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机会永远只青睐有准备的人

费孝通与妻子合影

苏州人在海外之二

文/王彪

    1938年，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他的导师，世界人类学奠基人马林诺斯基教授在序言的第一句说道：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也从此步入世界人类学著名学者行列。40多年后，费孝通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成为获得此奖的首个中国社会学家。

    可以说，英国的求学生涯成就了费孝通，但或许，更确切地说，因着费孝通的扎实治学风格，英国更多地承担了一个舞台的作用，把这位早早便做好了台下十年功准备的年青人用最直截了当的方式推向世界。



留学准备，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1935年，费孝通作为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首批研究生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庚子赔款公费留学。尽管人类学还是当时一个冷僻的专业，但他当时的导师史禄国在国际上有相当的地位，费孝通自觉，作为史禄国的学生，当然不能给他出洋相。而历来治学严谨的史国禄也要求他：“你要出去，要写论文，论文的资料必须在中国弄好。”

    于是，费孝通没有马上出国，而是带着新婚的妻子王同惠，奔赴广西大瑶山开展人类社会学调研。但不幸的是，费孝通在瑶山中了猎人的机关，大难不死，可整个腿不能动了，而王同惠独自一人出山求援，却不幸落入山涧，溺水而亡。费孝通夫妇为后来撰写出版的《花篮瑶社会组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身心受伤的费孝通几经手术，回到了故里吴江修养。那时，他的姐姐费达生正在当地办缫丝厂里。由于腿伤不便，接近缫丝厂是费孝通当时唯一能做的事，“反正没有别的事，开始问长问短，搞起‘社区研究’来了”。

    在吴江开弦弓村（即江村），费孝通历时两月，两进村子，挨家挨户地进行了访问，并连续发表了多篇调查文章。

    1936年夏，费孝通带着丰富储备的资料，登上了驰往英国的船只。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宝藏在握。

底气十足，成了良师抢来的学生

    初到英国，费孝通感受到了英国人那种“骄傲的灵魂”，因为他发现“在英国要一个老师承认你是他的学生，这不容易”

    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先派来指导费孝通的，是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教授的博士菲斯，费孝通当时在人类学领域的知识积累还不足立刻成为马老师的学生。

    就在菲斯对费孝通的了解中，菲斯发现了费孝通准备的关于广西瑶山调查和江苏江村调查的资料。由于当时人类学的研究方向正从原始社会转向现代社会，江村的资料迅速引起了菲斯的兴趣，他很明确直接地帮助费孝通确定了博士论文的主题——关于中国农民的生活。

    当马老师有机会了解到了费孝通及其在中国江村的调查后，很快便向费孝通发出了一起喝茶的邀请，这是英国颇高的礼遇。在费孝通的记忆中，马林诺斯基问了问他到伦敦以后的情况，了解到他已经跟菲思定下了论文题目。于是，马老师随手拿起电话，打给了菲斯。只是很简单地交待了一下，以后费孝通的事由他来管了。就这样，费孝通成了马林诺斯基的关门弟子。

    马林诺夫斯基是个高度近视眼，对学生的论文不大亲自看。费孝通每写完一个章节，就念给他听。他躺在床上，用白布蒙住眼睛。往往费孝通读着读着以为老师睡着了。他却会一下子坐起来，当即指出哪一段该如何改等等。

    他还会时不时地召集学生进行一种小规模的研讨，由那些亲身做过调查的人摆材料，大家一起投入讨论。马老师听到高兴时，插上一段话，就是大家所希望的指导了。费孝通《江村经济》中的一些章节，就在这样的研讨会上被认真讨论过。

一鸣惊人，求学者一朝成为师者

    伦敦的潮湿气候，让费孝通的旧伤不时发作。但他时刻不敢松懈。雾都里，经常看到他匆忙穿行的身影。他每天上午花半个小时读报，学习语言和辩论，然后跑图书馆查资料，晚上则沿着泰晤士河散步，思考着论文和议题。

    欣慰的是，费孝通在国内江村的调查非常扎实。

    当年，在村里人眼中，这个“小先生”有点与众不同：短短两个月内，伤还未好，仍拄着双拐的费孝通在街巷里串门访户，走田头，进工厂，坐航船，观商埠，不时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一切似乎始于偶然，就连费孝通自己也说这个成果来自于“无心插柳”。但旁观者们则认为“无心源于有心“，如果没有对国家、社会等重大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没有严谨的治学精神，是不可能于无心处做到连有心都未必能做到的足够的准备的。而对照费孝通自述的这一生的目标：要了解中国的社会，依靠自己观察的最可靠的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去治疗来自社会的病痛。或许这一目标早在江村调查的时候便已潜行于他一举一动中了。

    1938年，费孝通完成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进行答辩时，有一位老师特地指出，你这个调查论文非常好，因为就连他的妻子都看得入神了，可见其生动、形象和有力。

    几乎没有任何悬念，费孝通通过了答辩。

    答辩通过的当晚，马林诺斯基就联系出版商说：“这里有一本书稿，你们愿意出版吗？”出版商回答：“如果你写序言的话……”马林诺斯基回答：“当然。”马林诺斯基评定《江村经济》学术地位的权威之论也就由此而来。

    果然如马老师的预言，《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也从此奠定了在世界人类学研究中的地位。

追本溯源，谁人能够解真意？

    费孝通亲眼看到《江村经济》一书的英文版已是十年之后，那时候他已经一路不停地藉着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藉着勤勉的实地调查，写出了《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又一批有影响的代表著作。

    费孝通看到《江村经济》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更是42年之后。也就从那一年起，历经坎坷的费孝通再一次进入了学术著述的高峰期。

    2003年4月，费孝通抱病第27次访问江村，时年93岁。因江村正在扩修公路，汽车不便通行，他在庙港镇听取有关江村情况的介绍，并约见民营企业家，询问甚详。

    2007年4月4日，费孝通逝世近两周年，他的骨灰在吴江松陵落葬，覆盖骨灰的却是那本《花篮瑶社会组织》。或许在费老心中，江村和英国代表的确实是人生得意时，但《花篮瑶社会组织》却更有源起的特别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