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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文化的输出与东传 -------------------------------------------------------------------------------- 发布时间： 2010-3-23 来源： 长江文化网
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唐宋以来，它为中国的教育、学术、藏书、出版、建筑等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思维习惯及伦常概念的养成等都作出过重大贡献。 而随着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书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国外，为传播中华文明，并促进这一文明与当地文化的结合，进而推进世界文明的向前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书院制度向域外输出的起始时间，目前尚难断定。以今日疆界而论，唐代所辖有今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越南等国部分领地；元代所辖有朝、俄、蒙及锡金、不丹、缅甸、泰国等国部分地区，明代有俄、锡、不、缅等国部分地区。永乐五年至宣德二年(1407-1427)曾收安南入版国，置交趾布政司；清代所辖曾有俄、蒙、哈、吉 、塔、缅部分地区，因为这部分地区处于当时中央政权的领导之下，皆有可能和内陆一样一体推行书院制度。另外，像日本等周边国家，自唐代派遣使节到中国以来，书院制度也随时可能输入。以上两种可能，唯无确凿材料证明，皆只能归于存疑，可以不论。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书院走向世界起始于明代。正统四年(1439)也即朝鲜世宗二十一年，朝鲜李氏王朝君臣借鉴中国宋代的书院制度发展其教育事业，实为书院输出的重要标志。 海外书院的分布范围，主要是东亚、东南亚这一中国文化圈内。如朝鲜半岛，历史上曾有过六百七十所书院。日本书院也很多，仅笔者所知就有刀江书院，明治书院，开明书院，汲古书院、高桐书院、东方书院、日光书院等等。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明诚书院 (1729)，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五福书院(1819)，南华书院新加坡的萃英书院(1854)、养正书院 等，都很有名。此外，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城有圣家书院(又名文华书院)创建(1732)，在美国旧金山有大清书院创建。如果说书院在东亚、东南亚流传是因为传统的东方文化的培植，那么它在欧美的立足则说明：在西方文化圈中它们可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海外书院的创建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寓居海外的华人，这些人因为侨居异国他乡，在异族文化的氛围中，常有一种飘浮无根之感，对母体文化有一种执着的依恋，于是就兴办起很多以传播中华文明为首务的华侨书院。 海外绝大部分书院的创建则是外国人，这些外国人之所以移植中国书院于其国土之上，概而言之，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吸收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将其视作一种传播文化的管线；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本身也成为当地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完全本土化，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在朝鲜李氏王朝四百余年间的经营，使书院遍布南北各地，直至今天，朝鲜一千元的纸币上还印着陶山书院图案和在院中传播朱子学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李冕的画像。在日本，江户时代称作书院的学校就有佐贺藩多久邑的鹤山书院、多度津藩的弘滨书院、大沟藩的腾树书院、大洲藩的止善书院、大阪的德书院、和田藩的育英书院、弘道书院、时习书院、崇德成章书院、温故书院、博文书院、尚德书院等十余所。除了教学之外，书院的出版功能也得到了强化，前面我们提到的刀江、明治等几所书院都是在今天仍在出版图书的书院。如东京明治书院，从其院名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创立于当时中国清代后期的明治时期(1868-1911)，它在昭和四年(1929)出版过岛地大等人的《天台教学史》 ，三十九年(1964)又出版了川口久雄的《平安朝日本汉文 学史的研究》一书的增订版，四十六年(1971)出版利光三津夫的《律的研究》。东京善邻书 院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中文学校，则以传承中国书法为重要任务。书院的创始人宫岛大八，光绪年间留学中国，追随某师张裕创游学保定莲池、武昌鹿汉、襄阳鹿门等书院共八年(188 7-1894)，深得其书法之道。回国后在东京创建书院，致力于中日友善事业和弘扬其师技法，终成日本一大书法流派。八十年代，善邻书院曾组团到北京、保定、武汉等地进行张氏师生书法艺术展览。1986年8月，日本的上条信山和中国的启功先生还在莲池书院合作创造了“张裕钊宫岛大八师生纪念碑”。1987年4月，裕钊重孙张瑞娴女士又在东京设立“张裕钊宫岛大八纪念室”，续写中日书院书法技艺交流新篇章。 外国人移植中国书院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将其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管线，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城的圣家书院。圣家书院亦名家修院，又名中国学校(Collegiodei Ch inesi)中国人则称其为文华书院，它的创始人是马国贤(1632-1745)。马国贤原名Metteo Ri pa，意大利天主教布教会(一作传信部)教士，康熙四十八年底(1710.1)抵达澳门，次年奉召北上，以画家身份进宫，成为中国皇宫画师，以长于雕琢绘塑而得康熙皇帝器重。他热心传教，并主张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康熙六十一年(1722)，在北京为罗马布教总会设立了第一个机关。次年，雍正皇帝登基，他请求辞职回国，得到批准之后，遂于十月(1723.11)带着谷文耀等四名中国学生西行返国。回国八年之后，他终于征得罗马教皇同意，在那不勒斯创建培养中国人的书院，自任总管，直至1745年(乾隆十年)逝世为止，可谓将毕生精力奉献于书院建设。 书院最初以专收中国留学生为目的，后来兼收有志到远东传教的西方人、土耳其人。经费由教会负责，学生毕业后授予学位。书院自创办至1868年(同治七年)被意大利政府 没收，历时一百三十七年(1732-1868)，前后总招收中国学生一百零六人，其中还不包括186 8转学的三人。据记载，同治(年)以前中国赴欧洲留学的共有一百一十三人，其中九十一人( 不包括同治后去的十八人)在该院肄业，占这一时期留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一，余下的 百分之十几则散居意大利罗马、葡萄牙里斯本、法国巴黎等地的学校。从以上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圣家书院在早期中国留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与圣家书院类似的还有日本东京的亦乐书院，它是日本明治三十二年(1899，即清光绪二 十五年)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创建、专门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机构。其时日本已经完成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并刚刚将大清帝国打败(1895)。甲午战败，使中国知 识阶层普遍感到非学习西方开始近代化进程不可，同文同种的日本自然成了当年中国人学习 西方的榜样，他们纷纷东渡扶桑，开始了救亡国图存的探索。亦乐书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 运而生的，它是中国人透过日本人学习西方，以进行中西文化交流的机构。当时留学“东洋”的中国人很多，类似这样的书院在日本各大城市都有。兹以东亚同文会创办的东京同文书院为例，介绍此类书院的运作情况。 东京同文书院当时制订了“章程”，分名称、宗旨、体制、肄业年限等十章，共三十七条 。书院以“专招清国留学生，授以各专门学校预备之课程”为宗旨。设院长、总教习、干事各一员，学监、书记若干员，共同管理院务。学制二年，每年分三个学期。课程有修身、日语读法，日本语会话、日本文法、算学、英语、体操、翻译、物理、化学、地理、历史等科 。考试分学期、学年、卒业三种，每科成绩以一百点为准，每学年“统将学期点数合算，以每科均平得五十点以上，总算均平得六十点以上者则为合格。否则落第”，学费、杂费皆由学生自负。以上这些规定，皆类近代中国学校之制，海外书院对中国学制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 走出国门的书院，从本质上讲，只是这一制度的输出或者说移植，它和本土的学院血脉相承，其基本的文化功效保持不变，但由于受移植时代、移植地区、移植人及其移植动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它和本土的书院又有着很多区别。一般来讲，这种区别依其大小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在华侨聚居区，由华侨创建的书院因为建院的主要目的是使侨胞及其子弟不忘根本，它和本土书院没有太多区别。在中国文化圈内的东亚地区，处在吸收中国文化的时期，其所创建的书院，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本土人看齐，但又不乏特点，如韩国书院的注重祭祀、日本书院的强调刻书出版等。而当这些地区转而学习西方时，它为中国留学生建立的书院就与当地受到西方教育制度影响的学校更接近了。上文提到了东京亦乐书院就是这样。在西方由西方人建立的书院，如意大利的圣家书院(文华书院)，它的建立是为学习西方文化的中国人提供服务，其内容形式离中国本土书院的距离相对来讲就要远一些。 在中国书院走向世界的征途中，“东国”朝鲜处于特殊的地位，也作出了特殊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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