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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与公民 僧人遗产暴露法律问题 [ 来源：中华佛光文化网 | 发布日期：2012-10-05 ] 【编者按】2010年1月26日夜间，两名歹徒来到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菜园街大悲普度寺的灵照寺，在方丈释永修住处投宿时将其杀害，并抢走其5000元钱等财物。寺庙僧众和其亲属整理遗物时发现，释永修个人在当地各个银行存有400余万元存款和20余万元的债权单据。释永修女儿张译云要求继承父亲遗产被拒后，一纸诉状将玉溪市红塔区灵照寺佛教管理委员会告到法院。 2012年6月26日，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9月20日，玉溪市中院宣判：释永修出家后，在寺院生活期间，其或寺院接受的布施、捐赠以及通过宗教活动取得的财产均属寺院所有，400余万元存款属于大悲普度寺，驳回原告张译云的诉讼请求。 方丈遇害遗产纠纷一案，法院一审宣判遗产归佛寺，但针对这一存在并以发生的案例，专家又有哪些说法呢？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教授提出疑问：佛教的传统戒律是否具有现代法律效力？ 有关佛教寺院财产的问题，与当代中国佛教的社会定位的关系非常密切，也非常重要。就寺院僧人的遗产而言，其中有几个重要问题值得讨论。 其一：僧人有没有私人财产？这个问题是僧人遗产问题的关键。按寺院戒律，僧人作为寺院常住，没有个人财产。僧人的所有都属于寺院公有。这就关涉到“宗教人”与“自然人”的权利问题。 僧人作为宗教人，自然服从佛教戒律，但是，僧人是否也有现实公民权利值得维护与保证？是否僧人进入寺院就没有了任何的自然人权利？财产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而作为自然人的其他权利如言论、出版、社会交往等权利也应该具有。 与此相关，僧人财产的公私之别如何确定？或者是说僧人没有任何私有财产及其相关权利？如果真的是这样，僧人就几乎没有了现代公民的任何权利，如何真正实现宗教信仰自由原则？僧人是否还是公民社会的一名成员？ 如果认为，僧人可以具有私人财产，那么，公私之间又是如何界定？那些居士对法师的供养（财供养）几乎就完全是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供养关系，其中的所有权又如何界定？能否保证这些财布施都能够上交寺院充公？ 曾记得媒体报道寺院僧人投资股票，僧人回答说，挣钱了能够从事公益事业？如果僧人没有个人的钱财，僧人个人又如何从事股市经营？ 其次，最重要的问题是，佛教的传统戒律是否具有现代法律效力？如果僧人的直系亲属（如果有的话），他的法定权利如个人财产、著作版权等，是否就不能由其直系亲属继承。原有的一些案例，就是由佛教协会出具证明，以戒律解除现代法律的功能，直接发挥了法律的功能，取消了僧人直系亲属的继承权。这中间有一个问题值得严重关注：那就是法院把佛教戒律等同于法律了？！ 如果戒律等同于法律，那么，寺院僧人是否还有公民权利？如果不是，佛教传统又如何与现代法律适应？除非我们公开承认，僧人已经不是公民。 所以，僧人遗产问题揭示的，不仅仅是僧人直系亲属能否继承其固有权利的问题，而是宗教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当国家与宗教制度之关系尚未理顺的时候，宗教与法律的关系其实也还有不少重大关系值得讨论、梳理清楚的。就起社会学本质而言，僧人遗产能否被亲属继承问题，实际上是揭示了信仰自由、宗教财产的法律问题。 公民权利都没有了，遑论信仰自由？！反之，一旦成为宗教人，就等同于无形中失去了公民身份了，何能实践自由的信仰？！ 附： 李向平教授，1958年生，历史学博士，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宗教学会学会理事、上海市宗教学会副会长。代表性著作有《祖宗的神灵》、《王权与神权》、《救世与救心》、《死亡与超越》、《智慧与慈悲》、《文化正当性的冲突》、《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佛教信仰与社会变迁》、《信仰但不认同》(当代中国信仰的社会学诠释）等。近年来，李向平教授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展宗教与社会研究论文百余篇，先后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编辑：俞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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