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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国门,走向东洋:日本书院(二)

 大成教育图书馆 2018-12-31

中国书院东传日本后,日本书院依据本国需求呈现出种种不同于中国的样态,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与主要功能两方面。

1.儒医并重的书院

顺正书院位于京都洛东南禅寺旁。天保十年(1839)三月,由著名兰医、儒者新宫凉庭创建。

新宫凉庭(1787-1854),名硕,号驱竖斋、鬼国山人,丹后人。少年家贫,赴长崎学习兰医(荷兰医学)十余年,掌握了先进、新奇的西医技能与西学知识。归寓京师后,新宫凉庭在洛东开业行医,很快就闻名遐迩,病人常满户外。在救死扶伤的同时,也“以医术成名致富”。及至知天命之年,新宫凉庭感叹财富“积而不散,非守钱奴乎”, 故“捐财于诸藩以济其国用”,又捐资数千上万金,创建顺正书院,集有志而无资者肄业其中。

顺正书院规模宏敞,规制完备,有大门、石门、正厅、学舍(生舍)、讲堂、祠堂、宣圣庙、燕居室、文库(藏书室)等建筑,房屋数十间,且辟有花圃、药圃。

讲堂是院中最主要的建筑,门悬所司代间部诠胜手书“顺正书院”额。玄关悬有新宫凉庭手书存养十五则、为医十五则横匾,实为教书育人的规章,有中国书院学规、条约之效。石门上刻大学头(祭酒)林柽宇所书“名教乐地”四字。学舍与中国书院斋舍相似,为诸生自修之所。

文库藏 “汉兰书籍”(儒书医籍),“经史百家,无一不备”,“使有志于学者入其院,读其书”。院中藏书,皆盖有篆刻“顺正书院藏”印记,以防散失。

祠堂并祀宣圣、医祖,即孔子与炎帝,显示其儒学、医学并重的教学特点。除此之外,书院还置有学田若干顷,分布于加佐郡四所村、新宫村等地,以作养士之资。还有越前侯、南部侯等赐赠年禄、年金、元金等各种资金六千七百余两,取其利息以作维持经费。

日本《顺正书院记并诗》所载院舍图

2.作为出版机构的书院

日本有专门从事图书出版的书院,不知其起自何时,有的至今仍在活动,是日本出版队伍中的一员。可见,中国书院的刻书功能在日本得到强化,甚至形成了专门从事图书出版的书院,或可视作书院制度本土化过程中日本书院形成的个性化特点之一。

明治书院位于日本东京,由三树一平创建。

明治书院

“明治书院,孕育优美的日语”。其社章是由汉字“明”的草书体变化而成的。

三树一平在明治十二年(1879)毕业于神奈川师范学校,长期在小学任教。目睹教材不足的现状后,他燃起了建立一家专出新式教材的出版机构的欲望。明治二十九年(1896),以出版教科书、教辅资料、辞书为特色的明治书院正式成立。至大正、昭和年间,明治书院出版的不少教材与著作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如昭和四年(1929)出版的过岛地大等人的《天台教学史》,三十九年(1964)出版的川口久雄的《平安朝日本汉文学史研究》,四十六年(1971)出版的利光三津夫的《律的研究》等。

如今,明治书院创业已有一百二十年,仍是日本出版界举足轻重的机构。

明治书院在1960年出版的《新释汉文大系·论语》

3.作为留学教育机构的书院

作为留学教育机构的书院出现在明治时期,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中国青年东渡扶桑学习强国富民之术的热情空前高涨,留日学生因此日渐增多,日本出现了专门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机构,如东京亦乐书院。

东京亦乐书院由长期关注中国留学生教育的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建于明治三十二年(1899)。当时,嘉纳治五郎为接纳张之洞派来的11名中国留日生,为其在日本接受高等教育进行预备教育,而将自己的私塾改建为书院,取名“亦乐”,即“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意。

明治三十五年(1902),嘉纳治五郎又将亦乐书院改为弘文学院,主要讲授日语及中学教程。黄兴、鲁迅等曾来此学习。

弘文学院主要采取“速成”的教育方式,其功利性在当时饱受批评。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士人学习日本的直接产物,是中日文化交流在新形势下的一种体现,也可以看作是中国人透过日本学习西方,即中西文化交流的机构。

嘉纳治五郎

嘉纳治五郎(1860~1938),兵库县人。日本明治到昭和时期的柔道家、教育家。其家族是关西重要财阀--嘉纳财阀。

4.于中国创办的书院

日本在中国本土开设书院,亦始于甲午战后,主要由东亚同文会和日本台湾总督府、关东军创办,时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其间中国虽已完成学制现代化,书院已改制为现代学校,但日本仍保留了“书院”这一古老称呼。

东亚同文会于明治三十一年(1898)在东京成立,其会长为近卫笃麿,是日本谋求侵略中国、朝鲜的团体,培养本国人成为“中国通”是其主要活动之一,许多日本名人都曾加入该会,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宫崎寅藏等。

东亚同文会成立次年,会长近卫笃麿访华,在南京拜会两江总督刘坤一,商讨在中国设置书院的事宜,得到刘的赞同。随后,南京同文书院宣告成立,专收日本学生。不久,义和团事起,为避矛盾,书院迁至上海,改名为“东亚同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与日本军部关系密切,历届学生都会被组织派遣至中国的各个省区进行旅行调查活动,其长达四十余年的调查活动积累了内容繁富的调查资料,涉及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风俗、方言等方方面面。

尽管同文书院“特务”色彩明显,但也是另一种样态的近代书院,其意义自不必言。1939年,书院由专科学校升格为大学,再度更名为“东亚同文书院大学”。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关闭。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阪大学官网

今大阪大学文学部的前身便是怀德堂。

国家图书馆编《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

全套共200册

可见,中国书院东传日本后,日本书院呈现出种种不同于中国的样态。日本“书院”,不仅仅是指类似普通学校的教育机构,也可能是指出版机构或留学机构,其多样性是“书院”这一文化教育组织强大包容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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