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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者治学与书院风格 -------------------------------------------------------------------------------- 发布时间： 2010-9-26 来源： 艺术中国 学者治学与书院风格 清代的书院虽具有很浓的官学化趋势，但书院毕竟不是完全化的官学，书院的山长虽由官方聘任，但毕竟不是官员，他有应聘和拒聘的自由，在聘期间拥有一定的办学自主权。因而，书院的办学风格同官学相比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不同时期内的学术风尚，从而使一些书院形成自己的办学风格。 清朝初年，反对宋明理学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朱舜水、傅山等人的思想有广泛影响，从其学者络绎不绝。顾炎武批评理学不过是禅学的变种，指出理学弃《五经》而学《语录》，比学习八股文还容易。朱舜水斥责理学家不做任何实事，只尚空谈。傅山咒骂理学家不过是个“奴君子”。稍后的学者甚至发出“理学杀人”的呼声。这些反对理学的思想家，主张经世致用的实学。体现在教学中，颜元和李颙是其代表。颜元（1635—1704），字浑然，号习斋。他认为儒家所提倡的“诚心、修身、齐家、治国”都同实在的事物相联系的，同实际结合是“学之要也”，“家之齐、国之治，皆有事也，无事则道与治俱废”。颜元以22个字概括他的“实学”的内容：“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 。他主张功利主义，“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②。他在主持漳南书院时，把实学放在首位。在他设立的六斋中，把学习文章、军事、经史和以水学、火学、工学等为内容的艺能四斋做为正斋，位置南向。虽然亦置理学斋、帖括斋，却皆置于北向的位置。这样设置的目的是为了表示自己的胸怀和应付时风，正如他自己所说：“置理学、帖括北向者，见为吾道之敌对，非周孔本学，暂收之以示吾道之广，且以应时制” ，排斥和贬低理学的意图十分明显。 颜元所设立的前四斋体现了他的办学风格，其特点是“治事”和“治经”的结合。所谓治经，就是以十三经原经为主，排斥宋明理学家对《四书》的注释和阐发，以明确儒家经典本义。所谓治事，是学习治国安邦的基本知识。这是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思想在办学中的体现。其文事斋的教学内容是孔子所提倡的六艺中的前四艺 （礼、乐、书、数）和天文、地理知识。这可以说是治事的基础知识。其武备斋是学习兵法和战术以及孔子所提倡的六艺中后两艺 （射、御），用以培养学生的军事才能。其经史斋，以学习十三经、历代史为主，兼习诰、制、章、奏、诗、文等封建王朝常用的应用文写作。其中学经史用以总结历代明君贤臣的治国经验教训。其能艺斋的课程设置是区别于一切儒学而体现治事学派核心精神的课程。基中的水学、火学、工学等课程即是有关这类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也包括有关的政策及其得失。如水学，既包括农田水利、治河、治漕，又包括水政、河政、漕政等内容。这些也是所谓反理学派所主张的“实学”的基本内容。 康熙中叶以后，理学再次被扶上正统地位，一切非理学的学说被视为异端，科举考试以理学家的阐发为正宗，书院的办学风格不能不受其影响。特别是雍正季年官方明确立了扶植书院并将书院置于地方官的管理之下以后，理学和制艺渐成为书院教学的主流。这种类型的书院已同官学教育没有重大区别，都以参加科考为主要教学目标。在学术方面，由于理学已走向没落，尽管官方扶植理学，有清一代却没有产生有独到见解和重大影响的理学家。 官方对理学的扶植并没有完全消除脱离现实的学术风尚。由于严酷的文字狱不断发生，在康熙、雍正之际力图脱离理学的学者在“大儒学”的范围内逐渐走上了一条既不同于理学又不同于实学的以考据为特色的复兴汉学的学派。这一学派以康熙中叶的胡渭、闫若璩开其先河，以雍乾时期的惠栋、戴震为代表形成了乾嘉学派。其后王鸣盛、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存、王引之、阮元等形成了一大批汉学家。他们的学术成果丰厚，成为乾嘉时期的主导学术，致使“濂、洛、关、闽之书无读者”。乾嘉学派以治经史考据为特色，钱大昕主讲钟山书院四年，主讲紫阳书院十六年。他本人五经皆通、六艺皆精，教授弟子以“通经读史”为先，培养了一大批人材。他的名著《二十二史考异》就是在钟山书院讲学时的讲稿。戴震一生以讲学为业，北京、山西、扬州、邵武、婺源都有他讲学的足迹。他以制度名物的考证和文字语言的训诂见长。其嫡传弟子段玉裁继承其有关音韵训诂的学说，著《说文解字注》，成为研究古代文献、古代文字的基本工具书。其后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广雅书证》，王引之《经传释词》、《经义述闻》等都是音韵、训诂学的名著。王氏父子的学问使理学家们也钦佩不已，被他们誉为使郑玄、朱熹俯首的学者。 乾嘉学派中办学成绩卓著的当推阮元。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清朝著名经学教育家，乾隆四十五年 （1789）进士，选庶吉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山东学政、浙江学政、巡抚，湖广、两广、云贵等地总督，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嘉庆六年（1801）任浙江巡抚时，在西子湖畔建立名为诂经精舍的书院。其所以不以书院为名，是为了避开一般书院的科举气息，但他并不反对科举。诂经精舍祭祀汉代著名学者许慎和郑玄。授课的内容经史为主，兼及小学 （音韵训诂）、天文、地理、算法等。精舍分上舍、下舍等。阮元除自己亲自讲学外，还聘王昶，孙星衍等著名学者主讲。不到十年间其上舍学生名声显赫、成一家之言者不可胜数，俨然东南地区的学术中心。阮元最重训诂之学，他认为圣贤之道皆在《五经》中，要读懂《五经》，必须借助训诂之学，而汉代人对《五经》的训诂最贴近《五经》本义。因而，要通 《五经》，必须从汉代学者的训诂中了解《五经》文字的本来涵义。他聘用的孙衍星也认为，如果没有汉代学者许慎的《说文解字》，那么西周的文字后人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因此，诂经精舍的办学风格就是训诂学。阮元调任广州，道光六年 （1826）又在广州城北的秀山越王台故址创建学海堂书院。“学海”一词双关，一意为堂址依山望海，有吞吐潮夕之气，一意取汉代经学家何休无学不通，有学海之誉。学海堂一如诂经精舍，以讲经史训诂为务。学海堂的教学方法是自学为主，不设山长，从学生中挑选八名学长，每名学生可以从八名学长中选一人为师。教材有 《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杜诗》、《昌黎集》等。学生每日任选一书，或加以评校，或阐发自己的理解，共同讨论，互相切磋。学海堂与诂经精舍不同之处是不设有关科举的课程，是完全学术性的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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