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年出国留学的人在国内学英文时，大都不知道欧美餐厅里常用的吸管“straw”一词的说法。国内简陋的英文教材里只有“pipe”这个单词，但Pipe一词在英文里，通常指的是下水道或输油管之类的大管子。有的留学生到了欧美国家后，在餐厅里问侍者要一根吸管时说：“Could you please give me a piece of pipe(能给我一根大管子吗)?”让侍者听上去一头雾水。 然而，对下水道的表述，我们更是缺少了解。很多年前，当我在美国第一次收到来自市政厅寄来的水费账单时，对上面的“Sewer Service Fee (下水道服务费)”一词十分茫然。在国内，已经习惯了街道办事处老太太们挨门挨户地收取十分低廉的水费，还从来没听说要交“下水道服务费”这回事儿。直到今天，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里，水费和排水费也一直没有被明确分开。 至少在大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基本上属于一个农耕文明的社会。如果从排污、厕所以及城镇排水这些视角来观察，中国其实算不上是一个“文明古国”。一种不能解决排污排水问题的文明，必然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文明。中国人拥有在舌尖上独步全球的饮食文化，但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足够的工夫去解决“吃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在北京，以“天子”自居的皇帝，居住在号称拥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间的紫禁城里，大殿、寝室、书房、御花园、博物馆等样样齐备，就是没有一间拥有现代化排污系统的厕所。包括皇帝的“太液”在内的各类排泄物装入木制马桶后被专门的粪车迅速运出宫廷。不管下多大雨，众多明暗排水沟都可以把雨水迅速排出宫外。不过，这类“文明”只限于宫廷之内，宫廷之外哪怕是洪水泛滥或臭气熏天，则与皇帝无关。 据查，“下水道”一词是日语舶来词。“下水”二字表明在功能上它是用来收集和排放城市生活污水、工业污水、大气降水和其他弃水的;而“道”字，则象征着“地下廊道式”城市排水设施。这样的排水廊道往往深埋在地面几十米以下，有着巨大的物理空间。例如巴黎和东京的下水道都是在地面50～60米以下，宽逾5米;宏大之处不亚于一座地下城郭。而我国城市中普遍采用的是“地下管网式”排水设施，在较浅的地下埋藏着口径多在一米左右的排水管。严格地说，只能称之为“排水管”，而实在称不上是“下水道”。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建设城市排水系统方面，主要的经验来自当时的苏联老大哥。北京、广州、天津、武汉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设起了现代化排水工程，苏联的“地下管网式”排水设施被全盘复制到了中国。 一位研究1949年后中国大学发展史的朋友告诉我，上世纪50年代初，当海淀区一带的地下排水管铺设完成后，引发了学院路地区高等学校的建设热潮。但唯独中国人民大学对此无动于衷，这所办学最早可以追溯到“陕北公学”的“新中国第一所大学”为了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延安作风”，坚持在校园里翻盖大量的平房。据说当时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指责说，在已经铺设了这么好“排水管道”的地面上盖平房，这不是勤俭节约，这是挥霍浪费。由于缺乏对城市“不动产以及相关设施”的理解和重视，中国人民大学这所拥有优秀师资和生源的著名大学，如今拥有着北京城内最狭小和拥挤的大学校园。 不过，即使被梁思成先生称之为“这么好”的排水管道，在设计上也是极为保守的，小口径的排水管承载能力极其有限，很难应对大流量的来水。与位于高寒地带、大部分地区降水较少(莫斯科的年平均降水量为582毫米，列宁格勒为585毫米)的前苏联不同，中国秦岭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年降水量都在800毫米以上，广州更是高达1600毫米。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和几个同学乘江轮经长江三峡抵达武汉，上岸后遇到一场暴雨，体验了“夏季到武汉去看海”的场面，在这个中国中部最发达城市的各条主干道上，看到了一片汪洋的景象。 不能不看到，中国的城市排水系统建设还一直存在着“重污水，轻雨水”的严重问题。因为大部分城市没有专门的雨水管道，雨水管和污水管是混合在一起的。从这一个角度看，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排水设施还只属于“污水管”，与“下水道”一词的含义相差甚远。 一座城市的排水系统，与所有市民的生活质量休戚相关。近年来，每临暴雨袭击，北京、武汉、广州等大都市都因排水不畅而陷入一片泽国。这样的硬件短板，显然与现代城市的属性相背离。据悉，目前中国正在兴建的摩天大楼总数超过200座，几乎相当于美国所有的摩天大楼数字总和。古人云，水满则溢。无论是污水还是雨水，缺乏适当的排泄，水就自然会泛滥成灾。在一片片高楼大厦崛起之时，面对管理的失序、资本的贪婪以及浮躁的氛围，难道唯有在一次次的大雨中，去忍痛品尝大自然无情回报的苦果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