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童年时代你就喜欢写作吗？
若：不，所谓的神童，我从来不是。虽然八九岁时我写过一个故事。我过着一个正常孩子的正常生活。我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学生。只是当我开始在公共图书馆里、在夜间看书时，我才遇到了文学。但是我不记得读的是哪些作家的作品了。因为我看的书很乱，毫无计划。那时没有人告诉我：这个该读，那个不该读。作为读者，我没有头绪地闯入了文学。不管怎么说，在那个时期，在18岁的时候，我的确写过一些十分质朴的诗。
我读文学作品的原因，是想模仿。我想，我就是这样开始写作的。不是为了模仿某个具体作家……只是学着写写而已。目的不是为了过一种作家的生活。有事实证明我从没有产生过想过作家生活的愿望：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罪孽之地》后，20年间我什么也没有再写。
记：为什么？
若：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写的。一个人总有什么可以写，这是实情，但问题是，你得考虑值得不值得写。有人对我讲，20年不写东西也许是为了取得经验。这是瞎说，再说，谁保证你20年后会重新写作呢？
记：你放弃写作和你关心本国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和你加入共产党有关系吗？也许因此而耗去你许多精力？
若：不。我的第二部作品是一本诗集(即《可能的诗歌》)，1966年出版，即在我44岁的时候。原因是我恋爱了。
记：但是你以前说过，文学中没有什么浪漫的东西。
若：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和恋爱之间有一种直接联系。我认为，我们总是把文学活动和文学生活、把写作或不写作的理由弄得比较浪漫富有诱惑，仿佛必须有一个灵感缪斯。我认为不是这样。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这样，但是对我来说却不然。
记：一句话，对你来说，写作不是一种不可抑制的激情。
若：不，从来不是。我甚至多次说过，写作是一种工作（某些人对此可能感到惊愕，他们认为作家生活在一种不同的世界里，过着另一种生活。）我不受那种愚蠢的灵感的支配。所谓的灵感的东西总是产生于环境。我们生活在一个地方，我们所处的环境和经历的事情就来自我们周围，和我们相关。我们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东西都和我们相联系。如此而已。
记：想象来自记忆。
若：可以这么说。它来自同你正经历的事情的辩证关系，来自你将一切同你自己的内心世界联系起来的能力。某种想法以那一切为基础产生。这就是一切。作家不是一种非凡的人，就是说，你有一些事情要讲述，像任何一个有工作的人一样，你必须尽可能地把工作做好，你要尊重自己和你做的工作。工作做好了，你会感到。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工作不像你喜欢的那样，你就会感到恼火。
记：这种轻看写作、削弱它的重要性的态度和你的政治思想有关，你想把作家变成一个普通劳动者。但是当你自己坐在电子计算机前，脑海里充满想象、置身另一个世界时，你也像一个自认为是创作者的作家。请原谅我这么说。不过，你写作时善于创造世界。
若：我不知道什么叫创作者。应该说，所谓的创作者，并不限于一些十分专门的职业活动。如果一个人植一棵树，或移动一块大理石，或者用双手干什么事，使用几件工具，这都是广义上的创造。所以，我承认创造，但是我认为它和许多人有关系。而且不能机械地认为一个人创造的东西都是好的。一个人也可能创作一部坏小说。
记：你认为你有写作的才能吗？
若：才能，我有。问题是，不能把它神秘化。有一些事情我能做，有一些我不能做。我不能在短短的几秒里跑完一百米。这就是生活。说到写作，我确实认为自己有才能。
记：对你来说，文学是一种责任吗？
若：文学不是一种责任。从来不是。责任，如果存在的话，它是指那些当作家的人的责任。文学不能被当作工具。不能说它为这个服务，为那个服务。
记：你曾经认为它可以用来改变社会吗？
若：文学不能用来改变社会，我从来也不相信它有这种功能。相反的，是社会的进程给文学以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对读者没有影响。不过，尽管一本书发行一百万册，我们也只能想到今天世界上有60亿人。所以那一百万册书只属于极少数看书的人。
记：并且他们总是最清楚发生的事情的人。
若：的确。文学常常像一种装饰品摆在那里。当然，在某些时候，文学试图起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当它遇到理解作者意图的读者的时候，所幸的是，一切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一切人都有自己的位置，甚至胸无大志的人也有自己的位置。文学，要成为好文学，不一定涉及对人类的未来具有重大意义的题材，人类的未来不掌握在某个作者的手里。
记：所有的作家都想多卖些书。
若：是的。为了讲得不那么难听，应该说，所有的作家都希望人们看他们的书。
记：除了文学生活外，你的另一种生活是在葡萄牙共产党内战斗。
若：我于1969年正式入党，那时我57岁。我一直是个基层党员，写的东西很少。当时我在一家出版社工作，一天到晚被包围在别人的书中，但是写作一点儿也不使我动心。
记：如果你不恋爱，也许就永远也不写作了。
若：是的，我需要表达对感情的赞美，但是不止于此，因为一件事推动我去做另一件事。爱情是一种动力，它在我心中产生一种运动，某种东西开始前进……但是我仍然否认把此事变成某种浪漫的东西。我是说，在写作上，我不愿意看到完美的现象。一切都是那么正常，在你面前有一张纸，你有一种感受要表现，于是你开始工作，一句话接一句话地写，把一个字改成另一个字。没有任何鬼怪干预，也没有灵感的光亮在你背后闪烁。写作只是一种工作。你如果有才能，一定能写出好东西来。但是，如果你没有才能，并且意识到你作为艺术家的弱点，你也许能在工作的基础上克服它。认为艺术家凌晨三点在他的顶楼上受罪的想法是虚假的。
记：你的名著之一是《里卡多·雷伊斯死亡之年》。佩索亚(葡萄牙作家)是怎样影响你的？
若：当我打算写这本书时，我已有准备写后来写的另一本书《修道院纪事》。《里卡多·雷伊斯》是一部好小说。
记：读别人的作品会让一些作家产生麻痹感。也许佩索亚曾让你感到麻痹吧？
若：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对所有的人来说，他非常真诚。不，任何一个作家也不曾使我感到麻痹，同样，也没有一个作家赋予我写作的理由。我从来不认为，由于塞万提斯写的《堂吉诃德》，最好我不要去写。或者，由于那是塞万提斯从前写的，所以我要写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你应该做你的事，就如同塞万提斯做了他的事一样。问题是你不是塞万提斯。写《里卡多·雷伊斯》时，我曾问自己当时能不能写或需要不需要进一步深入佩索亚的世界。但是我始终没有动摇写这本书的念头。在写《修道院纪事》时，我仍然想着《里卡多·雷伊斯死亡之年》。写完《纪事》后我便动手写它。一切都产生得十分顺畅。做完一件事，接着做另一件事。
记：你是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然而你谈论文学的态度十分平静，仿佛写作不会带来任何问题，好像你不是在写作，而是在做椅子。
若：对极了。我讲故事就如同做椅子。椅子应该做结实，你如果愿意，还可以把它作得艺术一些，甚至漂亮一些。你不用多去考虑它，这样做完全对。尽管有许多读者总想把事情理想化，但是你对自己工作仍然有一种责任，而且对每个人来说，对待工作的责任是不同的。对我来说，情况十分清楚。因为不是我曾经和人民生活在一起，而是我属于人民。我看见我祖父赶着母猪去牧场，我祖母早晨四点起来去割草或去担水。我经历过这一切。我们都有一双相似的、一样的手，并用手做事。可以用手写《神曲》，也可以用手杀人。
记：你属于人民，你愿意继续属于人民。我发现，被授予诺贝尔奖后，你采取了一种十分明确的态度：怎么想就怎么说，现在你这样做的机会将比任何时候都多。
若：如果我有什么理由虚荣一回的话，那是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怎么想就怎么说。关于此事，我不希望有任何误解。此时此刻也许我比任何时候都关心把事情讲清楚，免得在读者和其他人中间存在丝毫这样的疑问：由于获得了诺贝尔奖，我变得更谨慎了，将不会说以前说过的事情，或者，为了不刺伤人而更小心地来说。不，无论伤人还是不伤人，我是无意伤害任何人的，我将仍然怎么想就怎么说。
记：你仍旧是共产党员。
若：不错，尽管好像没有人相信这一点。我过去是，现在是，我想直到我的岁月结束我将仍然是共产党。我没有理由放弃它，但是看来人们似乎对此并不理解。
记：很可能因为共产主义遇到了挫折。
若：一些人在具体执行某些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学说时发生了偏差。但是从前做过的事情仍然具有生命力。这如同15世纪一艘三桅帆船沉入大洋之中，由于发生了此事，加上造船人和水手是些白痴，人们便决定不再造船。许多哥特式大教堂在建造过程中倒塌，因为那时还不清楚如何建造它。后来才掌握了建造大教堂的技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遇到的问题也是这样。
记：诺贝尔奖对你本人有什么影响？
若：我想把此奖授予我，一定是因为我作为作家坚守我的岗位这个事实。没有理由让我离开我的岗位。我还是原来的我。我的思想不会改变，我和世界、我和人们的关系将依然如故。我会像以前那样把自己的想法清楚地讲出来。
记：哪些作家更好地代表了20世纪的精神？
若：卡夫卡、佩索亚和博尔赫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