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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与蓟镇长城防务 明朝为抵御退居塞北的蒙古族，在北方边境修筑了工程浩大的长城。而提起长城防务，很多人都会想到戚继光，特别是唐山境内长城所属的蓟镇长城，其防御能力的加强，戚继光功不可没。 戚继光，字元敬，山东东牟（今莱芜县）人，生于嘉靖七年（1528年），万历十五年（1587年）去世。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朝彻底走向衰落的时期，国力削弱，政治黑暗，内忧外患的困境却也涌出了戚继光这样的忠臣名将。戚继光在父亲去世后，袭职了登州卫指挥佥事，20岁就奉命远戍蓟门。在戍边的几年里，他亲身体会到了北方形势的紧张，蒙古族骑兵时常南下深入内陆，进逼京师。他先后两次上书呈献备敌方略，虽没被采纳，却给人留下了有勇有谋的印象，这为他后来的戎马生涯奠定了基础。此后戚继光先后在山东、浙江、福建沿海抗倭，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率领的军队被称为“戚家军”，他本人也与俞大猷等同为抗倭名将，声名远扬。 隆庆初年，“给事中吴时来以蓟门多警，请召大猷、继光专训边卒。部议独用继光，乃召之。二年五月命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这样戚继光再次来到他年轻时曾经戍守之地，直到万历十一年被调往广东。这十几年时间，他为明朝长城防御体系的最终完善以及抵制蒙古族入侵，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修建长城 明朝为加强北方防务，将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御区，分别驻有重兵，称之为九边或九镇，每镇均设有总兵官管辖。蓟镇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拱卫京师，是九镇中最重要的一镇。戚继光为蓟镇总兵官。 蓟镇长城最早修建于明朝初期，“洪武六年，命大将军徐达等备山西、北平边，谕令各上方略。从淮安侯华云龙言，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又九，皆置戍守”。“洪武十四年徐达发燕石等卫屯兵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宁、界岭等三十二关”。虽然到弘治、嘉靖年间长城也都有所修筑，但过于简单。真正大规模的修筑则从隆庆至万历初由戚继光完成的。 戚继光修建的长城由城墙、敌台、墙台、烽火台、关城等几部分组成。他巡行塞上，经过仔细考察，认为这些边墙不仅低薄，而且颓废较多，根本无法阻遏蒙古人的武装袭击。而且在旧长城线上虽有一些砖石小台，但这种小台彼此之间毫无联系，既不能掩蔽士卒，又没有地方贮存军火器具，敌军只要登高发矢，台上守军就很难固守，不利于战斗。于是他上疏言道:“蓟镇边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圮，徒费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具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于是自隆庆三年起，开始了艰巨的修墙、筑台工程，戚继光亲自监工，对工程质量要求极为严格。他将城墙分为一、二、三等，双侧包砖城墙为一等边墙，单侧包砖城墙为二等边墙，石城为三等边墙，要冲地段一律包砖，严禁任何偷工减料现象。在城墙垛口下的宇墙上以一定的距离及地势情况设置了望孔、射孔，有些地段在外侧城墙筑有雷石凹槽溜道，大大加强了防卫能力。 在加固城墙的同时，又修建空心敌台。所谓空心敌台分为三层:基座、中空及顶部楼橹。在戚继光所著《练兵杂纪》中对空心敌台有这样的记载:“今建空心敌台，尽将通人马处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围阔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冲处数十步或一百步一台；缓处或四、五十步，或二百步不等者为一台。两台相应，左右相救，骑墙而立。造台法:下筑基与边墙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余，中间空豁，四面箭窗，上建楼橹，环以垛口，内卫战卒，下发火炮，外击敌人。敌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近。每台百总一名，专管调度攻打。” 墙台是齐墙而建的平台，上面也可以放置军械、粮草等物品，并且可以协助敌台攻击来犯的近敌。烽火台与敌台密切配合，形成一定的传烽路线，一遇敌情，举烽鸣烟放炮，迅速地把情况传递到蓟镇防线。而关隘处建筑的城堡，在战时守兵登城打仗，平时则可在城门设卡盘查过往行人。一时间在东起山海关，西到居庸关的两千里防线上，长城随着地势蜿蜒起伏，加之疏密分布的敌台、烽火台、关城等建筑，高下相间，蔚为壮观。 二、边镇练兵 明朝的兵制本来是比较完善、比较合理的，对平时练兵、战时用兵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兵制几乎成了空文，守边官兵纪律松散，战斗力很弱。为此，戚继光指出了守兵的七处被动局面:“蓟门之兵，虽多亦少。其原有七。营军不习戎事，而好末技，壮者役将门，老弱仅充伍，一也。边塞逶迤，绝鲜邮置，使客络绎，日事将迎，参游为驿使，营垒皆传舍，二也。寇至，则调遣无法，远道赴期，卒毙马僵，三也。守塞之卒约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临阵马军不用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军心离，六也。乘障卒不择卫缓备多力分，七也。”并认为“七害不除，边备曷修”。相比之下，蒙古兵骑兵一来往往就是十多万，使边镇防不胜防，而且蒙古兵可集中军力，专攻一路，长驱直进。另外他们迅猛快捷，不易抵挡。此外明军作战倚仗火器，但塞外北风高厉，尘土蔽天，明军处于下风，火器不易奏效，加上那些骑兵往来飘忽，何时来攻，不易捉摸。这样使得客观上、主观上明军都处于被动之中。 戚继光为了提高练兵效果，在较短时间内解决“将骄卒惰”的问题，上报朝廷批准，从浙江调来了训练有素的将士数千人，作为练兵的骨干和典范。这些浙兵是他原来在沿海抗倭时召募的精兵，“浙兵三千至，陈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在练兵过程中，戚继光强调两点:一是平日训练要认真，二是练兵必须循序渐进。在教场操练时，他非常重视金鼓号令和行伍营阵，令士卒必须如临阵一般，不能徒具形式。士兵自入伍到编队，由熟悉命令到辨明金鼓、旗帜，由品质的教育到营阵武器的操练，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与此同时，戚继光还从实际出发，注重战术训练。他认为，用兵时必须根据地形的不同而采纳不同的战略战术，不能千篇一律，不顾客观条件。“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胜。”他把蓟镇地形分为三种:一为平原，内陆百里以南之地；二为半险半易，近边之地；三为山谷仄隘，边外之地。平原广陌利车战，半险半易之地利马战，山谷之地则利步战。据此，他创立了车营，注重车、马、步兵的混合训练。“车一辆用四人推挽，战则结方阵，而马步军处其中。又制拒马器，体轻便利，遏寇骑冲突。寇至，火器先发，稍近则步军持拒马器排列面前，间以长枪、莨筅。节制精明，器械犀利。”使蓟镇军容成为诸边之冠。 蓟镇戍卒军纪严明，与戚继光重视“明恩威”也是分不开的。所谓“明恩威”，就是要赏罚分明。赏罚的尺度如何把握非常关键。在戚继光所著的《练兵纪实》一书中，曾经指出:“有赏千金而不劝者，有不费数金而感深挟行者，有赏一人而万人喜者；有斩首于前而不畏于后者，有言语之威而畏如刀锯，罚止数人而万人知惧者。”这就需要在赏罚上合于情理。戚继光明确奖罚制度，淘汰平庸的将领，严处违纪官兵，升赏戍边有功人员。并且爱护士卒，至诚待下，大大鼓舞了士气，增强了战斗力。 三、抵御入侵 修建长城，边镇练兵，使蓟镇一带长城防务迅速加强，蒙古族骑兵的入侵一次又一次被击退。据《明史》、《永平府志》等史料记载的战事就有: 万历初，蒙古朵颜部攻喜峰口，戚继光率兵出青山口御敌，败却之。 万历元年春，朵颜部董狐狸及其兄子长昂谋犯，驰喜峰口，索赏不得，则肆杀掠，以诱官军。继光出击，几获狐狸。 同年夏，二寇复犯桃林，不得志去。长昂亦犯界岭。官军斩获多，边吏讽之降，狐狸及款关请贡。 万历二年春，长昂复窥诸口不得入，则与董狐狸共逼长秃入侵明境。戚继光逐，得之以归。于是二寇率部长亲族三百人叩关请死罪，狐狸服素衣叩头乞赦长秃。继光及总督刘应节等议，遣副将史宸、罗端诣喜峰口受其降。皆罗拜，献还所掠边人，攒刀设誓。乃释长秃，请通贡如故。 万历七年冬，土蛮部见蓟门无隙可击，便派兵入侵锦州营。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向继光求援。戚继光于狗儿河、石河等地败却土蛮。 从这些战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朵颜、土蛮等蒙古部族对戚继光闻风丧胆。更值得提到的是，戚继光在退敌战略上虽然以防守为主，但是他不是被动的防御，而是把守与战结合起来，改变了长期以来“虏”入内必变客为主，而明军则以主为客的被动局面。在他坐镇蓟州的十几年里，游牧部族不敢窜扰，蓟州全境“一矢不惊，军民安堵”，保证了塞内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甚至可以说在明朝日益衰落的时期，戚继光以他的能力，部分地扭转了长城防务的消极防御。 戚继光取得的辉煌战绩一方面取决于他的卓越的军事才能以及报国之心，另一方面也由于张居正、谭纶等为首的朝廷重臣给予他的信任和支持。张居正去世后，戚继光被谗言困扰，万历十一年，“给事中张鼎思言继光不宜于北，当国者遽改之广东。”戚继光悒悒不得志，不久离开人世。但是戚继光戍守蓟门所做出的贡献已被载入史册，有关他的动人故事至今仍在长城沿线的村庄广为流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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