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的政治经济学

汇率的政治经济学

　　第一个问题假设存在一个理想的、客观的汇率决定方式，而问题仅在于如何找到它。只要找到了那个理想模型，就等于找到了最优的汇率解，从而也就能实现使福利最大化的经济目标。这是经济学通常所使用的方法；而第二个问题则假设不存在这样一个理想的汇率决定模型，认为每个国家在实际决定其汇率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国和国际环境的影响。这是政治经济学所使用的方法。

　　我们认为，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并不存在一个理想的和绝对客观的汇率决定方式。这是因为现实中的汇率决定过程存在着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因素，同时各国在进行政策选择时面临的政治经济状况也千差万别。所以有必要从纯粹经济学以外的角度，即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考虑一国究竟如何在现实中决定其汇率。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在一国内部，汇率是相关利益集团和拥有特定政治经济政策目标的政府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而在国际上，汇率则是大国实现或巩固有利于己的世界经济政治安排的一个重要工具，国际汇率体系反映的实乃国际政治的权力结构。

　　我们选取最近一段时期中美之间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论做一个特定的分析。这反映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以此为案例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汇率形成及国际关系的理解。

　　本文第一部分着重讨论了有关汇率决定的经济学理论问题，说明现行的相关理论尚不能提供完美的解释。第二部分集中处理一国在决定其汇率时所考虑的更深层次的其他政治经济因素。第三部分简要论述了有关人民币汇率争论的背景和内容。第四和第五部分分别从美国和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现实出发来分析人民币汇率的决定。第六部分关注的是中美在国际层面和经贸关系框架内的人民币汇率问题。结论部分再次强调了我们的论点，即汇率不是一个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利益和权力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汇率的经济学理论

　　汇率，这一国际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影响着不同货币之间的相对价格、乃至其他一切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正如科恩(Cohen)所指出的，“汇率就像穿针引线的针眼一样，通过它，国内所有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被相互连接起来，并和国外产品价格形成对比”。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经济学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理论上一国应当如何决定其货币的汇率?其假设是：存在一个理想的、具有普适意义的汇率决定方式，问题在于如何找到它。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那个理想模型，就等于找到了最优的汇率解，从而也就能实现使福利最大化的经济目标。不可否认，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从最初一般性地研究汇率决定发展到研究汇率制度的选择，再到研究不同经济条件下的汇率制度选择等问题，为人们认识和理解汇率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不过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对诸多汇率问题的理解依然千差万别，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又不断有新问题被提出来。经济学上有关汇率问题的争议几乎表现在所有方面，包括汇率水平的决定和变化、汇率制度选择、汇率政策目标，以及如何加强和实现国际汇率合作等。

　　第一，虽然公认汇率是国家间货币的价格比，但是对于这一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却一直没有定论。宏观经济学提出了购买力平价、利率平价、货币主义模型，以及资产组合等理论。其中购买力平价理论从产品市场的角度提出两国货币的汇率取决于它们各自的购买力。利率平价理论从货币市场的角度提出利差是导致两国汇率远期差价的原因。当一国的利率提高，该国的金融资产收益率相应提高，吸引外国资金流人，导致本币升值。汇率决定的货币主义模型包括弹性和粘性价格货币模型两种。弹性价格货币模型用现代货币学派的供求理论来说明汇率和货币供应的关系即当一国货币供应超过需求时，价格水平趋于上升，导致汇率下跌，反之亦然。粘性价格的汇率超调模式则注重分析汇率的短期变化和预期因素对汇率变动的影响，认为为了弥补商品市场的价格刚性，在短期内金融市场会对汇率扰动做出过度调整，不过长期内则会趋向于回归其长期均衡水平。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资本市场的发展，资产组合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资产持有人根据风险与预期收益对其持有的有价证券和货币资产组合进行调整，导致汇率波动。

　　除了以上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外，还有从市场微观结构的角度对汇率决定进行的解释，认为汇率波动的直接原因主要不在于宏观层面，而是取决于掌握不同信息或对信息理解不一样的外汇交易者在特定交易体系下的相互博弈。

　　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都不能圆满地解释在现实中汇率是如何决定的，尤其是汇率的短期波动。例如，虽然经验检验证明购买力平价理论在长期内大致是成立的，但是却无法解释汇率的短期波动；同样，资产组合理论虽然在某些时间内成立，例如20世纪20年代和 1973至1978年间，但是对1978年以后的情况却缺乏解释力。

　　第二，和汇率决定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一国汇率的调整。经济学有个“经典”假设，即“均衡汇率”。纳克斯(Nurkse)最早把均衡汇率定义为在贸易不受过分限制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能够使国际收支实现均衡的汇率。此后Swan发展了该定义，把均衡汇率定义为与内外部经济均衡相一致的汇率，其中内部均衡指经济达到了潜在的产出水平，外部均衡指资本项目实现了国家之间可持续的净要素流动。

　　只有存在“均衡汇率”才有可能谈汇率的高估低估以及应当如何调整等问题，否则便失去了依据。但是对于应当如何定义和计算“均衡汇率”还存在诸多争议。均衡汇率的计算有基于购买力平价的实证模型、基于进出口贸易方程的局部均衡汇率、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的均衡汇率，以及单方程计算法等，其中每一种方法又包括若干不同的子方法。由于各种方法对均衡汇率的定义不同，同时人们在选取指标衡量内外部均衡时具有主观性，不同实证模型得出的结果可能差异很大，一个人眼里的“均衡”很可能是另一个人眼里的“失调”。尤其对于制度和市场都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如何定义“均衡汇率”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这样，依什么样的均衡调整汇率才算合理也没有定论。

　　第三，汇率的政策目标。可以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汇率是国家间货币价格的反映，还是实现一国经济目标的手段?如果汇率仅仅反映国家间的货币价格比，那么在理想的情况下，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应当对汇率进行干预，只需要让它在市场上形成自己的价格就可以了。但是即使在市场上，汇率也未必能形成“正确”的价格，正如威廉姆森 (Williamson)说的，“浮动汇率频繁地导致大规模的失调。美元在经历了80年代长期的高估后，到九十年代初期被荒谬地低估，到今天又重新被高估。”而且事实上，包括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在内，都在或多或少地对汇率进行干预。

　　国家干预汇率的目的或者是为了稳定汇率水平，或者是为了实现相应的经济目标。这就是说，除了反映国家间货币的价格外，汇率还兼具政策手段的功能。而汇率的政策目标又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国家把实现内外部均衡作为政策目标，有的国家把控制通胀作为政策目标，有的国家把稳定进出口价格作为政策目标，还有一些国家，例如东亚，汇率的政策目标甚至是多重的。这样，汇率作为政策手段和反映价格这一对概念蕴含着固有的矛盾，前者不可避免地会偏离后者，后者又难免会影响前者的效果，而且不同的政策目标在国家之间也会引起矛盾，例如竞争性贬值。但是这些难题在经济学上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

　　第四，虽然汇率制度安排是汇率理论的核心问题，但是在这一点上也没有共识，经济学家之间的意见分歧甚至更大。当今世界至少存在九种以上的汇率制度安排，包括严格的钉住汇率(fixed peg)、美元化(dollarization)、货币局(currency board)、爬行区间 (crawling band)、有管理的浮动(managed float)，以及完全浮动(freefloat)等。虽然通常认为固定汇率制有利于稳定对外交易价格和控制通货膨胀，而浮动汇率则有利于应对外部冲击和赋予国内货币政策更大的自主性，但是对这些观点并非没有争议。具体到某一个国家，考虑到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变量的影响，应当选取哪一种汇率制度最合理更是没有定论团。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新兴市场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汇率制度选择的“中间制度消失论”或“两级论”曾风靡一时。该理论认为，长期而言介于严格钉住和完全浮动之间的中间汇率制度难以为继。但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经验证据上，该观点都缺乏充足的支持，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原来实行钉住汇率制的绝大多数国家又重新回到事实上的钉住。

　　第五，汇率的国际协作与合作也没有共识。政策协作(coordination)指政府之间意在使国家政策集中于相同点上的互动，从而不必要进行政策调整。美元化是一个理想的例证。政策合作(cooperation)指国家有意识地进行政策调整以相互帮助，例如联合干预市场以维持共同认可的汇率水平。二战以后，以美元为本位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对于维持稳定的汇率水平、便利国际交易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无法克服美元的“特里芬难题”，即美元作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资产其价值应该保持稳定与美元需要以自身的贸易赤字为其他国家提供盈余而导致价值下跌之间的矛盾。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世界上最大的三大经济体——美国、日本和欧洲共同体——采取了浮动汇率制，而在三大货币区外，其他国家则采取了从浮动到固定以及包括各种中间形式在内的汇率制度，国际汇率体系基本上处于混乱状态，汇率频繁波动。虽然加强国际合作、创造一个稳定的汇率环境十分必要，这项工作在现实中也确实在展开：90年代初《马斯特利赫特条约》达成以后，欧洲经济共同体从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EMS)逐步过渡到了货币联盟；目前美洲国家正在进行“美元化”的尝试；亚洲各国也在探讨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亚洲汇率联动机制”，乃至“亚洲货币区”的可能性；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双边货币合作。但是总的来说，国际上并没有形成一个能被各国普遍认可的汇率协作或者合作机制。对于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合作，以及合作应当以汇率还是国内宏观经济变量为目标等问题，目前也都没有答案。
　汇率的政治经济学

　　可以看出，尽管已经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在诸多汇率问题上，纯粹的经济学理论都还不能给出完美的回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学在其研究中抽象掉了重要的“人”的因素，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差异与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分配后果，而从抽象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出发，研究个人和国家的最优选择，并且假设一旦找到这样一个最优解，就可以自动得到实施。

　　然而这种抽象和假设往往是难以成立的。现实社会是由偏好和利益千差万别的“人”构成的，小到个人和集体、大到民族国家。可以说，相互冲突的利益、以及为此而展开的斗争几乎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英国科学家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开篇第一章“为什么有人”里就从生物学的角度提到，所谓利益即“生存的机会，也就是抵御风险的能力，是人类生存斗争的基础”。可见相互冲突的利益是人类社会不可忽视的本质现象之一。受到相对或者绝对利益影响的个人和集体会彼此结盟与斗争，从而影响财富分配和政策选择，而不像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置身于资源配置之外。

　　与经济学相比，研究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的集体选择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后果，正是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对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到马歇尔发表《经济学原理》之前，经济和政治始终是纠缠在一起的，那时存在的只是政治经济学。意味深长的是，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并非人类面临的一般经济问题，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其间的惨烈竞争。这也恰是世人把1776年《国富论》的发表视为现代经济学诞生标志的原因。有鉴于此，我们也可以把斯密看成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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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文所述，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美元的间歇性贬值似已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一大特征。别的国家由于对美国依赖严重，而被动接受了这个后果是非中性的体系。如今，虽然中国仍然需要对美国的要求有所回应，但中美相互依赖的关系现状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美国对中国施压的自由度。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月21日宣布人民币汇率升值 2.1%，同时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样一种做法既可以看作是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一种回应，也可以看作是中国汇率改革的初步试探。2.1%是个很微妙的数字，尽管它远远小于美国提出的要求，但作为汇率改革的开端对本国就业和经济的初步影响不大，而且相对缓解了近一年来美国国内要求升值的强大政治压力。进一步汇率改革的速度和力度，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各方面对这第一步改革的反应。

　　概括地说，在国际范围内，中国和美国的汇率政策选择都受制于最大化本国总体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决定了政策合作和冲突的范围和形式。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决定了中美之间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安排结局。

　　结 论

　　本文从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中美之间有关人民币汇率的争议进行了分析。对美国而言，人民币问题与国内的利益集团压力、以及政府对国内经济和美元的看法密切相关。对中国而言，虽然利益集团的组织形式、对政府施加影响的渠道都与美国有一定的差别，但它们同样一直在政策形成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同时政府的政治经济考虑在政策形成中依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换言之，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必须考虑到汇率变动对影响社会稳定的就业、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

　　在国际上，中美两国都从最大化本国的经济政治利益出发决定其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立场，并借助各自手中的权力实现它。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决定了一方面两国都始终以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为核心，固守各自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立场；而另一方面，双方也不得不相互协调，通过合作来解决这一问题。最终的汇率改革和安排取决于国内和国际上各种政治经济利益博弈达成的均衡。

　　我们的分析说明，由于现实中的政策形成过程存在着大量相互冲突的利益，同时国家在政策选择中面临着现实状况的差异，因此政治经济学在回答一国究竟如何在现实中实际选择其汇率政策方面能提供较好的解释。在一国内部，汇率是相关利益集团和拥有特定经济政策目标的政府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在国际上，汇率是大国实现或巩固有利于己的世界经济政治安排的一个重要工具，国际汇率体系所反映的实乃国际政治的权力结构。一言以蔽之，无论在国家内部还是国家之间，政治无处不在。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该项研究可以看作是国际政治学分析在汇率领域的初步尝试，得出的“结论”带有很强的命题色彩，尚需要进一步论证。我们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分析框架，以便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