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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在孔子心中的重要程度，可以通过这样的一句话，来体会。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第九》） 学，是君子在通向仁义的道路上不断修习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最初级的修习； 适道，是趋向于道德意思，也就是立志于寻求大道的意思，相当于“笃信好学”的意思，较之一般的学习，这就要从本质上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不是每一个求学之人都能做到的； 立，是有所确立，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是思想观念的进一步成熟，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是世界观、价值观的基本完善，已经进入了“守死善道”的境地； 权，则是权变，是在原则基础上的变通，相当于“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不学习，则不能明白道的存在，就好像小人不知天命而无畏一样； 未适道，就有所立，也就是还没有明确的，远大的，正确的志向的时候，就将自己的思想观念固定下来，自以为是，就会对进一步的学，造成阻碍——这是绝大多数普通人常犯的错误； 立而不权，也就是虽然建立起来的思想观念是基本正确的，但是不懂得权衡利弊，变化应用，则害于奉行，和推行大道。{明朝的方孝孺} 所以，由学到权，是一个由吸纳到成熟，再到自由运用的过程，而权本身也属于用的范畴，是学的目的所在。 从这个角度看，这句话中描绘的由学到适道，再到立，再到权的过程，也正是一个关于权的学习过程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过程告诉我们，权是建立在立——世界观、价值观的基本完善的基础上的。因为，权的结果，在许多情况下，是具有颠覆性的。 关于儒家的权，一个最具颠覆性的内容，就是对信的把握。首先：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论语·为政第二》） 这句话的前半段，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诚信，就像车没有连接的机关一样，寸步难行。 可见，信在孔子心中的重要性。 但是紧跟着孔子又曰：君子贞而不谅。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说君子只要做到贞就可以了，不用谅。其中贞的意思，前面已经说了——是正、直、固的综合。 “谅”其实也是信的意思，只是属于小信，小得承诺等等。 看来，信在孔子这里是有选择的。而这个选择的标准，在《论语》的第一篇中，就加以了明确，简单的说就是义。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论语·学而第一》） 义是对外行为的标准，虽然标准是不变的，但是事件影响的大小是有所区分的，这个区分，就为权提供了依据。所以，概而言之这个判断的过程，应当分为两个过程： 第一，是合不合于社会广泛认同的那个义。这就与《水浒传》中的哥们义气，形成了区别。 第二，如果都合于义，那么再去比较影响的大小，取大舍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两利相权取其重。 在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管仲仁否的辩论。 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是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之前的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对当时乃至后世中国的政治走势，都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但同时也是一个在许多方面，与当时的传统道德标准有所抵触的人物。比如孔子就认为他不节俭，不知礼等等。 所以，在当时管仲应当是一个从满了矛盾的政治焦点人物，进而也必然会引发许多讨论。 在宪问篇中，就连续记载了子路、子贡两位孔子的高徒，对其产生的质疑。质疑的焦点，是说管仲是否称得上仁。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第十四》） 我们现在可能很难理解，但是在当时临危致命，为主人尽忠而死，是判定一个人，是否属于志士仁人的一个重要标准。 显然，管仲在这方面，是不及格的……所以，子路认为管仲没有做到仁。 孔子的回答，与子路提出的问题的最大不同在于，所选的参照物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 子路是站在主仆关系上，来看是否合乎仁的标准； 孔子则是站在对国家政治导向的影响上，来看这个问题。 所谓“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是说桓公会盟诸侯，主要是通过道义的力量来促成，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胁迫。 作为第一代霸主，他的行为方式，在实际上奠定了后世霸主，乃至历代中国的政治美学标准。 可以说，我们之所以在强盛之时，没有成为一个强盗国家，没有以掠夺他人财物为乐，为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受限于管仲与桓公当年定下的调子。{救燕送地} 这怎么能不是一种仁及天下，乃至后世的行为呢？与此相比，尽忠主上而死的仁，显然太渺小了。 相对于耿直而好冲动的子路来说，工于言辞，善于经营的子贡，要相对沉稳、理性的多。但是也提出了几乎完全一样的问题。可见，权变之道的难以掌握。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也。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第十四》） 孔子对子贡的回答，也相对更加全面一些，不仅讲到了管仲在政治上的贡献，还讲到了对保护中原文化传承上的贡献。 最后直接贬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就是坚守小信的不可取。 实际上，是暗含了用管仲的贡献，与以 “自经于沟渎”来守小信而的行为相比较，进而以其间的大小差异，来证明管仲的选择的正确性。 桓公称霸的口号是尊王攘夷——尊王是政治，攘夷是文化。 持守小信，而自经于沟渎，实际上就是保持自己的名节，为保住自己的名节，而置天下于水火而不顾，能是义吗？ 作为有志于天下的君子，临危致命是其义。那么面对天下危亡，连自己的名节都不能舍弃，能是义吗？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反之，如果信不近于义，甚至不合于义，还用复其言，守其信吗？ 可见，孔子的权，是建立在对义的坚守和权衡基础上的，而不是对个人私利的掂量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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