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云台二十八将之一邓禹

2.2云台二十八将之一邓禹

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正月，邓禹将从王屋山的箕关（今河南济源西）进入河东。河东之役开始了。更始政权的河东都尉把守箕关不开，邓禹连续攻打了十天，终于攻拔之，获取了上千辆车装载的辎重。进而，又包围河东郡治所在地安邑（今山西夏县）。不料，战事不利，数月未能攻克。更危险的是，更始大将军樊参率领数万人马，穿过大阳（今山西平陆）攻打邓禹。但邓禹毫不畏惧，迎头痛击，将樊参斩首。六月驻守弘农的更始定国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将军刘均纠合十万大军进攻邓禹。邓禹迎战失利，骁骑将军樊崇战死。日暮罢战后，包括军师韩歆在内的众将领见敌众我寡、“兵执已摧，皆劝（邓）禹（连）夜（逃）去，（邓）禹不听”。第二天，邓禹利用王匡迷信“六甲穷日不出（兵）”的时机，“理兵勒众”，整顿一下队伍。第三天，邓禹下达“军中无得妄动”的命令。但当王匡率全军攻打邓禹的大营时，邓禹“因传发诸将（击）鼓而并进，大破之。”王匡弃军亡走，后奔还长安，邓禹则率轻骑急追，“获刘均及河东太守杨宝、持节中郎将弥强，皆斩之，收得节六，印绶五百，兵器不可胜数，遂定河东”（《后汉书。邓禹传》）。邓禹“承制拜（祭酒）李文为河东太守，悉更置属县令长以镇抚之”。河东之役的胜利，为下一步刘秀挺进关中奠定了基础。这次以少胜多的战役，显示了邓禹的军事才能。

同年的六月，刘秀即帝位于鄗（今河北高邑县），改元建武。河东大捷的胜利，是邓禹送给刘秀称帝的最好礼物。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七月，刘秀回报邓禹的则是大司徒的官职、瓒侯的爵位、食邑万户的赏赐和一份情深意切的诏书：“制诏前将军禹：深执忠孝，与朕谋谟帷幄，决胜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门人日亲’。斩将破军，平定山西，功效尤著。” 看，刘秀把当年汉高祖封萧何的侯名（酂侯）和对张良的评价（谋谟帷幄，决胜千里）以及孔子对门徒颜回的评价，三者一股脑地全都扣在一个年仅二十四岁的年轻人 的头上，仿佛邓禹身上有三个历史名人的光环笼罩着。足见邓禹在刘秀眼中的位置是何等重要、何等突出！这是其他功臣难以比拟的。同时，刘秀又指出：现在的情况是道德沦丧：“百姓不（互相）亲（爱）”。这是长期以来“五品（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不训（教育）”，忽视了道德教育的结果。因此，刘秀训令邓禹：“汝作（大）司徒，敬敷（重视）五教（五品的教育）”，并提醒“五教在宽”，即要把握住五品之教的要领，是务“在宽”也，千万不可操之过急、过严。（《后汉书。邓禹传》）

邓禹夺取河东之 役的胜利后，继续西进，从汾阴度（今陕西河津）过黄河，占领夏阳（今陕西韩城南），又在长安东北的衙县（今陕西黄陵、黄龙，白水之间），打败了更始左辅都尉公乘歙率领的前来阻拦的十万大军。与赤眉军进入长安“百姓不知所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邓禹的大军“师行有纪”，百姓“皆望风相携负以迎军，降者日以千数，众号百万”。邓禹走在那里，总是不断地停下车来，向民众热情地打招呼。父老童幼“满其车下，莫不感悦，于是名震关西。”刘秀听说后，多次赐书，褒美嘉奖。

下一步的目标呢？应该是长安吧？你瞧，长安就在咫尺嘛！建武元年十月的一天，“诸将豪杰皆劝禹径攻长安”，邓禹却认为“不然”。其理由有四：一、“今吾众虽多，能战者少”；二、“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三、“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锋锐未可当”；四、“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宁能坚守者也？”。怎么办？邓禹认为，应该进占上郡（郡）、北地（郡）、安定（郡）三地（今陕、甘、宁交界处）。理由是该地“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弊，乃可图也。”思想认识统一是行动统一的前提。邓禹大军放弃长安不打，远离长安，继续西进，来到栒邑（今陕西旬邑）。一路上，多次击破赤眉营堡，不少县邑开门归附，就连西河太守宗育父子也奉檄归降。

然而，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乎人们的意料。首先，刘秀对此方针不满。他“以关中未定，而禹久不进兵，下敕曰：‘司徒（邓禹），尧也；亡贼，桀也。长安吏人，惶惶无所依归。宜以时进讨，镇慰西京，系百姓之 心”（《后汉书。邓禹传》）。虽然刘秀措辞委婉，口气好象不是特别硬，仿佛只是一个建议而已，其实表达了自己的思路是与邓禹的思路是根本不同的。一个是唐尧，一个是夏桀，不是简单的差别，而是两条不同道路的对立。邓禹头脑发热，对领导的意图没有很好地把握，没有认真地掌握刘秀的思想，硬是坚持己见。他我行我素，继续调兵遣将，引谷归仓，攻打上郡诸县，只派遣六位将军中的两位即冯谙和宗钦把守重地栒邑。当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邓禹身为一线最高指挥官有战时处置权。进军路线的是非问题，可以由作战的结果来检验。

不料就在节骨眼上，一个突发事件出现了。此时把守栒邑的将领冯谙和宗钦在邓禹离开之后，“二人争权相攻”，最后冯谙不择手段不仅将宗钦杀死，而且还斗胆攻打邓禹。邓禹只好一面上报刘秀，一面平叛。尽管冯谙西逃天水，月余后为隗嚣打败活捉，没有搞成多大的名堂。但是冯谙叛乱的事件，毕竟导致一位将军死亡、一位将军西逃，宣告了攻占上郡等三地方针的破产。更严重的后果是，将有关邓禹的神话戳破了。邓禹威名损伤极大，远不如以前。尽管如此，刘秀仍然十分尊重他。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正月，刘秀定都洛阳，首次大批量“封诸功臣为列侯”，邓禹被更封梁侯，同吴汉一样，皆食四县。

然而，错误的进军方针，毕竟种下了恶果。随着军中粮食的匮乏，后来的邓禹数战竟然连续不利，“归附者日益离散”。在一次与再度进入长安的赤眉军作战中失利后，邓禹只好败走高陵（今陕西高陵），当时“军士饥饿，皆食枣菜”，十分艰难。面对“赤眉、延岑暴乱三辅，郡县大姓各拥兵众”的局面，邓禹也实在无计可施。

十一月，刘秀终于出手了：换将。“帝乃遣偏将军冯异代(邓)禹讨之”。他一方面指示冯异：“今奉辞讨诸不轨；营保降者，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壁，无使复聚”，这是行动策略；“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这是行动目的；“诸将非不键斗，然好掳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苦”，这是注意事项 ；另一方面，又给邓禹下诏书：“慎毋与(赤眉)穷寇争锋”，“无得复妄进兵”。因为“赤眉无谷，自当来东；吾以饱待饥，以逸待劳”，“吾折捶笞之，非诸将忧也”。随后，他又派破奸将军侯进、建威大将军耿弇分别屯守新安、宜阳，必要时两军协同作战，以防赤眉东返。冯异西进，进入华阴（今陕西华阴），遭遇赤眉，双方相持六十多天，大战数十回合，汉军降其将卒五千余人，取得大胜（《资治通鉴。卷四十》）。此时的邓禹深深地陷入“受任无功”的窘况中，他太想立功啦!尽管曾经多次派出饥寒交迫的将士讨伐赤眉，结果总是不利。对此，邓禹是在是不甘心啊！。

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正月，偏将军冯异升任征西大将军。邓禹率车骑将军邓弘从北渡过黄河，南下到湖县（今河南灵宝），要求与冯异联合作战，共讨赤眉。冯异好言开导说，我虽然与赤眉相拒在华阴数十天、捉了一些将领，但是对手余众尚多。对这些人只能靠恩信开导，不是一下子用兵能够解决的。冯异接着搬出刘秀的战略意图：“上今使诸将屯渑池，要（控制）其东，而(冯)异击其西，一举取之，此万成计也。”（〈〈资治通鉴。卷四十一〉〉）此时的邓禹与邓弘根本听不进去，邓弘遂率军在永宁(今河南洛宁北、渑池南)的回溪与赤眉大战一整天。赤眉佯装失败，丢弃成车的粮草。其实，粮车表面覆盖的是豆子，里面装的却是土。早已饥肠辘辘的汉军，见了豆子，你争我夺，不可开交。不料，赤眉军杀了一个回马枪，邓弘大败，全军溃散。冯异与邓禹联手合兵来救援，才暂时打退敌军。冯异以为汉军将士饥饿疲倦，应该休战。邓禹此时根本听不进去，又急忙与赤眉军重新开战。结果汉军大败，死伤者三千余人。邓禹只率领二十四骑脱身，返归宜阳；冯异弃马而走，只与麾下数人返回军营，回到回溪陂，收其散卒，再度坚壁自守。

邓禹总算是个有自知之明的君子。反思近一年来，从冯谙叛乱到回溪之败，自己的确头脑发热、意气用事、无视皇帝的旨意，蔑视同僚的意见，造成了“兵败残破”、贻误战机的后果。对此，自己应当负直接的领导责任。建武三年（公元27年）闰正月，邓禹上书辞去大司徒职务、上缴梁侯的印绶，以示谢罪。刘秀也是一个君子：人家已经表示了诚意，认了错，我就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侯位是以往功劳的爵位，一旦收回，岂不是否认 了他人的历史功绩？官职嘛，这可是能上能下的，不称职的可以随时调整。于是，刘秀对邓禹的处理意见是这样的：留侯，即将梁侯印绶返归邓禹；降职，即先撤销他的大司徒职务，数月后降级使用，担任右将军。

刘秀对邓禹的如此处理，反映了他对既有突出大功、也有明显大过的邓禹采取了极其谨慎的分析态度：肯定大功，但不以功掩过；指出大过，不以过掩功。刘秀用心的重点是后半句。他这种能将功过分别对待的作法，常常为后来的政治家赞许。

东汉末年，政治家孙权在周瑜、鲁肃、吕蒙相继去世之后，曾经与陆逊议论过三人的长处与短处。在谈到鲁肃（字子敬）时，孙权认为他是“两快（长）一短”：“子敬因公瑾（周瑜字）致达（介绍）于孤，孤与宴语，便（涉）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曹操字）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张子部（昭）、秦文表（松）具言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后虽劝吾借玄德（刘备字）地（出借荆州），是其一短”。不过，此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孙权大度地讲：“周公（姬旦）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鲁肃）短而贵其长，常以比方邓禹”（《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孙权在这里重点不是讲鲁肃的功劳是否大于周瑜、吕蒙，而是讲自己是要正确评价鲁肃，就如同刘秀正确评价邓禹那样，要记住人家的建策之功和知人之明的两大长处，不能抓住那点与赤眉军作战失误的短处不放。刘秀啊，孙权啊，在用人上，咋就那么雷同呢？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吗？像！

建武四年（公元28年），春二月，久在南阳流窜的割据势力延岑、秦丰再次侵掠南阳郡的顺阳（今河南南阳内乡南）一带，刘秀派遣右将军邓禹率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先在邓县（今湖北襄阳北）击破延岑军；接着追赶至武当山，再次击破之。延岑只好逃向汉中，下余的“悉数投降”。这是邓禹一生中最后的一次作战，很可能是刘秀为照顾邓禹的情绪、扫除失败心理阴影而刻意安排的。这次军事行动的胜利，是邓禹告别军旅生涯的标志。此后，九年光景，右将军邓禹不再战场露面了。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三、四月，平定了蜀地公孙述割据的大将吴汉凯旋而归。至此，统一全国大业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刘秀大饷将士，对功臣们增邑更封，达三百六十五人之多。邓禹更封高密侯，食邑四县：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帝以（邓）禹功高，封弟（邓）宽为明亲侯。其后左右将军罢（撤销），以特进奉朝请”，邓禹的军职从此解除，只当刘秀的高级顾问。

刘秀鉴于西汉的历史教训，对功臣们采取了“封侯养起来”的政策，即“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职为过，故皆以列侯就第，恩遇甚厚”，“有功辄增封邑”（〈东观汉记。卷一〉）。该政策的要害是，将功臣们基本上排除在执掌朝政之外（但不影响遇有军事武力行动，可以临时受委派领军作战）。朝中行政大权，掌握在由皇帝亲自控制的、由文职官吏充任的尚书台中。这样作既避免西汉刘邦杀功臣的悲剧发生，又便于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熟读经史的邓禹对刘秀的用心心知肚明，他不摆老资格，不伸手要官，不伸手要权，放下架子，努力克服失落感，一不骂领导，二不发牢骚，相反能以“天下既定”为由，“常欲远名势”，经常修整闺门，孝敬母亲、教育子孙。他教育自己的十三个儿子，不能只会当“官二代”、靠老子的身份吃饭，应“各使守一艺”，靠自己的本事谋生。所以《后汉书。邓禹传》中讲：邓禹“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至于消费，也有界限：“资用国邑，不修产利”，国家给的待遇，给多少，就是多少；不以权谋利，不经商谋利。邓禹的所作所为，刘秀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帝益重之”（《后汉书。邓禹传》）。这不，经常让他和李通、贾复三大功臣以特进身份与大臣们参与朝政、议论国事。平定陇、蜀后，刘秀“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每日白天视朝，傍晚讲论经理，这期间“数引公、卿、郎、将”参加。根据“坐则功臣特进在侧”的记载（《东观汉记校注。卷一》），可以推断，邓禹必然是座上客。因为他就是是一个太学生出身的“功臣特进”嘛，最有资格！

建武三十二年即中元元年（公元56年）的一月，赋闲二十年的邓禹又官运降临，“复行司徒事”，说是 “行”，即代理，其实就是第二次担任司徒，所以叫“复”。这在功臣中是唯一的破例之举。马上，又以司徒身份跟随刘秀东方巡狩。二月，进入鲁地，登封泰山，禅于梁父。“中兴治定，勒号泰山”（《史略。卷三》），完成了东汉朝廷的一件大事。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二月，一代英君刘秀去世。刘庄即位，是为明帝。四月，汉明帝下诏称：“高密侯禹元功之首，东平王（刘）苍宽博有谋，并可以受六尺之托，临大节而不挠。其以（邓）禹为太傅，（刘）苍为骠骑将军”（《后汉书。显宗本纪》）。这样一来，邓禹就又成了太傅。

历史上，太傅与太师、太保，政治地位高于三公（司马、司徒、司空），是为上公。东汉初期时，上公只设太傅，且每位皇帝只设一人为太傅，十分稀缺。尽管太傅没有太大的实权，但是绝非一般人物所能担任的，必须是“为国元老”，或者是“元功之首”才有资格。刘秀一代，只有一位太傅，那就是卓茂，邓禹尚且不够格；汉明帝时的太傅，才是邓禹。所以说，邓禹是东汉第二位太傅 。

当年，邓禹曾经十分自我欣赏：“吾将百万之众，未尝妄杀一人”。此话，如果是真的，那就说明邓禹的确了不起，能在对手如云的复杂战争条件下，做到不“妄杀一人”，实属不易，真有大将风度，真讲政策和策略。于是他自鸣得意地预计：“（吾其后世，必有兴者）”（《后汉书。皇后纪》）。果然，其子孙为侯者颇多，其孙女邓绥（邓训之女）在汉和帝时为皇后，在殤帝、安帝时为皇太后，把持朝政多年。至于后人如何评价政绩，那是后话。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一年后（永平元年）的五月，年仅五十七的邓禹去世了。谥号元侯。元侯谥号，确认了邓禹在刘秀众多功臣中居第一的位置。邓禹作为光武中兴的首位功臣，其名声业绩炳彪史册，则是毫无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