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江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素有“雄州雾列、俊采星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美誉。自古以来人才辈出，群星璀璨。
进入新世纪以来，江西人求新思变、开明开放，在两个文明建设中一步步地缩小了与发达省份的差距。如何客观、全面地透析江西人，本报拟通过系列特稿，让江西人、外地人一块说说江西人，以期革弊存菁，进一步打造江西人诚实守信、善谋实干新形象。 ■文／张邦人 像抚州人称南昌人为“南昌鬼子”一样，“抚州蛤蟆”也是由南昌人叫开来的。一说到抚州人，南昌的朋友不知是赞美还是讥讽，“抚州蛤蟆头，一口一只”。于是在众人哄笑声中，“抚州蛤蟆”与“南昌鬼子”、“赣南老师傅”、“九江九头鸟”一样，成为流行形象了。 抚州人对这样的称呼有着莫名的反感。 反感之一，食用青蛙并不是抚州人的专嗜，其实是南昌人更加邪火，南昌有条出了名的“蛤蟆街”，直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以专门销售、烹饪、食用蛤蟆而著称，整条街蛙声此起彼伏，食客穿梭如云，血水蛙皮一地，堪为全国之最。为什么不称“南昌蛤蟆”，偏要强安在我们抚州人头上？ 反感之二，其实说“吃蛤蟆”是幌子，骨子里是说抚州人是井底之蛙，坐井观天，没见过世面，乡下人一个，而我们南昌人坐拥省城，全省老大，就是吃掉再多的蛤蟆，也与井底蛙儿沾不到一块去。 反感之三，“抚州蛤蟆”本来是褒义词，原本是说抚州人呱呱叫，会读书，会经商，但从南昌人嘴里吐出来，却变成了贬义词了。 那么，“抚州蛤蟆”的称谓为何一叫就响，又被其他地方人所认可呢？ 抚州街头一景 “抚州蛤蟆”的历史渊源 宗教信仰的历史渊源可能是根源。抚州桥东有个唐代建造的千年古刹——正觉寺，而正觉寺有个蛤蟆将军殿，敬的主神为青蛙神，抚州人祟尚青蛙，由来已久。 无独有偶，抚州的金溪县城有个水门寺，至今还供奉着活体青蛙为菩萨，这种国内独特的宗教信仰，大概是“抚州蛤蟆”成名的缘故吧。 那么抚州人为什么独尊蛙神？抚州号称“赣抚粮仓”，自古以来就是全国重要的水稻种植基地，明清时期就有着“抚州水干一半，江浙米贵一倍”之说，抚州产粮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而青蛙是水稻害虫的主要天敌，青蛙多则嘉禾生，南丰历史就称过“嘉禾县”，从水稻与青蛙的依存关系来看，抚州人尊奉青蛙，说到底还是重农意识，水稻情结。 千百年来，稻田牢牢捆绑了抚州人。一年两季稻，古时种植周期长，使抚州人须臾也离不开稻田；而水稻繁冗的种植方式也紧紧束缚着抚州人。你看过临川人耘禾吗？别的地方有用耘禾耙的，也有拄着一根棍子用脚撩拨的，惟独临川一带，稻农是跪伏在水田里，用四肢来为水稻按摩，任凭背上烈日炎炎，也不顾蚂蟥肆虐……那种对水稻的关注、投入令人震撼、感动。所以抚州人比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加看重水稻，更加重视农业。 从地理条件来看，抚州天生就是搞农业的好地方。水是水稻的命脉，抚州年平均降水量多达1735毫米，境内有大小河流476条。抚州不仅水多，山也多，高低起伏，山环水绕，形成一个个盆地和山坑，也生成一个个比邻相近，却“十里不同天”的小气候、小环境，这种地理差异性适宜着不同物种的生长繁衍。南丰蜜橘为何甘甜如饴？军峰山造成的小气候所恩赐。江西第二高度的军峰山，如屏障挡住北方寒冷空气的入侵，使南丰气候得天独厚，据说抚州报全市有雨，而这雨在南丰往往下不来。都说东乡人（抚州人）会养猪，也是受益于这种盆地优势。猪是一种非常容易流行瘟疫的生物，东乡人把猪场分布在一个个山窟里，形成天然的封闭与隔绝，大大减轻了瘟疫疾病的传播；宜黄人会制种，是江西出名的制种大县，也是因为一块块盆地有效隔绝了花粉互相混杂，从而保证了品种的纯正…… 于是抚州由国家农业部授予的农业特色县就有，临川——中国西瓜之乡，南丰——中国蜜橘之乡，广昌——中国白莲之乡，崇仁——中国麻鸡之乡。另外东乡的养猪业，黎川的菌菇业，金溪的黄桅子，一个个闻名全国，在国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此强势的农业，也就形成了强势的农耕经济，产生了鲜明的抚州农耕文化。 抚州这种山环水绕地势甚至受到风水师的青睐，成为“抚州人会读书”的最佳解释。据风水界有种说法，全国有三个地方为国内历来没有破坏过的风水宝地，一个是湖北蕲春县的蕲州镇，《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的故乡，出了上百名博士，人称“博士镇”；一个是江苏的宜兴，当代就出过548名的教授以上职称的科技人才，人称“教授县”。临川则排名第二，人称“才子之乡”。临川为众水汇聚之地，南来的盱江，西下的崇仁河、宜黄河，一左二右环抱着临川，在临川之北汇合为抚河（也就是前面所讲的400多条河流在临川汇总），注入鄱阳湖，再进入长江。临川西、北、东、南都有环状山脉环绕，而“山环水绕必有气”，更妙的是，南方的武夷山脉围而不隔，为直行走向，形成来气之口，这种“狭管效应”使南方温暖湿润之气源源不断补充进来，汇聚成大气场。北面的九岭山、连云山、幕阜山又形成层层屏障，保护着这个气场不被凛冽的北风所吹散。所以临川历代人才辈出。 “盆地思维”成“蛤蟆性格”温床？ 凡事有其利就必有其弊。山环水绕的抚州有利于农业，但也同样不利于交通往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是“洼地意识”、“盆地思维”，或者说“蛤蟆性格”的最好温床。 抚州“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甚至邻县邻乡语言也不通。抚州十一个县区，就至少有十一种以上不同的方言。王安石家族是由中原迁徙而来，后主要分布于临川、东乡、崇仁等地，笔者先后去过三地采访王安石后人，发现三个地方的王家人现在说的却是不同的口音，由此可见抚州之闭塞。 从历史来看，抚州人很大部分是由于躲避战乱迁移而来的客家人，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地，对此他们非常知足，也就格外惜福，只想太太平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所以抚州人不愿出头，失去了积极进取的气势，小富即安，知足常乐，这恐怕也是“蛤蟆性格”的另一种表现。 抚州人看重农业，把土地看得比生命还贵，但同时又目光短浅，斤斤计较。京九铁路原本想从抚州过境，就在抚州人为耕地被占面积，农田补偿问题，与铁道部门纠缠不已之际，吉安、赣州则悄悄进京，向铁道部表态，要钱出钱，要人出人，要土地无偿提供，结果京九铁路易道而行，抚州人至今还在为之跺脚。可是抚州人还是不长记性。洪门水库发电厂曾计划在所在地建职工住宅区，想享受本地国民待遇，但征地价格就是谈不拢，发电厂一怒之下，找到鹰潭，鹰潭方面笑脸相迎，一切好说，于是发电厂舍近求远，把基地建在了鹰潭，造成“两输局面”，发电厂职工每天要驱车一二百公里上下班，而当地则走掉一批有消费能力的豪客。 我们常说，江西不东不西，不南不北，是中国的中部，那么抚州则为江西的腹部，也就是“中部的中部”。这种不是“东西”的感觉在抚州最明显。 我们说江西是农业大省，那么抚州则是农业大省里的农业大市。建国以来，抚州甚至没有一个国家重点工业项目。 抚州的经济地位变迁也与江西的轨迹极其相似。清之前江西还是江南重要的水陆交通要道，经济文化也明显高出周边的湖南、福建、广东，而京广铁路的兴建改变了江西在全国的交通格局，江西也从此日渐衰退。而一条京九铁路的兴建也改变了抚州在江西的交通格局，改革开放前抚州与宜春、萍乡经济上平起平坐，仅次于南昌、九江，而如今已落于上饶、吉安、赣州之后，沦为江西的副班长。 所以说抚州人的性格，其实就是老表性格；而老表性格，其实也有“蛤蟆性格”在内，常用来评价江西人那句“红薯饭、木炭火，神仙不如我”的名句，用来形容抚州人也是非常贴切的，人们把抚州人叫作“抚州蛤蟆头”，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蛤蟆性格”并不代表抚州人性格的主流 但令人庆幸的是，“蛤蟆性格”并不代表抚州人性格的主流，真正能代表抚州人气质和性格的是——“临川才子气质”。以王安石、汤显祖、陆象山等一大批抚州才子精英，才真正撑起了抚州这片天，甚至代表江西人性格的核心成分。 提到王安石，民间称他为“拗相公”，最形象地概括了他的性格特征。王荆公拜相后为了解决北宋“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现象，他高举起改革的大旗，以“横风疾雨”之势横扫九州，他不畏流言蜚语，不怯反对者如林，提出“天命不足惧，人言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的“三不畏”精神。 据说，王安石还是个小吏之时，就敢忤逆当朝的重臣名吏，开封府尹包拯包黑子，在北宋堪称牛人，连太后都让他三分，但包拯劝酒之时，不饮酒的牛人司马光也得举举杯，而王安石横竖就是不动杯，谁也劝不动。细节见人，所以也只有王安石能推出“熙宁新政”，敢于与众为敌，触犯那么多人的利益…… 坚毅、顽强、执拗是抚州人性格的最重要特征。王安石变法最后还是失败了，王安石是不幸的，但王安石毕竟得到过宋神宗的信任和支持，他是中国古代诸多文豪之中，唯一影响了国家前程命运的人，王安石又是幸运的。 同样也为一代名流的汤显祖却要潦倒没落得多。汤显祖五岁能属对，“童子诸生中，俊气万人一”。（诗《三十七》）“少年便文名远播，京师四方多传宝其书，海内之人以得见为幸”，应该说前途一片光明。就连当朝首辅张居正也多次派人延揽，欲纳至其门下，而汤显祖却多次谢绝，声称“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忤逆权贵的后果是，他二次科考都名落孙山，直至张居正死后方能考中进士。其后他又因拒绝执掌朝政的大学士张四维，申时行的结纳，一直受到排斥、冷落，后又因上书揭露权柄，又被贬谪流放到广东徐闻，直至44岁才当上了遂昌县令，任职才5年，又因不满朝庭搜刮民财的作法愤然辞官返乡。 汤显祖与王安石一样，都有着一身铮铮傲骨，都有着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抚州人性格，所不同的是，王安石严谨古板，汤显祖则风流倜傥，王安石一生不近声色，辞相后终日骑着个小毛驴，郁郁寡欢；他晚年写的“当年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做卧龙”，透露他的失意与无奈。而汤显祖则随遇而安，辞官后整日混迹优伶戏子之中，沉溺于戏曲创作，自得其乐，甚至“自掐檀痕教小伶”。更难能可贵的是，明朝正是程朱理学盛行之时，汤显祖逆潮流而动，以积极浪漫主义为手法，以“情至”为旗帜，创作了以《牡丹亭》为代表的“临川四梦”，高调宣传个性解放，爱情至上，婚姻自由，为沉闷的华夏大地吹来阵阵反封建礼教的清风，堪称明清雏形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启蒙，从这个角度来看，汤显祖的离经叛道与王安石“三不畏”的大无畏精神异曲同工，同为抚州人性格的重要成分。 敢于离经叛道，不附从主流意识的不独有汤显祖，金溪人陆象山是又一人。还在少儿时期，陆象山就有过惊人之语，他大胆指出北京理学名家程颐的“存天理，灭人欲”与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形色是天性”的论点相抵触，程颐的“君贵民轻”又与孟子的“民为贵”思想大相径庭，他甚至表示程颐的言论令他很受伤。“三岁见老”，果然日后陆九渊创立了“心学”这一哲学思想，以“天人合一”来反对割裂“天理人欲”为二，承认“七情六欲”以抵制“存天理，灭人欲”。从哲学角度和汤显祖一样挑起了反程朱礼学的大旗。 敢言善辩是抚州才子又一大本色。无论是王安石，还是陆象山，还是汤显祖，都以能言善辩著称于世，“鹅湖之会”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辩论大会，心学大师陆象山与理学泰斗朱熹在上饶铅山鹅湖大佛寺一场辩论，辩得天昏地暗，辩得日月无光，以后又争辩14年之久，从此“鹅湖辩论”留芳百世，口舌犀利的朱熹也从此怕了“江西辩客”。 汤显祖之善辩也是有文字可考的。他的老师张位曾劝导他“以你这样的辩才，如果开坛讲学，岂会在周敦颐、程颢兄弟、张载、朱熹等人之下？何苦要逗留在碧箫红牙队里，惹得青青子衿笑话呢？” 抚州文昌桥头有一组雕像，名为“文昌桥头晒文章”，留下了临川陈罗章艾等四大才子对诗难为当地郡守的文坛雅事。据说从此来抚任职的官儿们多了一个心眼，要千方百计与当地文人搞好关系，否则“无才莫进临川来”。 临川才子的善辩好斗其实也是临川人不信邪、不服输、执拗死硬、争强好胜性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时尚靓丽的抚州妹 名副其实的“才子之乡” 抚州人给人最深印象莫过于好学上进，尊师重教了。抚州有三大现象风靡全国，一是“抚州高考现象”，一是“抚州陪读现象”，一是“抚州神童现象”。 临川高考现象始于宋，兴于明，鼎盛于当代。自宋而清，仅临川一县进士及弟者2000多人，这在江西各县名列前茅，其中嘉定16年中12人，占全国4％，宝庆二年中18人，占全国6％，咸淳元年考上22人，占全国7．33％，“儒林传为美谈，公卿耸观，朝野震动，盛称临川为人才之乡”（董震《东发日钞》），而乐安一个小小流坑村，也居然“五桂齐芳”，“一门十进士”，“才子之乡”称呼也由此而来。今日的“临川高考现象”则更令人咋舌，抚州一中曾一个班考取少年大学生15人，竟占全国少年大学生十分之一。 伴随“临川高考奇迹”而来的是“抚州陪读现象”，远至哈尔滨、新疆，近至南昌、丰城，贵则北京、深圳，数以千计的家长辞工请假，伴随儿女来抚州求学，甚至推高了当地房地产价格，拉动了临川一中、临川二中所在小镇的经济，美国《世界报》还全文转载了中国青年报《临川偏僻小镇的高考奇迹》一文。 那么抚州人为什么会读书？抚州为什么能出那么多才子？ 正如“克林姆林宫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列主义”，中原历史上两次战乱造成的民族大迁徙，使昔日还处于蛮荒之地的抚州接受了大量的北方移民，如王、李、吴、曾、晏、陈等抚州六大世家就是在五代时期避乱而来。如果只是一二个世家也许没有那么强的化学作用，而六大世家汇聚抚州，其影响力就可想象了。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也带来先进的农耕技术，于是抚州不仅成了“赣抚粮仓”，日后也成就为“才子之乡”。 抚州文化繁盛也与历史几位宦游过抚州的名士有关。大书法家王羲之、颜真卿、著名诗词家谢灵运、陆游都在抚州当过地方官，《世说新语》和《诗品》编著者刘义庆和钟嵘都袭封过临川王……这些文化巨星不仅留下大量遗墨华章，也把抚州变成文人墨客聚会之地，他们办学院，开讲坛，收弟子，引领了当地风气，使抚州形成了浓郁的尊师重教风气，普通人家不患家中贫困，而患子弟不读书上进。又以流坑村为例，一村竟有书院多个，为中华之最；读书人多就书为贵，于是金溪的浒湾镇便成为古代“四大刻书重镇”，有“临川才子金溪书”之说，难怪临川才子那么能言善辩，真是应了《刘三姐》那句“你书哪有我书多”。 世家多了，文化人多了，家族与家族之间的无形较量和攀比也开始了。王家出了王安国、王安石、王安礼、王雯，王安国、王安礼、王雯世称“临川三王”，晏殊和儿子晏几道开创了婉约词派，人称“临川二晏”，陈家出了陈郁、陈世崇，世称“临川二陈”，此外还有“临川二谢”（谢逸、谢过），“临川二危”（危稹、危和），宜黄二乐（乐史、乐黄目）；金溪三陆（陆九韶、陆九龄、陆九渊）；南丰五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协），为了不让子孙落于下风，各世家争相聘请名师，子弟也早早发蒙，于是一个个小神童也脱颖而出。这种风习也很快感染到民间，于是就有普通人家也有方仲永这样的“童年才子”出现，而哪家人家出了神童，便广受人们尊敬，甚至可以作为炫耀出风头的资本，方仲永也是这样被耽误了，最后“泯然于众人”。 直至今日，这种“神童现象”还在抚州延续。全国曾经刮过一阵办少年班之风，风过后大多都销声匿迹了，而抚州一中仍然在坚持这个实验，抚州超常教育也被列为国家八五教育科研项目。 精英虽然是少数人，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再加上他们占有“话语权”，“临川才子气质”也就因此能够深深影响着整个抚州种群的性格，影响抚州大众的普遍价值取向，形成一种历史传统，延续千百年而不改。每年中考，高考之后，抚州的大街小巷、报纸电视，到处是各个学校炫耀自己成绩的广告海报横幅，甚至有的以假乱真，令人眼花缭乱，因为哪个学校都不敢暴露自己今年考糟了。 今天的抚州人为什么会读书，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以农为主的抚州，由于经济低迷，就业困难，为了改变人生命运，抚州老百姓节衣缩食，集全力以扶持儿女读书，而子女一旦跃入龙门，便能“蛤蟆变墨龙”，不仅解决了个人就业之虞，成为城里人、白领人，也可能从此改变整个家庭命运，所以在抚州又有“三苦”之说，“教师苦教，学生苦读，家长苦熬”，后来各级政府也参与进来了，又加上了个“政府苦抓”，如果有那届高考没考好，不仅学校交不了差，就连县太爷也惶惶然，这可能记录入史册，影响民众对政绩评定呀！于是高考升学率不仅指挥了学校，指挥了家长，也指挥了当地政府。近年来临川一中、二中纷纷斥巨资扩建，政府投资动辄就是几个亿，并被列为抚州重点工程项目，追踪考核进度，定期在媒体上向广大市民报告，这可能是其他地市难以看到的现象。在抚州农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还真不是假话。 抚州人的性格呈多样性 抚州多样性的地理环境，又使抚州人的性格呈多样性，甚至有时互相矛盾。 临川人地处赣抚平原，古代水陆交通发达，迁徙而来的外来人口多，见识广也胆子大，临川又因土地肥沃，人口繁衍过快，到明代时就已是“土狭民稠”，以至“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所以临川人堪称抚州人中的“犹太”，他们结伴出走，多以搞建筑、卖彩票、贩水果、鼓捣瓷器而出名。说来也怪，景德镇人辛辛苦苦烧出来的陶瓷偏要由临川人来卖，而且钱大部分被临川佬赚走。临川唱凯一带的农民，他们扎营北京潘家园，混迹琉璃厂，其中有些还会弄虚作假，成了卖假古董的文物骗子，搞得声名狼藉。最惨的是当地政府还接到过外交部的电函，要他们派人出国去接回在国外卖瓷器卖出事的商贩，造成了国际影响。卖古董的还称得上“雅”，而临川崇岗一带的农民却因为“打大包”打出了恶名。原来崇岗一带农民，遍布全国中小城市，以性病专家自居，承包各地医院科室，广告满天飞，以致无临川专家就开不了性病专科。故称“打大包”。这些身披白大褂，手无行医证的专家，后来不少还真的掌握一手绝活，能吊上有钱的豪客半年，也能三五天药到病除，拿捏把控十分到位。“临川建筑”则成为临川人的骄傲，十万瓦工遍布华夏，上海的“白玉兰杯”建筑最高奖被临川人拿走了五六个，让上海人搞不懂。 而临川周边县的人性格要朴实厚道得多。资溪的面包、广昌的物流、黎川的家具，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老实、厚道、守信、吃苦，这些抚州山里人的性格帮助他们有了好名声，也让他们一天天做大，真是“性格决定成败”。 抚州与南昌最近，但抚州人却最不待见南昌人，据说抗战时有几个南昌人领着日本鬼子进过抚州城，烧杀掳掠比鬼子还恶，从此抚州人喊南昌人叫“南昌鬼子”，更重要的是在多次的交往中，抚州总要吃南昌的亏。其一是南昌划走了抚州最富庶的进贤县，这一划不仅划走了李渡酒，文港的笔，还把晏殊、盛中国给划走了，以致盛中国走穴走到南昌，声称我是南昌人，走到抚州，声称我祖籍是抚州人；其二，为了保证南昌县的灌溉用水，焦石做起了拦河坝，这一拦截断了抚河航道，也造成了抚河流速变缓，泥沙淤积，连鱼虾都不见了踪迹，上世纪六十年代文昌桥上可跳水，如今可以走过河；其三，上世纪九十年代抚州人抢先一步，发展起来了五皇殿布匹市场，名列全国十大布市，南昌人后来要建洪城大市场，就跑到抚州来挖墙脚，七搞八弄，抚州五皇殿倒了，南昌洪城大市场却起来了。 抚州与南昌虽然很近，口音却大不相同，南昌话柔滑俏皮，抚州话生硬粗放，平常的故事用南昌话来表演，可以笑破人家肚子，如《松柏巷里万家人》。也许从口音也可听出两地的差异，抚州人实在，南昌人则油滑，所以抚州人斗不过南昌人。 抚州人与吉安人相近，一个是庐陵文化，一个是“临川文化”，共同撑起江西的文化大厦，从宋代以来，两地都走得相当近，文人之间的交往也最多，两地人都儒雅有礼，互敬互重。感觉是抚州人更蛮些，吉安人更韧些，抚州人处事更简单，吉安人处事更技巧。 抚州人与上饶人一样，经商意识较强，人民吃苦耐劳，但上饶人接近浙江，开放精神已经比抚州人更强，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抚州人最自私，抚州人又最团结。抚州人自私表现为互相拆台，互不买账。全省行业之风评比，其实抚州并不太差，但一投票抚州就落下风，就是因为其他部门巴不得你先掉下来，才能显得本部门工作突出，所以手中的票宁给外市，也不会偏向本地。但抚州“亲帮亲，邻带邻”的传统却又是其他地市难以匹敌的，像物流、面包、建筑、瓷器、家具这些产业，都是采取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这又是什么原因，正如前面所说，抚州是由不同地方的人躲避战乱而来，互相间又少有来往，所以各顾个，不相干；真正的亲族乡邻，则非常抱团。这又容易产生小团体，小帮派，甚至造成宗族势力。“千古一村”流坑就是因为一村一姓，房派势力特别强，给管理带来很大难度，一度计划生育、违章建筑失控。 跨越了保守封闭，“蛤蟆”过江便成“龙” 如果说抚州人的性格是由“才子气质”与“蛤蟆心态”的杂糅的话，那么昔日那种坦胸露肚睡卧桥头，“文昌桥上晒文章”的狂放恢谐的才子豪情已经大为缩水，而落魄、悲观、低靡、萎缩的“哈蟆形态”却愈发分明，愈来愈多的有思想、不甘心的抚州人争相跳出抚州，向“井外”的广阔天地跳去，另辟生路，闯荡江湖，以至连麻雀也东南飞。 而闯荡在外的抚州人似乎个个都成了龙，摇着小木船出江的李开平兄弟，一个个成了九江船王，江西船王，湖北船王；辞职下海的席殊、邱京望、卢革胜，先后成为“书王”、“超市王”、“物流王”；做面包的两个退伍军人张协旺、洪海，星星之火点燃中国餐桌的革命，面包大军席卷全国；就连一个放电影的邓建国，也摇身一变成为“影视大鳄”，“戏说”剧风靡全国。据邓建国夸言，没有一市一地没放过“戏说”，全国每天必有一家电视台正在播演“戏说”。 为什么在老家出不了头，上不了桌的凡人俗子，一到外地就如鱼得水，生龙活虎了呢？ 首先，经济落后的抚州缺少发展机会。抚州工业落后，经济低迷，不仅制约了城市建设，同样也制约了文化、医疗等事业。直至21世纪初，这个举世闻名的“戏剧之乡”，“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的故乡，居然找不到一个剧场可以演出《临川四梦》。抚州号称“才子之乡”，“文化之邦，”但近五十年里，就再没出过有分量的文学作品，出过全国排得上名的作家，甚至连“五个一工程”也榜上无名，更不用说“矛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了。 抚州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大学生，而这些大学生欲回报家乡则不能，因为抚州根本就没有这些大学生施展才华的舞台，抚州就连乡村一级的学校与医院都人满为患，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即使在外面发展起来的抚州老板，也没有多少人打算返乡创业。抚州现有企业屈指可数，个个都是税务、工商手里的财税大户，各种名堂的赞助、扶持、捐助足以让你麻头。而在广东、上海、浙江，抚州这样的企业就象沙漠里的砂子，根本无人注意。做物流的杨文华在上海算得上一只角，在上海经营十多年，也只是税务部门一个干部小孩出国读书，上门求帮换点外汇而已。 再加上内陆保守封闭，产品配套困难，所以创业环境也更为艰难。 而一到外地，抚州人的能吃苦、守信用、有文化底蕴的优势很快就能显示出来；那种不甘人下，一心要自己当老板的好强心态，也帮助抚州人脱颖而出，迅速成长。 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跳出去的抚州人个个是龙，而跳不出去的则被困为蛙。 随着京福高速的开通，向莆铁道的开工，抚州又恢复历史曾有过的交通优势和区位优势，抚州又成为投资的热土；今日的抚州人，不仅重新找回了自信，性格上又有了历史鼎盛期那种张扬，他们也不用再离乡背井，出外去寻找机会和希望，在抚州也同样也能创业，在抚州同样也能成功发展。 时至2008年，抚州的变化已然惊人，文化广场初步建成，汤显祖艺术大剧院，抚州博物馆、抚州体育馆也先后落成，汤显祖艺术大剧院2008年底迎来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结束了汤显祖家乡无处可演《临川四梦》的历史。 过去，跳出去的抚州人才能成为龙，今天，跨越了保守封闭的河的抚州人，在抚州同样也能成为“过江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