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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界，彼得 · 德鲁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1909－2005年）的名声如雷贯耳，在他不平凡的一生中，共出版了40本著作，涉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文学、艺术、历史等学科。当然，德鲁克的成就绝不仅仅在于他的著作数量上，而在于他的著作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更新了人们对社会的观念，对个人、企业、政府以及非营利组织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在1990年代曾写道：“只要一提到彼得 · 德鲁克的名字，在企业的丛林中就会有无数双耳朵竖起来听。”许多享誉全球的CEO，都对德鲁克推崇备至。比尔 · 盖茨曾说：“在所有的管理学书籍中，德鲁克的著作对我影响最深。”安迪 · 格鲁夫也毫不掩饰对德鲁克的赞赏：“德鲁克是我心中的英雄。他的著作和思想如此清晰有力，与那些狂热追求时髦思想的管理学术贩子不同，他独树一帜。”在一定程度上，德鲁克已成为现代管理的化身，英国杂志《经济学人》曾经评价道：“假如世界上果真有所谓大师中的大师，那个人的名字，必定是彼得 · 德鲁克。”
1909年11月19日，彼得 · 德鲁克出生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的一个书香门第。当时的奥匈帝国，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是欧洲的一个大国。德鲁克的姓氏来自于荷兰语，意为“印刷工”。他的祖上有犹太血统，但并不信奉犹太教，亦非犹太人。彼得的父母都是开明的知识分子，勇于接受新事物和新思想。父亲阿道夫 · 德鲁克（Adolph Drucker）秉持自由主义理念，是当时著名的经济学者和律师，担任奥地利经济部的高级官员和帝国贸易部副部长；母亲卡罗琳 · 德鲁克（Caroline Drucker）是当时维也纳著名的知识女性，主攻医学，师从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现在看来，女性学医已经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的维也纳，则绝对是开风气之先。父母的风度、明智、文雅以及对新鲜事物的追求，塑造了彼得的性情，对其日后的生活和写作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
德鲁克放弃了已经打下良好基础的工作，毫不犹豫离开德国，来到具备悠久自由主义传统的英国，被伦敦的一家保险公司聘为证券分析师。一天，上班途中的德鲁克，偶遇以前法兰克福大学的同学兼学生施米茨。时事维艰，两位年轻人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相互依靠，很快陷入热恋。刚开始，由于德国和奥地利人之间的相互敌视，双方母亲都不同意他们之间的关系，最终在两人的坚持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德鲁克与施米茨于1937年1月结为伉俪。
自1933年始，德鲁克在伦敦工作接近四年，期间他曾经去剑桥大学参加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主持的讨论会。在一次讨论会上，德鲁克意识到，凯恩斯及其学生关心的是商品，而他关心的却是“人”，认识到双方的分歧之后，德鲁克确定自己不适合成为一名经济学家，随即不再参加这类讨论会。终其一生，德鲁克对凯恩斯理论颇有微词，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的1983年，借纪念凯恩斯和熊彼特诞辰100周年之机，德鲁克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现代预言家：是熊彼特还是凯恩斯》，指出熊彼特的经济学理论（如创新理论）更加适合20世纪后半期的经济现实，而凯恩斯及其传人主张通过扩大国家干预实现经济均衡，无异于痴人说梦。德鲁克刻薄地讽刺道：“这就好像医生发现病人已经罹患末期肝癌，动手术也无法治愈，却告诉病人说，如果你和17岁的妙龄女郎上床，你的病就会痊愈一样荒谬。”
德鲁克之所以站在熊彼特一边，首先是因为两人对经济现实的看法基本一致，他们都认为现代经济的本质是非均衡和创造性破坏，非均衡是常态，均衡是非常态。与之相对，凯恩斯学派却主张通过国家干预的手段实现经济均衡。德鲁克认为，凯恩斯学派的基本方向是错误的，所以他们越努力，离经济现实就越远。其次，德鲁克同熊彼特都深受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经济是个人行为的产物，“国民经济是该国中无数个人的经济活动的全部结果”，经济分析要立足于人。而凯恩斯及其传人的理论渊源于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其立足点是商品，致力于社会商品生产的均衡分析，通过买卖双方在自由市场中达成均衡价格，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然而，1930年代的伦敦经济学界，却是凯恩斯主义的天下，德鲁克虽不敢苟同，却无法撼动凯恩斯如日中天的地位。思想上的孤独，加上战争的临近，最终使德鲁克在1937年1月结婚两天之后，接受自由女神的召唤，动身前往美国。从此，德鲁克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德鲁克以英国几家报纸的驻美特派员身份赴美，这其中包括英国著名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然而，德鲁克本人却不认为自己是一名记者，而坚持自己“是以作家的身份来的”（美国的主流管理学界长期把德鲁克当作财经媒体记者看待）。实际上，身份不是问题，工作才是问题。德鲁克到美国后，就像他当初仓促到英国一样，首先要寻找立身之地。“在发现新世界之前，德鲁克必须先结束旧世界。”到美国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机会出版自己的处女作—《经济人的末日》，同时积极找工作。
1939年，《经济人的末日》终于出版，同年，德鲁克在纽约州的萨拉 · 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谋得了一份教职，德鲁克夫妇的第一个孩子也出生了。已届而立之年的德鲁克，终于在新世界有了第一个支点。
尽管德鲁克自己认为他不是管理学家，但是，德鲁克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仍然是管理学。他创立管理学说是从他1943年受邀研究通用汽车公司开始的；他的管理学著作，是以1946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一书为起点的；他在管理学界的声望，也是由1954年出版《管理的实践》一书建立的。此后，德鲁克成为管理领域最著名的思想家。但是，德鲁克始终没有在排名前列的大学任职。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他一直担任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商学研究所的管理学教授，1971年他离开纽约大学，到加利福尼亚的克莱尔蒙特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任社会学和管理学教授。
德鲁克的影响力，主要靠他的著作和文章。在新大陆的六十余年里，德鲁克出版了40本著作，并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和管理论文，七次获得《哈佛商业评论》和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联合颁发的“麦肯锡奖”。2002年，德鲁克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奖章”（总统自由奖章于1945年由杜鲁门总统设立，主要用来表彰为二战作出巨大贡献的军人，中国的薛岳将军是唯一获此荣誉的中国军人）。如今，总统自由奖章和国会金质奖章并列为美国公民的最高荣誉，从德鲁克在管理领域的影响看，他获奖当之无愧。其他各种荣誉和奖励，已经多得无法一一列举。
2005年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87周年纪念日，也是距离德鲁克意识到自己只能成为一名“旁观者”82周年，这一天，离96岁生日还有8天的德鲁克，因“自然原因”离开了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大师远去，但其丰富的思想遗产却令后人常温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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