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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所谓的最佳审判时间。但是法庭传言称，午饭过后的时间段优于午饭之前。一项有关以色列假释听证会的研究显示，餐点前胜利的机会渺茫。不过也存在众多其他偏见。今年夏天，《科学》杂志上对181名美国初审法官的研究显示，平均一年当中，有关精神疾病的辩解能减少量刑。只要辩护向法官告知罪犯是精神病患者，罪犯会平均被判处14年徒刑。 法官和凡人一样，也有出差错的时候，判刑是他们工作中最大的难点。美国的退休法官保罗·切尔诺夫称，宣判有罪与否还比较简单点。不同国家和文化中，偏见无所不在：同样一桩罪行，对男性罪犯的量刑比女性罪犯更重。黑人罪犯比白人罪犯刑期更久。漂亮女性和奶油小生的刑期相对较短。 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因素也会影响判决。2006年，一项德国的研究让法官们在（假定的）案庭上边宣读文件边掷（操纵）骰子，并作出宣判。掷出1的法官给出的量刑少于掷出6的法官。此类研究的结果已经成为美国法官强制性准则的引言部分。他们建议根据先前的案例以罪定刑。法官们不想因此而束手束脚。本周，俄亥俄州的22名法官提出信息自由化的要求，试图更改此类规章制度。 此外，也许还有更好的补救措施。其中一项正在进行当中。科隆大学的心理学家波尔特·英格里提议让法官直面那些偏见，并多少让自己免受偏见影响。他还提议在宣判刑事案件时启用多名法官。例如，在德国，由三名法官来决定最长三年以下的量刑；在宣判更重的罪行时则需五名法官出席。 一些人更寄希望于陪审团的表现。在澳大利亚的新威尔士，法律改革委员会希望在判决时有更多的公众介入。法官认为这些外行人无法把持法律的复杂性。不过谁也没研究过午饭和外行人心情之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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