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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主任法医师王雪梅
我是酷爱这个职业，带给我那份充满激情的生活 罪恶与善良的对撞 情与理的纠缠 就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支撑我 在疑难悬案面前她坚持用事实说话 让你解剖刀下的尸体，死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最高人民检察院主任法医师王雪梅走进《面对面》 为你讲述20年来破译死亡密码的经历 王雪梅，1956年出生， 1986年获西安医科大学法医学硕士学位；1986年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从事法医专业技术工作，现任中国法医学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曾组织并承担了数百例省级检察机关送检的重特大疑难案件的法医学检验鉴定工作；代表检察机关参加了近百例国家级重特大疑难案件的法医学检验鉴定工作。 在最高人民检查院检查技术信息研究中心的一间普通办公室里，经常收到一些全国各地送来的疑难案件的法医复核材料，作为信息中心的法医专家王雪梅时常要面对一些重大案件的法医学检验鉴定，她的检验结论将直接关系到案件的最终审判。 20年来，她代表检查机关参加了近百例国家级重特大疑难案件的法医学检验鉴定工作，因此她被媒体称为神探女法医。2006年5月27日，《面对面》记者慕名来到了她的办公室。 (一段办公室的讲述) 记者：你把这两个骷髅搁到自己的办公室你有什么样的用意？ 王：我这种感觉你可能觉得可笑，我就觉得它们永远是用那种很冷峻，很严厉的那种目光在傲视着我，在提醒着我，让我时时刻刻记住我是一个肩负天职的法医。 记者：你怎么理解天职这个概念？ 王：很多含冤而死的人，很多死因不明的人，它们真是无法面对活着的人去讲述它们死亡的过程，死亡的真实原因。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法医能够用科学的技术和手段，破译死因密码。面向法庭，真实地转述死者的死亡信息。 1986年，检察院针对监狱非正常死亡案和国家公职人员刑讯逼供致死人命案的死因鉴定还处于起步阶段，王雪梅成为了最高人民检查院的第一任专职法医。 记者：送到你那儿的尸体都是不明不白的去的，但是你要给他们一个明明白白的结果。 王雪梅：对，就是说到我那儿的尸体，要不然就是死因不明白，就是经过很多人检验，然后找不着死因的这是一类，一类就是我们检查机关自侦案件，监狱非正常死亡案，国家公职人员刑讯逼供致死人命案，目的就是纠错补漏，就是保证错误的鉴定结论要消灭在出庭前，还有一部分就是通过文证审查，对确实有错误，有漏洞，检查机关认为有必要进行重新鉴定的，最后省级检查机关认为是重大疑难案件，送到我这来。 记者：一说到这个法医，总会想到这是一个神秘的，甚至有些大家觉得有些害怕的这么一份职业。 王雪梅：法医的面太大的，涉及到很多民事案件，我是法医病理学家，就是玩刀的，就是与亡灵对话的，实际上就是破译死因密码的。 记者：你面对的就是尸体。 王雪梅：对，他的天职就是让你解剖刀下的尸体，死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991年夏天，在一个公园的小树林里，发现一具男性老人的尸体，当地法医对尸体进行了解剖，公安局组织了周密的调查，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王雪梅：发现头部有一处外伤，公安机关很快做出了一个结论叫做死者系棍棒击打头部致颅脑重度损伤死亡。他们还通过物证检验，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老头身上有非婚性的性行为这样一个证据，根据这个线索，就有一个和这个老头有暧昧关系的一个女教师，就被拘留审查了，这个女教师很快也就交代了，她说是在激情下，就是这个老头好像强暴了她，那么她在激情下把这个老头打了，这个案件就应该说，就完了。 就在这个案件即将告破之时，当地法医的鉴定材料送到了最高人民检查院王雪梅手中，王雪梅看完材料，她决定重新检查死者的尸体。 记者：这个案件为什么你要质疑它呢？ 王雪梅：我们从法医学角度就发现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外伤相对于很严重的脑出血，相对就显得太轻微了，这就是一个疑点，我们都知道，因为大脑从解剖结构上来说，大脑的解剖结构受颅骨、头皮的保护什么的，他不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器官。那么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他这个人本身的生理结构，解剖结构有异常，从这点考虑，所以说第一步要做什么，就是要证实一下，这个头部，头皮的外伤和致命性的脑出血有什么相关的关系，我们就做一个损伤到死亡时间的这么一个判断，显微镜下证实，这个头皮的外伤是在死前五天就形成了，那很显然，就和这个女教师交代的情节，就是遭到强暴以后，然后这个就不相符了。 记者：这个案件不是都已经定案了吗？ 王雪梅：但是这个案件又通过程序，就送交到我们这儿，实际上发现问题的话，还不光是这个环节，就是还有很多的环节，就是很复杂的环节，到我这儿，其实别的环节我们都不考虑，我们就是从法医这个角度去考虑，我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排除了这个头皮外伤与致命性的脑出血这样一个相关关系以后，那很自然的就否定了公安机关的这个鉴定结论了。 记者：就不是被女教师打死的。 王雪梅：就联想到这个死者这么大年龄，这个死者当时死的天气是那么热的一个天气，然后尤其是他被死后抛到离家不远的小树林，死后移尸这个情节，那么联想到他大脑可能存在解剖结构的异常，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法医学的名词，就是浮现在脑海里了，马上就想到叫腹上死，又叫做性交中猝死，我知道就是大部分情况，绝大部分情况下，就是年龄比较高的男性，而且绝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人本身有潜在性的疾病，潜在性的疾病最常见的就是血管，心血管系统的异常，这种推断你要证实，就是做连续切片，显微镜证实，这个老头的脑血管里头有一处是畸形的血管，就是形成这么一个脑动脉瘤，这个脑动脉瘤随时随地有可能由于某些诱因突然发生破裂，然后造成人体突然死亡。 记者：你最后把这个死因找出来了，那家属干吗？ 王雪梅：我就觉得，尸体对我来讲，他就是我的上帝，我要对他负责任，我觉得我尽到责任了，我让你死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让我感到安慰的，我就是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支撑。实际上很多人都觉得我这个人特别的固执己见，就是特别不讲情面，实际上我这个人是挺爱动感情的人，有时候心里头真的很难受。 王雪梅到最高人民检查院工作不久，她接到一个重大的案件，某省城一名刑警队长在侦破案件时抓获了一个犯罪嫌疑人，抓获不久，这名犯罪嫌疑人突然死亡。 王雪梅：这个犯人到底是怎么死的，如果是病死的，那刑警队长没有任何责任，如果是刑讯逼供致死的，一定要承担法律责任，通过我们整个的一系列的工作程序，最后的结论是，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挤压综合症，就是外伤造成的死亡，这个鉴定结论，实际上是我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这时，王雪梅接到当地公安局打来的电话，希望她手下留情，因为涉案的警察是位出色的刑警队长。 记者：那你怎么办？ 王雪梅：一定要出具鉴定书是真实的。 记者：如果按照事实出具鉴定书的话，会带来几方面的伤害。一方面那位非常出色的刑警队长可能就此就完了，另外给你打很多电话的人可能对你将来的工作，开展工作都是很重要的，你也许把这些人情也都得罪了。 王雪梅：我明白，但是就是说不敢啊。 记者：是不是因为那时太年轻了？ 王雪梅：我当时也30多岁了。 记者：如果你现在面临这种选择的话，你还会选择那样吗？ 王雪梅：仍然是这样的。一定要发的这个鉴定，让我特别意想不到的事情，让我真的很难受，鉴定书发出去以后，大概是三天，法院就做出审判了，就是说判三年，这个刑警队长听说审判了以后，从三楼一头就栽下去了。 记者：他的这样结果跟你有关系吗？ 王雪梅：直接的关系啊，就是说因为法院为什么要判，当时就在等最高人民检察院这份鉴定书。当时，完了以后很多公安的同志，就是说王雪梅你害死我们那么好的一个刑警队长，他说就是这个刑警队长三年以前，也就是在这个楼上，就在三年以前，就是从这个楼上，二楼跳下来，就是为了追捕一个逃犯。 记者：在这种罪与恶，善与恶之间你选择什么？ 王雪梅：这些我觉得作为一个法医，作为一个肩负天职的法医，绝对不允许有这个违背天职以外的任何的想法，你说你再想那些很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职业就真的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隔断 王雪梅1956年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她有着男孩性格的未满14岁就参了军，王雪梅还主动报名参加了艰苦的野营拉练。 王雪梅：当时我就特别的瘦小，右肩跨了一个军用书包，里面是毛选四卷，什么所有的用品，左肩跨了一个军用水壶，装满了饮用水，然后前面我们挎了一支冲锋枪，然后后头还背着棉被，武装带一扎，每天是要走100里的徒步跋涉，一个月，我真的觉得差一点就要了我的小命了，应该说生理负荷马上就要到了生命极限那种感觉了，特别残酷的那种训练，然后这样吧，我就觉得部队这段经历，就培育了我坚韧不拔的，顽强拼搏的那种精神。 17岁复员后，王雪梅被分配到西安市儿童医院工作，1983年，她考取西安医科大学法医系著名法医专家胡炳蔚和刘明俊夫妇的硕士研究生，作为法医系唯一的一名女生，在当时教学条件相对简陋的情况下，她有机会解剖大量的尸体，积累了丰富的法医学经验。 记者：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对于女人来说，恐怕在一开始接触尸体的时候，也是要过一道关的，这道关怎么过的？ 王雪梅：对尸体我是肯定是恐惧的，就是人的一种本能，条件反射，我上研究生见到的第一具尸体，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卡车的一个车轮从死者的面部碾过去，整个扭曲了，但是实际上，我很害怕，但是我就有时候就是硬挺着。 记者：为什么挺着呢？ 王雪梅：为什么挺着呢？很多人都说，这个法医实际上是男人的天地，这个行当主要是男人在干，而且当时我报考那个法医鉴定专业的时候，没有女孩子报考的，我非得让你看看，我根本就不怕。 记者：实际上心里是怕的。 王雪梅：心里上很怕，硬挺着，真是硬挺着。 记者：你把老师也骗过去了。 王雪梅：骗过去了，看到第一具尸体，晚上睡觉我不敢闭眼睛，我记得那天，我一夜就是那种昏昏沉沉的，为什么？就是一闭眼睛马上就是白天的那个，白天那个景象马上就出现了。 记者：但是我听过，俄罗斯有一句谚语说，只有爱和恐惧是掩饰不了的。 王雪梅：但是我确实是蒙混了所有的人，他们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不怕，天生不怕死人。 记者：那心里要过多久才能过去？真的过去？说有一天面对这个尸体，从心底里不用骗别人，你骗不了自己说，我不怕了。 王雪梅：是这样的，我记得是夏天，特别特别闷热，我们解剖都是晚上吃完饭，那具尸体的解剖时间还比较长，大概到10点钟，就剩下我和王老师我们两个人，然后我在右侧，主刀的位置缝合，王老师在左边，突然就电闪雷鸣的，一下子整个大楼全部停电了，当时就我们两个人，特别害怕。 记者：那个老师是男的女的？ 王雪梅：是男的嘛，后来我觉得反正你是男的，你是老师对吧，我想我得赶快逃跑，然后我就说，王老师我得到楼上去打电话，我还假装，我得让他知道我不怕，但是我不能那么说。 记者：我得跑了。 王雪梅：我就开始赶快走，一边走，就是外边那个，那天那个电闪雷鸣的，然后走走走，因为很熟悉了，那个解剖室已经很熟悉了，摸着黑走，走到那个大门口的时候，我心一下就马上放下来了，好不容易出来的，离开那个尸体了，然后再往前走，我就绊倒了，绊倒了以后，一下手上就是湿呼呼的东西，什么叫毛骨悚然，就是寒毛全部都竖起来了，我突然想起来，解剖室外面是停尸间，等于说第二天还要解剖的两具尸体还停在那儿，刚好一男一女，我就爬在那个女的尸体上，外头那种雷鸣电闪，整个那种院里都是那种黑漆漆的，我就想完了完了，我说我千万不要叫，我还虚荣心特别强，我就不愿意让王老师知道，我就命令我自己，要坚强，要坚强，不许喊，不许喊，但是心里就害怕，我就突然想起来，她已经死了，她一动都不能动了，我还活着呢，我还可以站起来，就那个时候，突然想，死人其实并不可怕，我突然想起我们刘老师训练我那个，你一定要面对死尸要心静如水，你就把他当成一个你的研究物体，你就是一个桌子，椅子，你就把他视为这样一个物体，我那个时候就想想他就是一个物体，他不动，他有什么可怕的？ 记者：从那儿开始就彻底放下了。 王雪梅：对，我就从这件事情，以后真的，我真的不用再假模假式的了，确确实实是可以说非常从容了。 大隔断 1986年，王雪梅成为我国第一批获得法医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她来到最高人民检查院当上了第一任专职法医。从此她就成了与尸体打交道的人。 王雪梅：我只要一解剖，一走进我那个工作场所，一见到我解剖的对象，我什么感觉？我浑身激动到什么程度了，我就是紧张激动得在发抖，我就是觉得我又进入那么一个神秘莫测的一个惊险神奇的迷宫里头，到了那种状态，真的不是我了，不是王雪梅了，异常地冷静，异常地沉稳，就像一个小孩那种渴望，期盼着走出迷宫的那种心境，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特骄傲，我特自豪，我说全世界，绝大多数人都读不懂的语言就是与亡灵对话，我们法医病理学家能读懂。 记者：你自己写过的一篇带有自述性质的这种文字里面，在家里连那个猪肉都不敢切。 王雪梅：不是不敢切，我觉得特恶心。 记者：这是两种太不一样的状态了，为什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王雪梅：我也说不清楚，在生活中，我对气味特别敏感，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两次尿裤子，为什么？我就是不愿意在学校那个公共厕所去上厕所，为什么？就是觉得那个味，我闻过一次以后我这一天不能吃饭，进入工作状态，走进我的那个法医工作间，包括开棺验尸的现场，包括解剖的现场，气味其实是很浓的，不是闻不到了，那个血腥味，粪便味，还有和腐败气体的掺杂在一起的化学药品的味也很刺激人，其实我的嗅觉也很敏感的，但是这些味道就全部都变成了一个刺激我的大脑那个神经细胞，去进行思考的那种兴奋剂了，我觉得我是一个把事业作为精神追求去忘情投入的那么一个人。 记者：那是因为你喜欢这个工作。 王雪梅：对，喜欢这份工作，就是全身心的去投入。 记者：不是说对气味没有感觉。 王雪梅：很敏感，在现场也非常非常敏感。我再去厌恶气味，我就无法工作了。还是对这份工作的热爱。 记者：你喜欢这份职业的什么呢？ 王雪梅：我从小就是那样的，特别厌倦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特别不能忍受那种循规蹈矩的重复性的工作，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我经常说我是那种需要用激情来支撑生命的人，如果这个生活特别枯燥乏味，如果这个工作就是特别千篇一律，天天这个样子，我说我生命很快就枯竭了，我会死掉的。 记者：一具一具的尸体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激情呢？ 王雪梅：带给我的那种，就是特别让我那种充满激情的法医世界。 记者：那你就告诉我们，我们觉得这个过程可能是不可想象，但是恰恰是你觉得这个过程是充满乐趣的，在哪里？ 王雪梅：你一定要让我说实话，我就觉得我这个职业特别好玩。 记者：好玩在哪儿？ 王雪梅：好玩在哪儿，迷宫你去走过吧。喜欢吧，我觉得，在我的眼里，可能你们不理解，全世界最最变幻莫测的，最最扑朔迷离的，最最神秘惊险的迷宫就是尸体。你们看他就是一具尸体，很脏很臭，但是在我的眼里头就是尸体上的206块骨头，600多块肌肉，形态各异的五脏六腑，千奇百怪的组织细胞，还有就是那个密布在尸体上那种电网似的血管和神经，你要是用电子显微镜看，你就觉得造物主真是太伟大了，那个人体大的就是整个一个世界，太大了。 记者：你感兴趣的是，他的死因到底是什么？ 王雪梅：对啊，就是说你好象觉得处处都是希望，但是每一步都有可能是陷阱。 20年来，酷爱法医职业的王雪梅亲手解剖了600多例尸体。1988年的一天，她在办公室接到了一个电话。 王雪梅：挺着急的，说这个案子有那么一个犯人，他说七天以前，因为打架斗殴嘛，然后被公安局拘留了，拘留七天以后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了以后，出来的时候还很好，两个小时以后，这个人还没进家呢，家里人还没见到呢，就死在那个外头的，死在酒店了。 当地法医部门作了几次鉴定，都没有找到真正的死亡原因，无奈之下请求王雪梅的帮助。 王雪梅：我就在电话里，我就问这个法医，他当时死亡过程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他说当时是他一出来就和一帮小兄弟去酒店喝酒了，就是在敬酒的过程，他站起来，刚一拿杯子，哗的一下，当时就是面色苍白，大汗淋漓，就是手捂着胸口，尖叫一声倒在地上了，就这么一个过程，就死了；他一说这个临床症状，这个死亡过程，我马上就，很快就一个病理名词马上浮现在脑海，就是肺动脉栓塞。 肺动脉栓塞是人体下肢静脉的栓子脱落后随着血液回流堵塞了肺动脉，引起急性呼吸循环衰竭的一种并发症，死亡率很高。 王雪梅：他是不是肺动脉栓塞，要符合两个基本条件，我问了一下，我说他身上有没有外伤，他说有，下肢有，就是软组织有，就是肌肉有挤压伤，好了，第一个证实了；第二个我说这个挤压伤是几天形成的，就是形成挤压到死亡这个时间有几天？说是死前的七天，好了，我心里特别有数了，胸有成竹了，我说行了，我说你们什么都不用再着急了，我说你现在找到心脏，沿着这个肺动脉，你往下剪，一直剪到你把这个血栓栓子给我找到，很快，很快就找到了。 记者：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王雪梅：他们没见过，我也没有见过，但是就是说肺动脉栓塞这个知识储存在脑子里头了，肺动脉栓塞，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是和外伤有关系的，就是下肢的深静脉，为什么不说上肢，就是下肢的深静脉受到挤压以后破裂了，内皮细胞破裂了以后，这个血液流通到这个地方，这个血液的有形成分，一点点一点点堆积堆积，就形成一个栓子，那么所以说我问第一个问题，就是下肢有没有外伤。从外伤到死亡是几天，七天，那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栓子形成过程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但是一般的情况下，七天以后他就脱落的，一旦脱落了，人就马上面临了死亡，那么我为什么就是说，特别胸有成竹，你就沿着肺动脉去给我，我为什么不说到别的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栓子，他一旦脱落了以后，他从下肢一直到心脏，进心脏这个阶段，都是越走越宽的，畅流无阻的，所以你一定不要跑到下头去找，就一定往上找，找到哪儿呢？到肺动脉，肺动脉再往下走就越走越细了，就是比他的直径还要细的那一段，所以你到那儿找，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法医在办案的过程中，思维一定要活跃、敏捷。 这个在电话里指挥就找到死亡密码的案件让当地法医大吃一惊，王雪梅神奇破案的经历也在法医界流传开来。 隔断 1997年夏天，王雪梅以首席法医鉴定人的身份与其他三位法医专家联合受理了一个特殊的案件，因为这个案件的原鉴定人正是王雪梅的老师，这位老师在王雪梅攻读硕士学位时给她带过法医临床学课程。 记者：这样一层关系对你来说，会对你的鉴定结果产生影响吗？ 王雪梅：不会，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我这个从来没有考虑过什么，这个案子是谁做的，但是我从内心，我真的一接到这个案子，我就希望我的老师做的这个鉴定是正确的，我记得以前我到整个的现场勘察，整个的调阅材料，整个尸体重新检验，我心里头一直在暗暗祈祷，我说这个案件别是纠错补漏，真的就是通过这个复核鉴定，推翻原来的鉴定，这样的话我觉得很多和我关系很好的一些很亲近的一些，包括我的小师弟，小师妹。我不希望这个鉴定是通过我的工作把原来的鉴定推翻的，我是从内心真是不希望。 记者：但事实上呢？ 王雪梅：但是事实上一旦进入工作状态，真的是由不得你，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种使命感，说起来有点大，但是我觉得，因为我的每一份鉴定书，我觉得是用生命去做抵押的。 记者：为什么说是每一份鉴定书都要用生命做抵押？用谁的生命做抵押？ 王雪梅：用我的生命做抵押。 记者：有那么严重吗？ 王雪梅：还原他的原本事实，你要对自己负责。 让很多人没有意料到的是，经过细致的调查和尸体检验，最终，以王雪梅为首席法医的鉴定组彻底推翻了原来的鉴定。 记者：但是你推翻了你老师的结论之后，你怎么面对他？ 王雪梅：大家在一起，就从来不会去谈这件事情，还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记者：不谈意味着什么呢？ 王雪梅：不谈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很正常，他们理解我啊。应该说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理解的。 记者：那为什么还有人觉得你工作起来很固执，很霸气呢？ 王雪梅：推翻原来的鉴定结论，这些过程作为法医，而且大家都是专家，其实是心照不宣的，王雪梅是对的，但是当时这个案件就涉及到当地情况比较复杂，在鉴定书马上要发出的时候，当地法院的院长就跟我说，原话，说王主任，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很敬业的人，他说但是这次我们希望你委屈一下，他说让我委屈一下，因为就是要考虑到稳定，当地政法委态度比较强硬，就说王主任，你是全国的法医专家，其他三位也是全国的法医专家，说其他三位专家的意见难道你就不考虑吗？我当时就回答，我说我一定会坚持我个人的观点，我要对我自己出具的鉴定书负法律责任，是吧。但是我说其他的三位专家，他们完全可以根据《刑事法》的规定，出任他们的鉴定意见，后来那个法院院长当时就急得跟我拍桌子说你这就是成心跟我们做对，谁敢出和你不一样的鉴定结论呢？我当时就说，我固执，我说他不敢出和我鉴定结论不一样的鉴定结论，这就说明，他认为我这个鉴定结论是对的，正确的，我说，你现在到我的办公室，我说你这样做，这样的态度你就是干扰我的法医鉴定，我马上可以给你报警，我说你信不信？当时他马上就特别，就说，压力太大了，其实我心里也很难受，我特别理解他，后来告到我的主管检察长那儿去了，他们去找我的主管检察长，我主管检察长态度，旗帜特别鲜明，王雪梅就是法医专家，她坚持她的那种，没有错。 由于工作的特殊，再加上王雪梅始终坚持自己的办事立场和方式，她曾得罪了不少与案件有关的人。 记者：这些结论可能对某些人，会危害到他们，因此你也说到了一些威胁，恫吓，有吗？ 王雪梅：就是匿名信太多，还有就是电话，匿名信，恐吓信，有时候我就不愿意拿回去，我就打开，就掉出一颗子弹，然后要不然遇到什么小刀子，那不是小儿科吗。 记者：为什么会这样子？ 王雪梅：因为鉴定结论，我觉得这个不是为什么，就是很正常，记者：控告你什么？ 王雪梅：就是认为你这个鉴定有问题啊？其实心里头挺委屈的。 记者：谁委屈？ 王雪梅：我委屈，但是我最大的自豪感和成就感是尸体，从尸体上得到的，我就觉得就是那种让我振奋的力量在支撑着我们，就是我的顾客死明白了，这是让我感到安慰的，就是再怎么告我，我就是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支撑我。 尽管王雪梅在工作中遇到种种威胁，但是她还是坚持自己的办事原则。工作之余，她每周末都会到离单位不远的景山公园参加市民自己组织的的文艺活动。 (一段唱歌，跳舞的纪实段落) 王：工作中看到了太多的阴森的，丑恶的东西，所以说工作之外，我真的就是贪婪的，就像一个顽童一样的，贪婪地去享受生活中一切美好和快乐。 2001年，王雪梅以自己的办案经历写成了一部小说《女法医手记》，这本书受到普通读者和专业人士的好评，更多人通过小说认识了法医这个职业，也认识了这位个性独特的女法医。 记者：很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法医，可能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会汇总到最高院，你这里，然后你去解决，可能有人就会问，是不是你的本事，或者说你的技术都比别人都高超，所以才这样。 王雪梅：不是，就是说，我特别感激最高人民检察院给了我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法医舞台，全国公安机关，还有检查机关，基层的法医，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经验极大的丰富了我的法医阅历，这个是别人，全世界任何一个法医病理学家都不可能得到的，我得天独厚，因为我在这个位置上。 因为法医学是一个经验医学，是一个应用医学，那么在它的过程中一定会有错误，那么实际上他的经验，都是在错误的总结中才得到成功的经验，那么我在这个位置上，有时候就是一种袖手旁观的位置，到我这儿以后发现别人的错误，实际上就是说别人的失败成就使我获得了成功，别人的错误使我赢得了名声。 2009-05-30 2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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