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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登高山，不知山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荀子·劝学》) “知其不可为”只是凭经验作出的初步判断，不一定准确，也并非实际的“不可为”，到底可不可为，只有通知实践来验证，也就是要“为之”，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如果知其不可为就不为，就等于承认凡事无须坚持，遇到困难只管放弃，听天由命，随遇而安。那么就不会有力挽狂澜、扭转乾坤、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如有神助等等情况的发生。英语里有一句谚语：自助者天助，就是这个道理。用姚明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了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肯定不会成功。 二 这是一种精神 “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对孔子的概括真是入木三分，深刻得很。显然，这个守城门的人并不是一个等闲之辈，而是一个修养 很高却隐身于市朝的大隐士。回到“明知不可而为之”这句话本身来看，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形象勾画。 一个人知道自己所从事的事情是可望成功的，于是坚持干下去，最后果然取得成功他固然是一个成功的人，但说来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了不起。 而一个人明知自己所从事的事情，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取得成功，但他还是一丝不苟地坚持做下去，“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为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而献身，这就非常不易而难能可贵了。就像愚公移山，又像西绪福斯把石头推上山坡，圣人何尝不知道“克己复礼”任重而道远，但却周游列国，“累累如丧家之犬”而精神不改，晚年退居讲学，仍然以礼乐文化为核心内容，为推行“仁道”而贡献力量。正如曾子所说：“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正是这一方面的精神，突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特征，与知其不可而不为的道家大相径庭。 三 这是一种使命 (晨门)知世之不可为，而以讥孔子，不知孔子之知其不可为而为，正是一种知命之学。世不可为是天意，而我之不可不为则仍是天意。道之行不行属命，而人之无行而不可不于道亦是命。孔子下学上达，下学，即行道。上达，斯知命矣。然晨门一言而圣心一生若揭，封人一言(《论语·八佾二四》“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而天心千古不爽，斯其知皆不可及。(钱穆《论语新解》)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所谓“不可为”，不是不能去做，而是在一般人看来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认为没有必要去做。一定要保证很快就见功效才去做，一定要先有利于自己才去做，一定要先有利于自己所在的全体才去做，一定要有利于当时的时代才去做，这几种情况虽然有不同，但都是从事功的角度来说的。圣贤君子做事，所重视的是道义，事功的实现体现在道义之中，而不是把事功放在道义之上。如果不符合道义，即使有局部的、暂时的利益，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患。依据道义去做事，即使局部或暂时看不到利益，但是，全局的、长久的利益就在其中了。 孔子不因为是否成功才决定做不做，而是因为应该做，就去做。儒家讲“无所为而为”的学说：一个人不可能无为，因为每个人都有些他应该做的事。然而他做这些事都是“无所为”，因为做这些事的价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内，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结果之内。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 他尽了一切努力，而又归之于命。命指天命，即天的命令或天意，它被看作一种有目的的力量。但是后来的儒家，就把命只当作整个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条件和力量。我们的活动，要取得外在的成功，总是需要这些条件的配合。但是这种配合，整个地看来，却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这样做，就是“知命”。 科学实验科学研究中，艺术创造中，学理探讨中，新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使自己成为一个垫脚石，成为铺路的石子，成为划时代的突破的一个序曲的例子不胜枚举，没有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没有为而使之可，就没有历史的前进与科学的进步，就没有人类文明的积累与辉煌，就没有可歌可泣的历史、今天与未来。你必须具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必须在追求成功，追求高妙，追求高境界的同时具有不怕碰壁，不怕失败，不怕风险，不怕付出，更不怕投入的决心和勇气。 但还有一点，沉重的一点，我必须告诉读者：虽然我坚信美德是必要的，智慧、光明、心胸和境界都是必要的和有着奇妙的效用的，但是这些好东西并不注定它一出现就所向披靡，它们的被承认，它们的发挥、运用和成功仍然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开始之前之中乃至之后，仍然有人痛恨美德，痛恨智慧。原因很简单，你的善良反衬了他或她的恶毒，你的智慧凸显了他或她的冥顽，你的博大提示了他或她的褊狭，你的光明照耀着他或她的阴暗，你的学问、好学更比较出了他或她的昏乱刚愎不学无术。这样你的存在就成了对恶人蠢人糊涂人的挑战，成为他或她的奇耻大辱，成了他或她的眼中钉。怎么办呢?能够因而就不善良不好学不智慧不光明不宽广不高妙起来吗?能够向愚蠢和恶毒投降吗?不，不可能，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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