷锁早早降临踌躇满志的诗人手上。所以逆境顺境与否，和一个人的成就大小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如果有可能，苏轼一帆风顺成为了一名政治家，是政治家的苏轼对社会的贡献大呢，还是文学家的苏轼对社会贡献大呢，也很难衡量。另外，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也大可不必为了将来或许有的逆境出人才的逻辑而故意设置一些障碍或陷阱让人跳下去，以使绝处逢生。这样做太不人道主义了，因为绝处逢生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实际上是万劫不复。因此历史是无法选择的，人生也是无法重复和预料的，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抉择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做好眼前最重要。能成为状元就决不要想成为落第者，除非你一开始就不涉足这个纷纷扰扰是是非非的领域。
从某种角度来说，只要社会和谐，要什么农民领袖，一代枭雄；只要人人幸福，成什么思想家、文学家？
因此，我们回到文章开头，刘成龙的两份名单固然有其良苦用心，给那些一心想要通过走高考道路换得人生辉煌的学子敲敲警钟，但是我们看事物却也不能如此简单和草率，毕竟社会是复杂的，人生是多面的，只要你认真走好人生每一步，顺境逆境又如何？只要人生幸福，名大名小又何妨？生前自有花前花落，身后何管云卷云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