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4月21日，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阮仪三在周庄参加中国名镇名村论坛暨 2012中英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 |
人物简介
阮仪三，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他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被称为“古城卫士”、“古城保护神”。
今年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设立30周年，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一项“共同的文化遗产”学术论坛上，多位专家对这些名城的保护工作表示了反思以及担忧。对于 30年古城保护的得失，78岁的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有着自己的深刻体会 。
“前10年我是和无知愚昧做斗争，后来是和利欲贪婪做斗争。为了GDP大拆大建，这种做法很混账！”这位中国内陆率先致力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学者拍着椅背，把最后三个字又重复了两遍。
“刀下救平遥”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范围内刮起一阵撤古城建新城的“撤城风”，阮仪三所在的同济大学建筑系接受山西省建设委员会的委托，到山西榆次市做城市总体规划工作。听到山西古城遭遇大拆的消息，阮仪三立即赶到了平遥县。
“大家不知道古城是个好东西，在不知不觉中就毁掉了很多古城。一路过去，介休、太谷、新绛都拆完了。幸亏平遥县钱不多，动作慢一点儿。”阮仪三回忆，他跑到平遥时，古城西部的城墙上已经扒开了一个大口子，180米长的道路两侧，明清时代的传统民居也已经被拆除。
这样的景象让阮仪三痛心疾首。上世纪60年代，为帮助编写《中国城市建设史》，阮仪三曾到山西考察。彼时，晋中地区包括太谷、平遥、新绛在内的许多古城，都保留着完整的历史风貌，让他印象深刻。
心急如焚的阮仪三找到当地政府部门，一开始没人搭理，多次沟通后，阮仪三和山西省建委商定，立即停止“破坏性建设”，由他负责平遥县城的整体规划。为争取“外援”，阮仪三将整理的资料交到了当时全国政协城建组组长郑孝夑、全国政协文化组组长罗哲文手中。
“这个规划起到了"刀下留城"的作用，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保护平遥古城规划方案上，郑孝夑写道。之后，在罗哲文的斡旋下，文化部又拨了专款用于维修古城。
自此，阮仪三与历史名城保护结缘，开始了他30年的古城保卫战。
从“不要”到“积极得不得了”
“刀下救平遥”，多少也让专家们看到了现实的严峻在大拆大建的浪潮中，坐拥上百年甚至上千年中华文明的文化古城，需要进行合理的规划与开发。
1982年2月，为了保护那些曾经是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或近代革命运动和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的重要城市及其文物古迹免受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被正式提出。
第一批名单确定了北京、洛阳、西安、曲阜等24个城市。“第一批很简单，那时也没有专家委员会，也不需要城市申请，就是六七个专家开会论证确定的。这些都是全国有名的城市，没有争议。”作为当年的参与者，阮仪三回忆说。
此后，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共同建立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评选，也更加专业化。
2008年，国务院公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对申报、批准、保护工作等做了严格的规范。如今，被列入名单的古城从原来的24座增加到了118座，保护维修专项基金也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大幅度增加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作为专家委员会成员的阮仪三，也经历了各城市对待这一“名号”的态度转变。
“1984年评选第二批时，我负责江浙一带。一些古城的领导很不积极。联系他们，他们上来先问为什么要搞。一听说是为了保护古城，不能大刀阔斧搞城市建设了，人家直接表明态度：不要。”阮仪三回忆。
另一件事情同样让阮仪三印象深刻。1986年商丘入选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敲锣打鼓，举城欢腾，据说还全城特意放假三天庆祝。”但过了几年，商丘的领导找到阮仪三，说有了名号没什么好处，能不能“不要了”。
“他们认为评选上之后，能和其他名号一样，紧跟着有国家的资金优惠。结果还需要投钱进行保护，觉得亏了。”阮仪三说，当时这样的想法在城市决策者中并不鲜见。
让阮仪三哭笑不得的是，等到进入 2000年之后，昔日不愿意要“牌照”的这些城市又主动申请进入名单，“积极得不得了”。
保护成破坏性建设
“在全国经济高涨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城市对历史文化名城上了心。特别是1997年平遥、丽江"申遗"成功，旅游业带动了当地的经济。人们认识到历史遗产还有经济价值。”在阮仪三看来，人们对古城认识的转化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但古城的开发利用大多偏重于旅游和发展经济。
在此过程中，由于在理念上比较混乱，造成了很多破坏性的建设。“从经济目的进行"保护"，出现了很多短期行为。曲阜的城墙1978年被破坏殆尽，2003年重建，现在的城墙就是用钢筋水泥做了个空壳，外面贴上了砖。还有的地方竖起牌坊，大书"汉街"两个字。只要经过研究，就知道街是宋代才有的。”说起这些，这位78岁的老人言语间多了几分酸楚。
让人惋惜的还不止这些。
安阳，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城内基本保持了明清以来的古城风貌。1996年，安阳市政府为了改善城市交通，在新老城区之间要规划几条道路，其中一条直接穿过古城，把古城一劈为二。
安阳市领导两次找到阮仪三，希望其帮忙做开路设计，被阮仪三拒绝。1999年末国家建设部专门给安阳市市长发函，请他认真考虑不要拆老城。但对方反而加快工程进度，把路修了起来。最后的结果是，路开了，五代后周时建造的文峰塔，失去了原来的环境，孤零零站在马路中央。
“到目前为止，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被破坏的现象比比皆是。建新房子有GDP，修老房子没有GDP。前10年我是和无知愚昧做斗争，后来是和利欲贪婪做斗争。为了GDP大拆大建，这种做法很混账！”阮仪三拍着椅背，把最后三个字又重复了两遍，情绪这才稍为平静。
古城是城市文化的根
阮仪三透露，针对一些入选名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善的现状，从去年开始，有关部门要求，历史文化名城先自查，然后派出工作组进行检查。目前为止已经检查了若干个历史文化名城。这样的检查也取得了一定效果。
检查过程中，有专家认为，一些历史文化名城丧失了原来的条件，应该“摘帽子”。这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多数观点是，对于城市决策者来说，原来的名号还是一种约束，摘了之后，就肆无忌惮了。基于上述考虑，阮仪三也认同后者的观点，“应该对其给予黄牌警告而非红牌警告”。
“历史文化名城是为了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不能完全为了商业目的，而放弃教化功能。”阮仪三说，历史建筑破损了要修缮，但修缮一定要遵循“修旧如故，保持原真”的要求，要返璞归真，不要返老还童。
在他看来，恢复古代风貌的前提是把当地的历史文化很好地呈现出来。这些历史文化遗产首先是教化功能，然后才派生出经济功能。现实情况是，人们过于专注经济功能。“外地姑娘唱两支纳西族的歌，花枝招展蛮漂亮。造假建筑给人表面上的愉悦，但催生了愚化教育”，“可悲的是不知其可愚，最可悲的是下一代，许多人认为这就是"历史"，不是一天能纠正过来的。”
“古城，是城市文化的根。吸收传统建筑的营养，才能创造出新的城市建筑。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苏州传统庭院式园林建筑风格，有人认为建筑比文物更出色。王澍刚刚获得建筑学界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其建筑风格不也是借鉴于中国传统民居？如果满眼都是千篇一律的"方盒子"，怎么撷取精华？”阮仪三反问记者。
阮仪三也明白，要把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观念，真正深入政府和百姓的心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欧美发达国家，古建筑保护早已成为全民事业。对于未来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阮仪三期待有更多的民众参与，也期待古城保护法律的出台。
“青岛对里院保护不够”
从“刀下救平遥”至今，阮仪三见证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发展的30年。其间，经历的一次次卫城风波让他发出“败家”的惋惜，也遗憾于拯救下来的古城太少。
但回顾过去，这位性格耿直的学者也坦言，30年也取得了很多成绩，至少“上世纪80年代的一片拆迁风是不会有了。”
“有人问我，为古城"斗争"这么多年，灰不灰心？我并不灰心。”阮仪三说，现在一些城市已经意识到了历史文化名城对城市发展有重要历史意义，并且真正理解了保护的重要意义，绍兴每年花5~7个亿用于古城保护，苏州也投入了几十亿，还有很多城市排着队申报历史文化名城，说明大家愿意“戴这顶帽子”。
与此同时，一些挽救古城的先进案例也陆续出现。比如，绍兴仓桥直街的改造，由政府和居民共同出资。将柏油路重新改为石板路，道路的铺设完全按照传统的方式。原有的架空电线全部入地等等，既改善了住户的居住条件，又保留了原生态的古城文化。这样的微循环改造，为人们提供了古城商业化改造之外的另一条思路，因此还获得了“联合国亚太地区遗产保护奖”。
这位曾参与《青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修编的“古城卫士”曾多次到过青岛考察，他对 1994年入选第三批历史文化名城的青岛印象深刻。“向阳的岸线全部让给居民生活，天人合一。碧海蓝天，红瓦绿树，青岛是近代城市规划中城市形态最好的。”阮仪三评价说。
“全国来讲，青岛目前的情况还是不错的。八大关、湛山等地保留了相对完整的历史街区。但像里院等具有青岛本地特色的传统民居保护不够。”阮仪三不改直言本色。
“古城，是城市文化的根。吸收传统建筑的营养，才能创造出新的城市建筑。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苏州传统庭院式园林建筑风格，有人认为建筑比文物更出色。王澍刚刚获得建筑学界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其建筑风格不也是借鉴于中国传统民居？如果满眼都是千篇一律的"方盒子"，怎么撷取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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