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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靓丽的抚州妹 名副其实的“才子之乡” 抚州人给人最深印象莫过于好学上进，尊师重教了。抚州有三大现象风靡全国，一是“抚州高考现象”，一是“抚州陪读现象”，一是“抚州神童现象”。 临川高考现象始于宋，兴于明，鼎盛于当代。自宋而清，仅临川一县进士及弟者2000多人，这在江西各县名列前茅，其中嘉定16年中12人，占全国4％，宝庆二年中18人，占全国6％，咸淳元年考上22人，占全国7．33％，“儒林传为美谈，公卿耸观，朝野震动，盛称临川为人才之乡”（董震《东发日钞》），而乐安一个小小流坑村，也居然“五桂齐芳”，“一门十进士”，“才子之乡”称呼也由此而来。今日的“临川高考现象”则更令人咋舌，抚州一中曾一个班考取少年大学生15人，竟占全国少年大学生十分之一。 伴随“临川高考奇迹”而来的是“抚州陪读现象”，远至哈尔滨、新疆，近至南昌、丰城，贵则北京、深圳，数以千计的家长辞工请假，伴随儿女来抚州求学，甚至推高了当地房地产价格，拉动了临川一中、临川二中所在小镇的经济，美国《世界报》还全文转载了中国青年报《临川偏僻小镇的高考奇迹》一文。 那么抚州人为什么会读书？抚州为什么能出那么多才子？ 正如“克林姆林宫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列主义”，中原历史上两次战乱造成的民族大迁徙，使昔日还处于蛮荒之地的抚州接受了大量的北方移民，如王、李、吴、曾、晏、陈等抚州六大世家就是在五代时期避乱而来。如果只是一二个世家也许没有那么强的化学作用，而六大世家汇聚抚州，其影响力就可想象了。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也带来先进的农耕技术，于是抚州不仅成了“赣抚粮仓”，日后也成就为“才子之乡”。 抚州文化繁盛也与历史几位宦游过抚州的名士有关。大书法家王羲之、颜真卿、著名诗词家谢灵运、陆游都在抚州当过地方官，《世说新语》和《诗品》编著者刘义庆和钟嵘都袭封过临川王……这些文化巨星不仅留下大量遗墨华章，也把抚州变成文人墨客聚会之地，他们办学院，开讲坛，收弟子，引领了当地风气，使抚州形成了浓郁的尊师重教风气，普通人家不患家中贫困，而患子弟不读书上进。又以流坑村为例，一村竟有书院多个，为中华之最；读书人多就书为贵，于是金溪的浒湾镇便成为古代“四大刻书重镇”，有“临川才子金溪书”之说，难怪临川才子那么能言善辩，真是应了《刘三姐》那句“你书哪有我书多”。 世家多了，文化人多了，家族与家族之间的无形较量和攀比也开始了。王家出了王安国、王安石、王安礼、王雯，王安国、王安礼、王雯世称“临川三王”，晏殊和儿子晏几道开创了婉约词派，人称“临川二晏”，陈家出了陈郁、陈世崇，世称“临川二陈”，此外还有“临川二谢”（谢逸、谢过），“临川二危”（危稹、危和），宜黄二乐（乐史、乐黄目）；金溪三陆（陆九韶、陆九龄、陆九渊）；南丰五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协），为了不让子孙落于下风，各世家争相聘请名师，子弟也早早发蒙，于是一个个小神童也脱颖而出。这种风习也很快感染到民间，于是就有普通人家也有方仲永这样的“童年才子”出现，而哪家人家出了神童，便广受人们尊敬，甚至可以作为炫耀出风头的资本，方仲永也是这样被耽误了，最后“泯然于众人”。 直至今日，这种“神童现象”还在抚州延续。全国曾经刮过一阵办少年班之风，风过后大多都销声匿迹了，而抚州一中仍然在坚持这个实验，抚州超常教育也被列为国家八五教育科研项目。 精英虽然是少数人，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再加上他们占有“话语权”，“临川才子气质”也就因此能够深深影响着整个抚州种群的性格，影响抚州大众的普遍价值取向，形成一种历史传统，延续千百年而不改。每年中考，高考之后，抚州的大街小巷、报纸电视，到处是各个学校炫耀自己成绩的广告海报横幅，甚至有的以假乱真，令人眼花缭乱，因为哪个学校都不敢暴露自己今年考糟了。 今天的抚州人为什么会读书，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以农为主的抚州，由于经济低迷，就业困难，为了改变人生命运，抚州老百姓节衣缩食，集全力以扶持儿女读书，而子女一旦跃入龙门，便能“蛤蟆变墨龙”，不仅解决了个人就业之虞，成为城里人、白领人，也可能从此改变整个家庭命运，所以在抚州又有“三苦”之说，“教师苦教，学生苦读，家长苦熬”，后来各级政府也参与进来了，又加上了个“政府苦抓”，如果有那届高考没考好，不仅学校交不了差，就连县太爷也惶惶然，这可能记录入史册，影响民众对政绩评定呀！于是高考升学率不仅指挥了学校，指挥了家长，也指挥了当地政府。近年来临川一中、二中纷纷斥巨资扩建，政府投资动辄就是几个亿，并被列为抚州重点工程项目，追踪考核进度，定期在媒体上向广大市民报告，这可能是其他地市难以看到的现象。在抚州农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还真不是假话。 抚州人的性格呈多样性 抚州多样性的地理环境，又使抚州人的性格呈多样性，甚至有时互相矛盾。 临川人地处赣抚平原，古代水陆交通发达，迁徙而来的外来人口多，见识广也胆子大，临川又因土地肥沃，人口繁衍过快，到明代时就已是“土狭民稠”，以至“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所以临川人堪称抚州人中的“犹太”，他们结伴出走，多以搞建筑、卖彩票、贩水果、鼓捣瓷器而出名。说来也怪，景德镇人辛辛苦苦烧出来的陶瓷偏要由临川人来卖，而且钱大部分被临川佬赚走。临川唱凯一带的农民，他们扎营北京潘家园，混迹琉璃厂，其中有些还会弄虚作假，成了卖假古董的文物骗子，搞得声名狼藉。最惨的是当地政府还接到过外交部的电函，要他们派人出国去接回在国外卖瓷器卖出事的商贩，造成了国际影响。卖古董的还称得上“雅”，而临川崇岗一带的农民却因为“打大包”打出了恶名。原来崇岗一带农民，遍布全国中小城市，以性病专家自居，承包各地医院科室，广告满天飞，以致无临川专家就开不了性病专科。故称“打大包”。这些身披白大褂，手无行医证的专家，后来不少还真的掌握一手绝活，能吊上有钱的豪客半年，也能三五天药到病除，拿捏把控十分到位。“临川建筑”则成为临川人的骄傲，十万瓦工遍布华夏，上海的“白玉兰杯”建筑最高奖被临川人拿走了五六个，让上海人搞不懂。 而临川周边县的人性格要朴实厚道得多。资溪的面包、广昌的物流、黎川的家具，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老实、厚道、守信、吃苦，这些抚州山里人的性格帮助他们有了好名声，也让他们一天天做大，真是“性格决定成败”。 抚州与南昌最近，但抚州人却最不待见南昌人，据说抗战时有几个南昌人领着日本鬼子进过抚州城，烧杀掳掠比鬼子还恶，从此抚州人喊南昌人叫“南昌鬼子”，更重要的是在多次的交往中，抚州总要吃南昌的亏。其一是南昌划走了抚州最富庶的进贤县，这一划不仅划走了李渡酒，文港的笔，温家圳的粮仓的还把晏殊、盛中国给划走了，以致盛中国走穴走到南昌，声称我是南昌人，走到抚州，声称我祖籍是抚州人；其二，为了保证南昌县的灌溉用水，焦石做起了拦河坝，这一拦截断了抚河航道，也造成了抚河流速变缓，泥沙淤积，连鱼虾都不见了踪迹，上世纪六十年代文昌桥上可跳水，如今可以走过河；其三，上世纪九十年代抚州人抢先一步，发展起来了五皇殿布匹市场，名列全国十大布市，南昌人后来要建洪城大市场，就跑到抚州来挖墙脚，七搞八弄，抚州五皇殿倒了，南昌洪城大市场却起来了。 抚州与南昌虽然很近，口音却大不相同，南昌话柔滑俏皮，抚州话生硬粗放，平常的故事用南昌话来表演，可以笑破人家肚子，如《松柏巷里万家人》。也许从口音也可听出两地的差异，抚州人实在，南昌人则油滑，所以抚州人斗不过南昌人。 抚州人与吉安人相近，一个是庐陵文化，一个是“临川文化”，共同撑起江西的文化大厦，从宋代以来，两地都走得相当近，文人之间的交往也最多，两地人都儒雅有礼，互敬互重。感觉是抚州人更蛮些，吉安人更韧些，抚州人处事更简单，吉安人处事更技巧。 抚州人与上饶人一样，经商意识较强，人民吃苦耐劳，但上饶人接近浙江，开放精神已经比抚州人更强，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抚州人最自私，抚州人又最团结。抚州人自私表现为互相拆台，互不买账。全省行业之风评比，其实抚州并不太差，但一投票抚州就落下风，就是因为其他部门巴不得你先掉下来，才能显得本部门工作突出，所以手中的票宁给外市，也不会偏向本地。但抚州“亲帮亲，邻带邻”的传统却又是其他地市难以匹敌的，像物流、面包、建筑、瓷器、家具这些产业，都是采取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这又是什么原因，正如前面所说，抚州是由不同地方的人躲避战乱而来，互相间又少有来往，所以各顾个，不相干；真正的亲族乡邻，则非常抱团。这又容易产生小团体，小帮派，甚至造成宗族势力。“千古一村”流坑就是因为一村一姓，房派势力特别强，给管理带来很大难度，一度计划生育、违章建筑失控。 跨越了保守封闭，“蛤蟆”过江便成“龙” 如果说抚州人的性格是由“才子气质”与“蛤蟆心态”的杂糅的话，那么昔日那种坦胸露肚睡卧桥头，“文昌桥上晒文章”的狂放恢谐的才子豪情已经大为缩水，而落魄、悲观、低靡、萎缩的“哈蟆形态”却愈发分明，愈来愈多的有思想、不甘心的抚州人争相跳出抚州，向“井外”的广阔天地跳去，另辟生路，闯荡江湖，以至连麻雀也东南飞。 而闯荡在外的抚州人似乎个个都成了龙，摇着小木船出江的李开平兄弟，一个个成了九江船王，江西船王，湖北船王；辞职下海的席殊、邱京望、卢革胜，先后成为“书王”、“超市王”、“物流王”；做面包的两个退伍军人张协旺、洪海，星星之火点燃中国餐桌的革命，面包大军席卷全国；就连一个放电影的邓建国，也摇身一变成为“影视大鳄”，“戏说”剧风靡全国。据邓建国夸言，没有一市一地没放过“戏说”，全国每天必有一家电视台正在播演“戏说”。 为什么在老家出不了头，上不了桌的凡人俗子，一到外地就如鱼得水，生龙活虎了呢？ 首先，经济落后的抚州缺少发展机会。抚州工业落后，经济低迷，不仅制约了城市建设，同样也制约了文化、医疗等事业。直至21世纪初，这个举世闻名的“戏剧之乡”，“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的故乡，居然找不到一个剧场可以演出《临川四梦》。抚州号称“才子之乡”，“文化之邦，”但近五十年里，就再没出过有分量的文学作品，出过全国排得上名的作家，甚至连“五个一工程”也榜上无名，更不用说“矛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了。 抚州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大学生，而这些大学生欲回报家乡则不能，因为抚州根本就没有这些大学生施展才华的舞台，抚州就连乡村一级的学校与医院都人满为患，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即使在外面发展起来的抚州老板，也没有多少人打算返乡创业。抚州现有企业屈指可数，个个都是税务、工商手里的财税大户，各种名堂的赞助、扶持、捐助足以让你麻头。而在广东、上海、浙江，抚州这样的企业就象沙漠里的砂子，根本无人注意。做物流的杨文华在上海算得上一只角，在上海经营十多年，也只是税务部门一个干部小孩出国读书，上门求帮换点外汇而已。 再加上内陆保守封闭，产品配套困难，所以创业环境也更为艰难。 而一到外地，抚州人的能吃苦、守信用、有文化底蕴的优势很快就能显示出来；那种不甘人下，一心要自己当老板的好强心态，也帮助抚州人脱颖而出，迅速成长。 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跳出去的抚州人个个是龙，而跳不出去的则被困为蛙。 随着京福高速的开通，向莆铁道的开工，抚州又恢复历史曾有过的交通优势和区位优势，抚州又成为投资的热土；今日的抚州人，不仅重新找回了自信，性格上又有了历史鼎盛期那种张扬，他们也不用再离乡背井，出外去寻找机会和希望，在抚州也同样也能创业，在抚州同样也能成功发展。 时至2008年，抚州的变化已然惊人，文化广场初步建成，汤显祖艺术大剧院，抚州博物馆、抚州体育馆也先后落成，汤显祖艺术大剧院2008年底迎来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结束了汤显祖家乡无处可演《临川四梦》的历史。 过去，跳出去的抚州人才能成为龙，今天，跨越了保守封闭的河的抚州人，在抚州同样也能成为“过江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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