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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煌言，字玄箸，号苍水，宁波府鄞县人。他一生栖山横海，波澜壮阔。自奉迎鲁王起，中经江上师溃、崇明覆舟、平岗结寨、舟山失陷，虽屡遭败绩，而忠贞之志曾不稍改。乃从张名振三入长江；又随郑成功北伐江南；及南京师溃，归路遮断，千里崎岖，复返浙海，重建义旗；最后鲁王薨逝金门、郑经退守台湾，他仍以孤军出入浙闽沿海。十九年间，披坚执锐，栉风沐雨，出没鲸波山海之间，辗转蛎滩鳌背之上，愈挫愈奋，屡踬屡起，终于由一介书生成长为东南抗清的一面旗帜。夏燮以为：煌言一死，而明运随之，“遂以收有明二百七十年剩水残山之局，其所系岂浅鲜哉！”
张煌言既是一位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造诣颇高的诗人。据《奇零草·自序》：他自成童便好为诗歌，既使军旅余闲，也不辍吟诵。然而明亡前所作早已散亡殆尽。自鲁监国元年（公元1**6年）浮海后，至永历十六年（公元1662年），十七年间又积有篇什；却不料屡有倾厄，劫后所存，不过全鼎一脔，故名《奇零草》。《采薇吟》则为其隐居于悬山范岙后所作，附以被执后蒙难诸诗。由于其诗文有清一代悬为厉禁，流传甚少，又为其勋名所掩，故鲜为人知，至今研究者甚少。 纵观张煌言诗作，有对敌人暴行的无情鞭笞和对人民遭遇的无限同情，如《辛丑秋虏迁闽浙沿海居民……有感而作》；有对亲人的深切怀念和对战友的沉痛悼念，如《梦内》、《吊沈五梅中丞》；有对大好河山的礼赞和对四时风物的咏叹，如《月夜登普陀山》、《春江花月夜值微雨限韵》；或状金戈铁马的战斗生活，如《闽南行》；或述至死不渝的忠贞之情，如《秦吉了》；或抒慷慨报国的豪情壮志，如《放歌》；无论长歌短句、高唱低吟，都充溢着高贵的民族气节、奔放的爱国激情、不屈的战斗意志、昂扬的乐观精神，闪烁着亘古不灭的人格光芒；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辞故里》二首可为代表之作： 义帜纵横二十年，岂知闰位在于阗。桐江空系严光钓，震泽难回范蠡船。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信史传。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照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这是两首撼人心魄的千古绝唱，真所谓字字金石，掷地有声，足以警愚启顽，廉贪励懦。 张煌言的诗作反映了他十九年艰苦卓绝的抗清历程和东南抗清史事大端，有着厚重的历史内涵，故有“诗史”之称。 鲁监国六年（1651年），清军三路攻鲁监国政权的根据地——舟山，由于明军主力出击外洋，舟山明水师失利，清军进围舟山城；明军死守十日，终于失陷，城内文武大臣纷纷死节，鲁监国政权从此一蹶不振。《州行》生动地纪录下这段南明史上极为悲壮的事件： 五六年间风云变，帝子南回开宫殿。由来泽国仗楼船。乌鬼渔人都不贱。堂怡穴斗几经秋，胡来饮马沧海流。共言沧海难飞越，况乃北马非南舟。东风偏与胡儿便，一夜轻帆落奔电。南军鼓死将军禽，从此两军罢水战。孤城闻警早登陴，万骑压城城欲夷。炮声如雷矢如雨，城头甲士早疮痍。云梯百丈凌霄起，四顾援师无蝼蚁。裹创奋呼外宅儿，誓死痛哭良家子。斯时帝子在行间，吴淞渡口凯歌还。谁知胜败无常势，明朝闻已破岩关。又闻巷战戈旋倒，阖城草草涂肝脑。忠臣尽塍伯夷山，义士悉刭田横岛。亦有人自重围来，向余细说令人哀。椒涂玉叶填眢井，甲第珠掩劫灰。 诗写得淋漓怆痛，舟山之役宛然在目。 永历七年（1653年）八月，煌言从张名振率军由福建北上长江口，驻军崇明。东南有密使入黔与永历政权联络。当时定策，由孙可望遣军东出湖湘，顺流而下，与东南明军会攻南京；一军入粤西与郑成功军夹击广东，所谓“先定楚粤”，再北伐中原。名振此行，即为策应上游之师。 永历八年（1654年）正月、三月、十二月，煌言随名振三入长江。《和定西侯张侯服留题金山原韵六首》诗中不仅记下明军在镇江金山望祭孝陵之事，更指出：“烽靖三湘先得蜀，瘴消五岭复通闽。”“上游谁拥龙骧节，日毂亲扶出汉津。”印证了永历帝在给徐孚远等人敕谕中所说的“会师楚粤”的战略意图。 然而由于孙可望未能如期出师，张名振一军在镇江一带，久候不至，于是回师崇明；《同定西侯登金山以上游师未至遂左次崇明》诗中说：“已呼苍兕临流早，未审玄骖下濑迟。”指的正是此事。煌言又有《即事柬定西侯》、《再入长江》、《师次燕子矶》等诗，较完整地纪录了“三入长江”之役。 永历十三年（1659年），郑成功全军北伐，克瓜州、降镇江，直指南京。煌言率所部为前军，直驱芜湖，攻略上游。煌言豪迈地宣称：“不信封侯皆上将，前茅独让弃生。”（《师次观音门》）至芜湖，前军已受降，他欢欣鼓舞地唱道：“王师未必皆无战，胡马相传已不还。”（《师次芜湖时余所遣前军已受降》）煌言开府芜湖，四方豪杰云起景从，远近望风而降，煌言分兵四出，连下四府三州二十四县。此时煌言诗作联翩：“天骄次第奉冠裳，畿辅长驱铁裆。”（《师入太平府》）“干将一试已芒寒，赤县神州次第安。……东来玉帛空胡虏，北望铜符尽汉官。……”（《姑熟即下……》）“横流锦缆窥三吴，出峡霓旌接九华。”（《驿书至偏师已复池州府》）写出了当时势如破竹的大好形势。然而由于郑成功在南京轻敌致败，北伐大业功败垂成。 煌言诗作类此者比比皆是，足证“诗史”之说。 全祖望以为：煌言诗文才笔横溢，大致出明末云间一派。崇祯十三年（1**0年），云间派首席陈子龙赴绍兴府任推官，两浙“士以其夙有文望，争师事之。”而是时煌言年逾弱冠，亦前往受教，得其薪传。时代风云的淬厉使他突破了“云间派”标举的“前后七子”复古主义的藩篱，以其苍劲雄阔、清新刚健的诗风在明末诗坛上放射出奇光异彩。 鄞县沈光宇评曰：“夫公凛然孤忠，如白日，故其文激愤而高亮，沈雅而痛快；其痛而不摧，郁而愈壮，公之诗文自可垂于天壤也……与《正气歌》共垂千古耳！”清末南社诗人柳亚子有《题张苍水集》诗曰：“北望中原涕泪多，胡尘惨怛汉山河。盲风晦雨凄其夜，起读先生正气歌。”这首“正气歌”，不仅在推翻异族统治和民族危亡时可以唤醒人民奋起抗争，即使在今天振兴中华的伟业中，仍是激励人们建设祖国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并将随着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而流传终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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