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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为作战目的制造或改装的武装船舶。一般可分为大、中、小 3种类型。大型的是主力战船，称为“舰”或“楼船”,有2层、3层、4层,甚至4层以上甲板的。中型的是用于攻战追击的战船，如“蒙冲”、“先登”等。小型的是用于哨探巡逻的快船，如“游艇”、“赤马舟”等。为适应作战时能抢上风和追歼敌船的需要，大多数战船是专为作战而设计制造的，以保证具有较好的适航性能、操纵性能和较高的速度。也有一些战船是采用渔船或商船的船型加以改进后制造的，或临时用渔船或商船加以改装，使其能符合作战的需要。战船乘人多少以“米重”为标准计算,每人以重2石为准。 发展与演变 大约7000年前，中国的先民已经开始了水上活动。商朝的甲骨文中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水上活动，至周朝已有水战的记录，但舟师和战船的制度不详。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楚子为舟师以伐吴……无功而还”。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吴伐楚战于长岸（今安徽当涂西南）,楚师败吴，获吴王乘舟“余皇”,吴复袭楚师,取“余皇”去。说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乘船作战已很频繁。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吴“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左传》），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中国舟师第一次海上军事行动。这一时期的舟师已有相当规模。吴越之战,越军4.9万人中有习流2000人。后来,越舟师出海北上攻齐有戈船300艘，死士8000人。战舰的种类及形制已相当齐备。当时比较大的战船为“大翼”，长12丈（约合24米），宽1丈6尺（约合3.2米）,可容战士20余人，桨手50人。河南省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战国水陆攻战纹铜鉴，形象地描绘了当时驾船作战的情景。 附图：春秋“大翼”战船模型 汉朝水军的规模更加巨大，战船更趋完备。当时既有 4层舱室的巨型楼船，也有200斛以下的艇。在汉魏时期不仅船型众多，船舶装具也相当齐备，出现了橹、舵及其他船具，帆亦迅速发展。至此，中国古代船舶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阶段。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在有名的 赤壁之战 中，双方使用的船舶数以千计，足以说明当时水战的巨大规模。 南北朝时，人们认识到水战时风力大小无常，不可恃以作战，因而重视发展人力推进的战船，出现多桨快艇。隋朝杨素造“五牙”大舰,起楼5层,高100余尺（约合29.5米），能容战士800人，有6个拍竿，高50尺（约合14.76米）,用以击碎敌船。唐朝的海鹘船是模仿海鸟而创制的海船，两侧有浮板,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以适应海上作战的要求。 附图：古代楼船模型 到了宋朝,车船在战争中有很大发展,都料匠高宣所制巨型作战车船长20～30丈(约合60～90米)，有23～24个车轮桨。在其所制十几种车船中，双车船和四车船是常用的中小型作战车船。王彦恢所制“飞虎战舰”，旁设4轮，每轮8楫（叶片），十分轻捷，是常用车船的典型。当时水军装备的战船还有海鳅（模仿海鱼形状的战船）、双车、十棹、防沙平底等各类舰艇，供江、海防御调遣之用。南宋水军统制冯湛综合几种船型之长，造成“湖船底、战船盖、海船头尾”的多桨船，长8丈3尺（约合25.5米），用桨42支,载甲士200人，江河湖海均能适用。南宋秦世辅创制的铁壁铧嘴平面海鹘战舰，长10丈（约30.72米）,宽1丈8尺（约5.53米）,船底厚1尺（约30.72米），10橹，水手42人，载战士108人。张贵所制的无底船，是一种奇形战船，船后截中部无底，只有两舷和站板，加以伪装，引诱敌军跃入溺死。当时还有一种鱽鱼船，船头方小,尾阔底尖,尾阔可以分水，头小底尖使阻力大为减少。这种长5丈（约15.36米），能乘50人的鱽鱼船是较早见于记载的用渔船作战船的实例。 附图：古代车船作战图 进入明清时期以后，中国古代战船的发展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隋唐五代两宋时期多用于锤击敌船的拍竿已经消失，而改以战船本身犁沉敌船，这说明船舶制造和驾驶技术的进步；二是从明初起，战船上配备了火炮。 宋朝的海舟以福建船为上，明朝的海舟则以舟山的乌艚船为首，而浙直间多用沙船御倭，后来用沙船、福仓船和东莞船守舟山。大号福船势雄力大，便于冲犁敌船，即所谓斗船力不斗人力。大福船柁楼三重，底尖上阔，首尾高昂,能容百人,福船的形制规格最称完备。广船主骨架用铁力木制成，坚固性胜过福船，但铁力木难得，维修不便，后来游击将军侯国弼加以改进，底用广船式，上用福船面。明朝在江浙一带作战时往往使用两头尖的鹰船先行,它行驶敏捷,进退裕如；沙船随进，战无不胜。尤其是浙江的十橹苍山船,原是太平县渔船,曾在抗倭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号称“苍山铁”。后来战场南移又多用福船御敌。嘉靖四十年(1561)的宁台温之捷, 戚继光 、胡震等所部战船近战倭船,犁沉敌船10余艘，烧残敌船 5艘。从这一战例中可见当时明军的战舰占有较大的优势，舰船结构强度和航行速度均优于敌舰。明朝还制造了两头有舵、进退神速的“两头船”，以及特种战船联环舟和子母舟。联环舟船体长 4丈（约合12.4米）,分为两截,前截占1/3，装载爆炸火器，后截占2/3，乘战士。冲撞敌船时,舟首倒钩钉牢敌船,火器爆炸后与敌船同毁。撞击时，联结前后截的铁环自解，后截得以在爆炸前回驶（图4）。子母舟长3丈5尺(约合11米),前2丈是舰船，后1丈5尺只有两舷侧帮板,腹内空虚，藏一子舟，母船发火与敌船并焚，军士可驾子舟回营。 清朝前期,中国水师一般以70～108尺（约合22.4～34.5米）长的赶缯船为主力战舰,次则以长50～70尺(约16～22.4米)的沙船和双篷艍船用于攻战追击,再次为长 20～50尺（约6.34～15.36米）的唬船和哨船用于追逐哨探。乾隆六十年(1795)福建水师因赶缯、赶艍等船笨重，按泉州同安梭商船式改造，嘉庆五年(1800)又仿照广东米艇添造战船,分大、中、小3等（各载米2500石、2000石、1500石）。嘉庆十一年又添造大横洋梭船作为战舰。 性能与装备 战国时期，船名有大翼、小翼、突冒等名称，已体现出当时人们对于战船快速性的关注。到汉朝,人们对船型与船舶性能的关系已有一定的认识,作出了狭而长的船速度高，短而宽的船稳定性好的科学描述。为追求船舶的快速性，出现了效率较高的推进工具橹，俗称“一橹三桨”。在同一时期，对于风力的使用也有较大的进展。到三国时期已有3帆、4帆以至7帆,各帆交错布置以提高风帆效率。一般用纵帆，能根据风向随时调整张帆的角度。以竹竿维布帆，重量大，起落迅捷。车船的出现标志着古代人力推进船舶快速性的最高水平。到了宋朝，车船进一步发展。据文献记载，唐朝的海鹘船头低尾高、前大后小,两舷置浮板形如鹘翼,稳定性好，不易倾侧，这是最早的船舶稳定性装置的记载；而降低船舶重心以增加船舶稳定性的记载则更早。中国古代战船适航性能的发展虽然较晚，但其发展速度却较快。如沙船就已具有较好的适航性能，它在逆风逆流的情况下也能航行。中国古代有不少船型都能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恶劣的气象条件，而自宋迄清许多综合性船型的出现，也表明人们对不断改进船舶适航性能所作的努力。 附图：“火龙出水”二级火箭 中国古代战船上武器装备的发展，是以中型和轻型武器为主的。在交战时,远则用 弓 、 弩 ,接舷战用、刀、枪。将士兵卒各备有长短兵器。有的战船还装设有拍竿，用以锤击敌船。战船多设有战棚或女墙(仿照城墙式样,有雉堞甚至开四门)或用牛皮蒙在木板上,或钉竹片，作为防护装置。无女墙的战船,战斗时在左右舷悬挂罟网,以防敌人跳帮。船上还备有:若干小镖,可在30步（约46.2米）内投掷击敌；较重的犁头镖，在刁斗上下投可以击杀敌人和洞穿敌船体；撩钩用以钩搭敌船；勾镰用以勾船割缭绳。在很早就已使用燃烧性火箭，主要是焚敌篷帆，使敌船不能行动。 附图：明代“蜈蚣船” 宋朝以后，战船又备有火药桶，投中敌舟能使全舟尽焚。战船上也有使用二级火箭“火龙出水”（见中国古代火箭 ）等火器作战的。明朝有许多装备火铳的快艇，如“蜈蚣船”及“火龙船”等，后者两舷暗伏火器百余件，一船足抵常备战船10艘之用，可见战船装备火器后威力大增。清初，李长庚在福建造霆船30艘,配火炮 400门，以备海战。一般大型战船配备火炮17～18门，中型战船配备火炮12～14门，小型战船配备火炮4～8门。内河战船也先后配备火炮，但较小。长江水师的长龙船设1000斤头炮2门，700斤边炮4门。舢板船则设800斤头炮1门，700斤梢炮1门，50斤边炮2门。 车船中国古代用人力驱动运转的明轮船，也称轮船或车轮舸。在近代汽船问世前，人类船舶的推进，主要是仰仗风力和人力，前者用帆，后者用桨。车船是在桨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和设计的，桨用手力，而车船使用脚力，确为古代一项重大的船舶技术发明。
附图：南北朝时发明的车船 简介 早在南北朝(420～589)时，已有车船的记载。唐代李皋对车船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制造的车船用人力踏动快速前进。宋代的车船盛极一时，绍兴二年(1132)王彦恢制的战舰，旁设4轮，每轮8楫（桨片）。 木匠高宣也是造车船的名匠,曾创造大小车船10余种,大型车船长20～30丈，吃水1丈左右，可容纳700～800人；中型车船一般承载200～300人。车船有2车、4车、5车、8车、9车以及23、24车等多种。宋朝最大车船长36丈，宽4丈1尺。明初陈友谅也曾使用车船在鄱阳湖进行水战。明中叶以后，卢崇俊作多种型式的车船称为“静江龙船”。直到20世纪初，中国南方还有少量车船。车船虽然未能在各水系普遍使用，但它的历史悠久，对中国船舶的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 发明之谜 祖冲之发明说 有说大科学家祖冲之所造千里船即为车船，按《南齐书》卷52《祖冲之传》说：“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馀里。”由于记载未涉及此船之动力，无法确认。 南北朝徐世谱发明说 《陈书》卷13《徐世谱传》说：“世谱乃别造楼船、拍舰、火舫、水车，以益军势。此处文字太简单，但“水车”决不是作为灌溉用具的水车，应是无疑的，因为灌溉用具是不可能“益军势”的，南北朝时的水车可能即是后世的车船。 唐朝李皋发明说 南宋李纲认为车船的发明人是唐人李皋，他在《梁溪全集》卷103《与宰相论捍贼札子》说：“荆湖间车船乃唐嗣曹王皋遗制，其大有至三、四十车者，挟以双轮，鼓蹈而进，驶于阵马。”《旧唐书》卷131《李皋传》有以下记录：“常运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 两段记载的共同点是车船有双轮，用人力“蹈之”，使船前进。 大规模应用 南宋初年，有一种“飞虎战舰，傍设四轮，每轮八楫，四人旋斡，日行千里”。楫就是翼桨，每个轮置有八个翼桨击水。李纲曾在荆湖一带造车船，按阅水师，据《梁溪全集》卷29有诗说：“车船新制得前规，鼓蹈双轮势似飞。创物从来因智者，世间何事不由机。”可知车船推进装置的基本结构是一车双轮。飞虎战舰是两车四轮，共三十二片翼桨。 中国古车船仅作军用，而且只有在南宋时，得到较大规模的应用和推广。《杨么事迹》说，杨么在洞庭湖一带起兵反宋，宋军为对付杨么军，有“木匠都料高宣者，献车船样”，都料是指工匠头，可谓现代工程师之前身。先“打造八车船样一双”，“令人夫踏车”，“船两边有护车板，不见其车，但见船行如龙”，“上下往来，极为快利”。后又“造二十至二十三车大船，能载战士二、三百人”。在一次战斗中，车船和高宣本人被杨么军俘获，于是杨么方面也造二十四车、二十二车大船。按前引李纲之说，当时车船最多达四十车，计有八十个翼轮。 宋朝为消灭杨么，也继续造车船。据《宋会要》食货50之15张浚奏，他在鼎州(今常德)看到“造下车船，通长三十丈或二十馀丈，每支可容战士七、八百人。”
附图：中国古代船只图纹与模型 汪藻《浮溪集》卷1《抚州奏乞罢打造战船等事》说，宋朝令抚州造“大样车战船”，包括二十六车和二十车船，“船之大者二十二丈”。又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6绍兴五年闰二月丙寅，卷89同年五月癸未，宋廷还令江南和两浙路造九车战船二十四艘，十三车战船八艘，“五车十桨小船五十”。陆游《老学庵笔记》卷1说，宋朝所造车船，最大“有长三十六丈，广四丈一尺，高七丈二尺五寸，未及用，而岳飞以步军平贼”。 岳飞瓦解杨么军后，将部分车船作战利品分赠大将张俊和韩世忠。后叶梦得《石林奏议》卷9《堂白乞立定水军人数修战船札子》，卷10《奏乞参酌古制造战船状》提到张俊军中“多是十车、九车大船”，其中“有长三十丈，高五丈，非千馀人不可动者”。按陆游所说，三十六宋丈大船，依每宋尺31厘米计，约折合111米。 小型化 南宋初的车船有两个缺点，一是不能在浅水航行，二是不能入海。《梁溪全集》卷121李纲给吕祉信中说，“来论恐车船重大，不可用，是不然”，“顷尝试之，运动轻快，施于大江重湖，以破长风巨浪，乃其所宜”。叶梦得说，三十宋丈的大车船，“当时皆是欲于洞庭湖中，水面浩渺之处，以为形势，今施之于江，固无所用”。看来大车船即使用于大江，也未必灵便适用。 南宋后来逐渐发展小型车船。据《宋会要》食货50之22，28，33，宋孝宗时，建康府(今南京)制造一种“一车十二桨四百料战船”。当时一料是指载重一宋石，约折合55公斤，四百料即载重22吨。鄂州(今武昌)造八车船五艘，“重滞不堪行使”，便另外“改造七车、六车、五车共五只”。江西路“造马船(运兵船)一百只，暗置女头(护板)、轮、桨，使可折卸”，可随时装拆，也是技术上的进步。宋宁宗时，造一种“铁壁铧觜船”，“四百料，两边各安车二座并桨三枝，船身通长九丈二尺”，“装载战士七十人，踏驾兵、梢二十人”。 《嘉定镇江志》卷10说，当时驻军的车船以断妖港为停泊处。南宋后期《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30《缴奏奉使复命十事》说，湖南、江西等路“打造四车海鳅舡”。据《景定建康志》卷39记载，当地修理军船，其中包括四车船三十艘。 几次战役记载 宋军车船发挥威力，是在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的采石之战中，席卷淮南的完颜亮金军饮马大江，准备南渡，却遭“迅驶如飞”的宋军车船堵载，以失败告终。战后，官府统计征发的民间踏车夫，就有6，300人之多。南宋对元作战也使用车船，据《元史》卷7《世祖纪》和卷161《刘整传》说，在襄阳之役，宋将张顺和张贵“驾轮船”，救援襄阳，又“以轮船出城，顺流突战”，均遭失败。车船在明代尚可见到“车轮舸”图，但显然使用不广，至清代便销声匿迹了。
附图：古代车船作战图 中国车船技术之失传固然是件可惜的事，但也并非偶然。由于混一天下的局面，江防丧失了重要性，车船亦随之淘汰。古代的士大夫们认为，饱读经史才是真才实学，而自然科学，特别是应用技术乃不足挂齿者。归根结蒂，古代的社会需要和环境，扼制了技术的进步。中国人首先发明了车船，但西方人却在数百年后发明了明轮汽船，接着又改进为现代的船用螺旋桨，这种历史教训是值得今人吸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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