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同学们：
对于民族旅游，在座各位专家学者应该比我研究得更为深入。今天早上我专门请教了中山大学的孙九霞教授，简单学习了一些民族学的基础常识。去年我在厦门大学主持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有一位叫张进福的年轻学者写了一篇关于西藏朝圣旅游的博士论文，研究功底很扎实，尤其是他对民族旅游的研究方法让我很受感动，他是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游客，在同行中去了解、去触摸所写对象的，当时我给的评价是优秀。举一个民族旅游现实中的小例子，我曾经遇到有的游客到达坂城问导游，达坂城的姑娘为什么辫子不长啊，歌曲里不都是那样唱的吗，导游说辫子长的姑娘都被娶走了。这是笑话，但是反映了旅游活动中诗意与现实的落差，还有传统与现代的反差。
当前，民族旅游研究已经处于学术建构的理性自觉与产业实践的利益驱动的双重推动中，有遥相呼应的现实空间，更多的则是学术与实践的各自表达。无论是学术建构还是产业实践，更多的是学术界、政府和产业主体对民族地区主观想象。哪怕这种想象是诗意的，也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民族地区世居者的自我认同与发展选择的权利则被有意无意地遮蔽或者遗忘了。我们总是从理论出发或者从市场开发的角度出发，希望发展民族旅游要保持原真性，难道让一个地方的老百姓与现代生活方式相分离就是原真性吗？当我们想让世居者保持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时候，我们更要认识并充分尊重他们同样有获得发展的需要、享受现代化生产和生活文明的需要。这里的年轻人有接受现代教育的需求，他们不只是只愿意在山里对对山歌，如果有可能，他们也希望看电影、泡酒吧、蹦迪唱歌，希望跟城市里的年轻人一样能够端着红酒杯，聊聊龚琳娜的歌曲《忐忑》和《丢丢铜》，尽管丢丢铜还是苗族民族歌曲。所以我们需要思考保护什么样的原真性，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一种均衡。纯而又纯的原真性可能只是理论的想象。目前我国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达到700多万，而今天都市年轻人随便消费上万块购买一件奢侈品，就足够一个落后地区的家庭一年的生活费。从游客视角的想象，是不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现状和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现实？一个地方的旅游经济发展如果不能给原住民带来生活品质的改善和提升，那么发展旅游的真正意义就没有实现。
为了迎合旅游者的想象，《印象?丽江》、《印象?刘三姐》等舞台表演成为传递民族文化而专门设计出来的门户产品。越来越多的旅游开发案例通过舞台表演的真实，用镜头放大民族文化的特质，传递民族旅游资源。如果把生活方式视为一种旅游资源，我们是不是把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方式狭窄化了？广西的龙脊梯田很美，很多年轻人喜欢在那里生活，客房供不应求。还有张家界的梯马神歌，丽江的纳西古乐、临沧的佤王宴的表演等等，我都很受感动，但我也在想这些是不是老百姓现实生活中真正需要的。这些节目中，组织者让人们在固定的场所、固定的时间去给游客去演那些原本只是有特定的时间或节事活动中才呈现的划船、唱歌、背新娘等活动，是不是符合旅游伦理？说实话，每当当地的老百姓对我表达热情的时候，我会手足无措。我知道他们是出于礼貌和热情，但是我会想当他们的子女长大以后回忆起他们的父母为了获得旅游发展的资金或政策支持而去迎合外来的客人时，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代，还是一个需要从记忆中抹去的时代？
从政府开发的角度来看，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也更多是一种想象。比如地方政府对本土资源的认识，会不会存在有意夸张和盲目拔高的现象？中国人谁不说咱家乡好呢？我见过一些地方领导谈起本地旅游资源滔滔不绝、赞不绝口。我们要考虑的这些本地人引以为豪的东西是不是构成旅游产业的必然组成部分。来到青海，我们看到美丽的山川、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但是游客吃、住、行、游、购、娱的现实需求能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从文化的角度界定，我们看到我国台湾地区有很多族群。虽然当地老百姓对这些民族的差异和特点了解的很清楚，但一般游客做不到。这些从学术意义上考查出来的差异很多时候并不能构成旅游产品，游客也往往不会为这一点点差异所吸引。因此，政府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如果也靠一种想象去推动，就很可能会与实际脱节，也与旅游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相悖离。
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依然受到非均衡的地区结构与相对滞后的生产要素的制约。现在，更多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主要以脱贫致富、拉动GDP增长、促进就业等经济效益为目标。区域之间的非均衡和区域内部非均衡是普遍存在的。中国旅游研究院每年发布《区域旅游发展报告》，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包括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的东部地区，既是重要的旅游客源地，也是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去年国内旅游人次达到21亿人次，今年预计达到23亿。这些人是不是都能到西部旅游？我看只有少数才能成为西部游的现实客源。有些西部地区的领导同志提出，能不能搞一个旅游支援西部计划，全国每个省每年送来一百万游客，这样一年西部地区就可以接待多少多少游客。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实中行不通。旅游产业的发展趋势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靠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可能获得局部的、短期的效益，但不可能长久，更不可能是全局性的战略部署。国内旅游人均消费只有540多元，且不用说坐飞机火车过来要花钱，还要吃、要住、要行啊。都是需要花钱的，现在就那么些可自由支配的支出，跑不远。所以说西部地区的旅游市场有一个自然发育的过程。从东部地区发展经验来看，主要还是靠客源内部流动。有的地方领导说，我这里的湖泊比西湖还要好，还要大。从物理、化学、生态各个因素考量下来，可能确实比西湖好。但是千年以来白娘子的传说、苏小小、秋瑾、徐志摩等名人和事件所沉淀的历史文化底蕴却是不可超越的，更重要的是无法获得距离客源地那么近的交通优势和那么丰富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的依托。再比如，在青海湖畔尝一尝青稞酒，是很不错的旅游体验，但也只是旅游产品中的一个吸引点，并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区域的旅游发展，整个国家的旅游经济运行在“十二五”甚至更长时间仍将表现出区域之间的非均衡性，需要各级政府慢慢引导。区域内部也是非均衡的状态，比如陕西有世界文化遗产，其他地区呢？客观地讲，西部地区的旅游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既要有雄心壮志，也要承认现实的制约。
具体到民族地区，我们还要进一步认识到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给旅游开发带来的潜在约束。除了少数地区拥有世界级的旅游资源和相对长时间的历史积淀，比如布达拉宫、喀纳斯湖、西双版纳等民族旅游的发展要服从于旅游经济演化的客观规律。从长期来看，没有可能单兵突击地通过旅游发展带动大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一个村子、一个县域可以，一个省域、市域的范围则不现实。单纯靠几场演出、为数不多的游客消费，而没有当地老百姓的内生需求做支撑，没有规模经济和密度经济做支撑，一个地方的旅游是不可能坚实地发展起来的。一时兴起，也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旅游经济的发展一定是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并进的，如果没有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如果没有地方的商业活动，建那么多接待设施现实吗？有的地方提出一定要搞多少多少家五星级酒店，要建多少多少洞的高尔夫球场去吸引海外游客，我觉得有些冒进。且不说旅游有很强的季节性，如果没有当地消费参与，单是维护费都无法通过外来游客消费支撑。一个地方的旅游发展，就是要构建一个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共享的消费空间，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就是扩大消费支撑面。
我们还要关注基础设施建设，关注资本、技术和人才要素对西部地区或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形成的现实制约。我曾经随国家旅游局代表团调研了青海地区的旅游现状，看了塔尔寺、原子城、王洛宾纪念馆和青海湖，很美。但我在当地离开政府接待体系以后，明显感觉到民间接待环境还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很多酒店设施，就达不到接待的标准。游客过来除了体验民族风情和欣赏自然风光外，是要休息、要吃饭、要住宿、要高兴的，天天吃手抓羊肉不行。基础设施、特别是商业接待设施，可以说严重制约了民族旅游发展。千万不要盯着所谓的高端，一定要踏踏实实做一些民居旅馆，把卫生条件搞得像经济型酒店，把年轻人才吸引过来，把普通老百姓服务好。动不动就要建五星级酒店，且不说没有经营五星级的管理人才，客源就是最大的制约。旅游通常被认为是经验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我看现代旅游业是资本密集型，新业态还是技术密集型的，更多是靠专业团队。我想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国家层面的战略推动和区域发展的直接实施，但是更需要包括原住民或世居民在内的民族地区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协调，要引导教育他们认识这些问题，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要立足于中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大背景，立足于旅游产业发展的大格局，对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无论是具体的战略制定、发展规划还是民族旅游的学术建构上，才能够理性务实，不至于脚下踩空。
民族旅游的科学研究应当在学术理性的照耀下与现实同行。我总觉得包括旅游在内的任何一项伟大的社会实践，从来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在我国进入国民大众旅游新时期的大背景下，民族地区方兴未艾的产业实践为我们这一代旅游学人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今天在座有很多年轻的教师，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对年轻人寄予了厚望。我在研究院举办的中国旅游科学年会上反复强调一个产业要吸引年轻人的加入才会有发展的生命力。过来以后，了解到青海民族大学酒店专业的学生就业不错，我很欣慰。我们是在大学做旅游研究，首先要培养年轻人的责任，他们是产业的未来。我们所面对的还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的社会科学实验室，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拷问我们学术理性的课题库。经常有年轻学者问我，该做什么研究？如何寻找科研课题？我说自己，还有研究院的同事们每天都有做不完的课题，常常感到研究的时间不够用。总觉得脚下的这块土地需要我，人民需要我，他们发展的方向是什么？怎么发展？资源的开发怎样得到消费者的认同？哪怕告诉他们怎样去营销，怎样包装一个旅游产品，总之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我们去一步步的加以解决。更重要的是我们面对的是时时刻刻发生变化的市场。从国际旅游学术格局来看，我们有制定国家旅游发展的中长期战略和旅游法的机会，而国外同行则没有这个学术机会和时代需求，即使他们有更为厚重的学术底蕴。比如欧洲国家的旅游产业实践发展相对成熟，政府、学者、商业各司其职，学者只需要回归象牙塔，做自己的研究就可以了。产业演化的历时性和业态成长的共实性并存，是时代给予这一代旅游学术的历史机遇。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有现实的关注对象，才有现实意义，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
我曾经在大学里管过科研工作，管过独立学院，也管过实验室。说实话，文科的实验室填个表，申请点经费没问题，然而我们一定清楚，真正的实验室还是在广阔天地里，在产业现实当中。我们应当以有这样一个产业发展带给我们的“实验室”而庆幸，更应当把旅游产业发展所提出的众多问题作为我们这一代学人的责任，当成民族旅游研究的现实课题。关注现实，关注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进程中世居民的所思所想，是民族旅游研究的终极目标，也是拷问我们学术良知的试金石。
我还希望我们的旅游研究者能够到现场去，与游客同行、与世居民同行、与产业主体同行。我总觉得对于旅游产业研究而言，当目前为止，定性研究也好、定量研究也罢，总之很多很多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可供我们选择。但是个人以为，对于当代旅游研究而言，田野调查仍然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很多学者总是急于在SCI、SSCI、EI上发表论文，关注自己学术成果的被引用率，以更快的定职称和评教授，这在现实无可厚非。但一个学术大家、一个学术群体更应当考虑能够为未来留下什么成果和思想，而不是仅仅在于当下获得的评价。我在大学工作时就反对为学术范式而学术范式。有的学生设计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模型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对实践毫无意义。又如问卷调查当中，往往存在不遵循科学调查方法和为保证预定结果而修改数据的现象。真正的学术来自于实践，我们要到现场去观察，去记录，通过案例与数据的搜集与积淀，进而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这可能是民族旅游研究最有效的路径。做学术研究千万不能急，慢慢来。曾经感动于台湾的学者去做志工，引导和教育贫困家庭如何包装和营销自己的旅游产品。还有一批驻村艺术家，到山区族群中，住在那里做手工艺品，由政府补贴，与当地民众打成一片，在为当地民俗民风感动的同时慢慢地把当地文化带动起来了。我们的学者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啊！到实践中去，到民众生活的现实场景中去。
当然，我们是学者，还要回到书斋中。了解基层、倾听他们的声音、帮助他们发展的同时，作为学者还要以民族学、人类学为基础去分析和研究旅游现象，构建学术底蕴。像观光客的凝视那样，民族学者的沉思也是必须的。通过案例研究，通过归纳和演绎的方法，经由纯粹的思想试验，基于现场的思考，探索出中国民族旅游研究的典型主体与客体，形成中国独特的民族旅游研究方法，从而为世界民族旅游研究、世界旅游研究、民族学研究、人类学研究贡献当代学人的观点和旅游的视角，这是我们的大格局、大视野和大责任。这样才能够不仅仅用民族学、人类学方法研究旅游现象，还能够向旅游学术界、民族学术界、人类学术界向国际上贡献我们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特别是以空间移动和族群融合、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的产业发展的思想，一旦民族旅游研究从研究方法、从学术成果走向思想的培育，一扇自由广阔的理论大门就会在我们面前豁然洞开。我们就不会因为没有课题、学科地位低而纠结，就会淡定从容地把我们的脚放在民族发展的大地上，才会逐渐养浩然之气。对民族地区自然环境、人文场景及其演化的记录，历史上是由文人来承担的。今天，我们学者应当以自觉的学术理性来承担民族地区的发展重任，从一种诗意的想象走向现实的同行。我们应当更多地倾听民族地区世居者的声音，用理性的思考和学术的自觉去帮助他们发展，把他们的思想和文化传承下去。也许有一天他们的生产方式会改变，在发展的进程中也一定会改变的，因为现代化是不可阻挡的进程。也许有一天他们的生活方式表面上会变化，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融合。但是他们的文化精神、他们的价值观会传承下来，会通过旅游这个领域传承下来。见证并推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民族地区的人民会永远记住这一代学人的才情与努力。
谢谢大家！
(作者：戴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