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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战略角度剖析戴高乐主义

2012-11-04  崔纽藏
2012-4-11 13:20  来源:盐城热线

  法国何以从二战中几近亡国的尴尬境地,重返战后的大国之列?又何以从美苏争霸的欧洲铁幕世界走出第三条道路?何以在大国家间左右逢源?对此,戴高乐将军可谓居功至伟,此间他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思想和手段,后来被称之为"戴高乐主义",其影响更是延续至今。近期的法国总统大选,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二战后出生的新一代领导人,他们会告别戴高乐主义吗?他们将领导法国向何处去?本刊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推出本文,从国际战略的角度了剖析戴高乐主义,是因为它在当下仍有显而易见的现实意义和普遍价值。

   二战结束了,德国终于把英法两个老大帝国赶下了统治世界的宝座,但它自身也被美苏英法4国分区占领。西欧列强联合统治世界的格局,在维持了200多年后,彻底被美苏两极的格局取代。西欧已经沉沦,法国则沉沦得更加厉害--她的民选政府在战争中曾经被打垮而投降,她的殖民帝国在战后民族独立的浪潮中岌岌可危,即便在盟国的帮助下侥幸胜利了,她的种种制度性痼疾还是看不到治愈的期限。

  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对法国内政和外交的弱点了如指掌的戴高乐,对此早就心知肚明。尽管战争期间,戴高乐领导的"战斗法国"组织不得不仰仗英美,但戴高乐秉承了法国外交传统中强烈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风格,决心知难而上,以弱抗强,尽最大的努力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与实现法国的"天定命运"。

  美国战时总统罗斯福,作为玩弄美国式选举政治登峰造极的"民主"政客,对戴高乐这种如波拿巴将军般的传奇性"独裁"怀有强烈的偏见,认为戴高乐未经法国人民选举授权,无权代表法国的利益。又因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二战初期迅速溃败并对纳粹德国屈膝投降,罗斯福根本不愿意承认法国的大国地位,打算战后把法国作为二等国家甚至附庸国来对待,一度还有占领和肢解法国本土的计划。

  由于罗斯福的反对,法国被排斥于安排战后世界命运的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之外,对战后世界大势的规划毫无置喙的余地。因此,还在二战期间,戴高乐就不得不借助苏联的力量,来维持法国的大国地位。

  尽管戴高乐心比天高,但形势更逼迫人。在当时不可逆转的大势下,戴高乐不得不辞去临时政府总理之职,隐居乡间长达12年之久。直到在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引发全国性危机,戴高乐顺天应人,再次出山,拯救法国,并开始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大展宏图。 

  法德和解与全方位独立外交

  对于战后的法德关系,戴高乐早有惊人之思。二战的最后关头,德国败局已定时,纳粹德国头目之一希姆莱,非正式地给戴高乐寄来一份建议书--"您胜利了,戴高乐将军!如果人们知道您是怎样开始的,那么人们就应该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但是,您现在应该怎样办呢?依靠盎格鲁·撒克逊人吗?他们将会把您当作他们的仆从,还会使您受辱。您要和苏联合作吗?他们将会把自己的法律强加给法国,还会清理您本人。……唯一能使贵国走向光荣和独立道路的,就是和战败的德国取得谅解。……如果您克制复仇的思想,抓住今天历史所提供给您的良好机会,您将成为永垂青史的最伟大的人物。"戴高乐在其回忆录中承认,这一建议对他在日后决定推行法德和解政策,有重大影响。二战后,盟国商议处置德国时,戴高乐曾力促德国永久分裂为几个小国,但遭到了美英的强烈反对,因此戴高乐不得不放弃法国传统的外交梦想。当戴高乐东山再起时,西德已经建立,戴高乐要使法国在西欧发挥领导作用,就必须明智现实地处理德国问题。战后欧洲大陆各国积极谋求欧洲统一,这就为戴高乐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战略选择,那就是利用欧洲统一的框架来制约西德。1963年,法德两国在巴黎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开始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巴黎-波恩轴心"时代。

  法德和解,为戴高乐开展全方位的独立外交,打下了坚实基础。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深刻地指出:戴高乐之所以能摆脱1871年普法战争以来的外交困境,推行独立的大国战略,是因为法国第一次没有处在外交斗争尤其是法德斗争的最前线。在美苏两极对立的格局下,法国昔日最大的对手德国被占领、被分裂,成为了军事斗争的最前线,丧失了向法国挑战的资格,法国不再事事受制于法德竞争。当时能够真正威胁法国国家安全的只有苏联,而抗衡苏联的战略压力事实上基本由美国承担。而美国则是从大西洋两岸联盟团结抗苏的角度,来威胁法国的独立和大国地位,来自美国的压力需要两方面来缓解,那就是与西德的全面和解和外交协调,另一个就是与苏联(以及中国)的战略接近。戴高乐的如意算盘是--玩弄平衡,使美苏互相牵制;与美国结盟以反对苏联扩张;建立法苏特殊关系,以获得对美国独立的资本;借美苏的力量,来维持两德的分裂和压服西德;缔造法德轴心以联合西欧,排斥英国,抗衡美苏;必要时接近英国,以制约西德;与新中国建交,以完善法国的全球布局。这些外交战略环环相扣,互相牵制。这种"在空中同时玩8个球"的外交才能,堪比均势外交大师俾斯麦。

  独立核力量与“外交原子弹”

  核武时代,是否拥有独立核力量是大国地位的标志。戴高乐认为没有独立的核力量,法国"将不再是一个欧洲的强国,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只是一个被一体化了的卫星国。"由于苏联与美国一样拥有巨大的核武库,美苏间出现了恐怖的核平衡,美国不可能为了西欧而对苏联使用核武器,更不能设想美苏间会为了西欧而互相摧毁对方。"既然保护作用令人怀疑,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保护者呢?"

  据此戴高乐认为,建设独立核力量对法国来说利大于弊,一举多得--有助于法国对西德保持优越的军事地位;有助于法国抗衡英国争夺西欧领导权;有助于法国加强与苏联对话的资本,当然,在当时的情势下,最重要的是有助于法国对美国获得外交独立,而这一点是美国最为忌恨的。

  当时的美国,为了维持自身优越的地位,极力反对法国拥有独立核力量。1963年美苏和英国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的是阻止法国中国建设本国的独立核力量,保持美苏两国的核垄断地位(英国的核力量受制于美国,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法国和中国不约而同拒绝在此条约上签字,这也为1964年中法两国建交,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无独有偶,1964年中法建交也被东西方媒体称为"外交原子弹"。

  戴高乐无视冷战时期反共意识形态偏见与新中国建交,这一惊世骇俗之举体现了戴高乐非凡的战略眼光。同中国建交后,法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同时与美国、苏联和中国进行战略对话的国家,极大地提高了法国的战略地位。戴高乐精明地利用了中苏分裂和中美对立的外交形势,把中国当成了抗拒美国压力的潜在同盟军,同时又暗含了利用中苏矛盾制约苏联的用意。美国总统尼克松也接受了戴高乐的建议,"你现在承认中国,比将来中国强大起来被迫承认它比较好",中美建交导致了全球外交格局巨变。尼克松一再称颂戴高乐胸怀世界战略全局,这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法苏特殊关系与缓和政策早在二战期间,戴高乐就同苏联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接触,争取斯大林承认其代表法国利益的合法性,以增强抗衡美国压力的资本。1944年访苏期间,戴高乐事实上承认了苏联对东欧各国的改造和占领(反对也没有用,势力范围的划分是由军力所及决定的),以换取苏联不反对法国继续保有非洲殖民帝国。作为一个彻底现实主义者,斯大林对那些高深莫测、动辄宣扬主义和原则"外交代数"一贯不感兴趣,倒是对这种加加减减,你来我往的"外交算术"驾轻就熟。尽管戴高乐与斯大林的政治信仰有天渊之别,但在外交策略上,倒是道不同而共谋之。第二次掌权后,戴高乐便积极推行对东方"缓和、谅解与合作"的政策,1960年邀请赫鲁晓夫访法,初步改善了两国的关系。1966年戴高乐访问苏联后,两国签订了贸易、文化协定;空间探索和科技合作协定;宣布成立了法苏混合委员会,负责定期研究在执行贸易、经济和科技协定中的实际问题,而且如同克里姆林宫与白宫间的热线一样,建立了克里姆林宫和爱丽舍宫之间直接通话的"热线",如此广泛的合作,是苏联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不曾有过的。戴高乐的东方政策,不仅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得益良多,而且在经济上获得了相当多的实惠。苏东剧变前,法国一直与苏联保持高级别的政治对话渠道,法国是苏联和东欧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债权国,法国和苏联在航天等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也卓有成效。戴高乐访苏时机的选择也别有用心,他决定在法国宣布退出"北大西洋公约军事一体化组织"3个月后访苏,充分利用了此举在外交上造成的冲击波效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让那些短视的外交对手手足无措。戴高乐以对东方外交的突破,加强了法国对美抗争的资本,可以说,作为一个中等强国,法国最大限度地在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中,争取到了活动空间。

  戴高乐拒绝把赌注押在庄家美国身上,他宁愿法国成为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纽带,在两极间长袖善舞。戴高乐目光远大,一直呼吁建立"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要使欧洲成其为欧洲,必须有重大的变化,首先,苏联不复是现在这样的苏联,而成为俄国。"当时的政治家多认为戴高乐是痴人说梦,可30多年后的苏东剧变,印证了戴高乐的历史预见。

  现实主义、大局观与平衡感

  戴高乐并非某些宣传的那样,是个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小人,因为罗斯福对他的刻薄便疯狂反美。相反,戴高乐具有极佳的大局观和平衡感。在访苏期间,戴高乐曾经由衷地对勃烈日涅夫表示,"有你们帮助我们抵抗美国的压力,我们很高兴。"但他话锋一转,"当然我们也很高兴,有美国来帮助我们抵抗苏联的压力。"如此直白,堪与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名言,"大英帝国没有永恒不变的朋友,也没有永恒不变的敌人,只有永恒不变的利益"相提并论。

  第二次掌权后,戴高乐在全球向美国的霸权挑战,向其他国家推销有别于美苏的第三条道路,并且一贯在美苏对立中左右逢源。

  美国法国的盟友,还是事实上的保护者,但美国的过度保护窒息了法国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因此戴高乐对美国采取既联盟又独立的双重政策,既坦然接受美国的军事保护,又在事关法国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寸步不让。

  戴高乐对苏联推行缓和政策,但对苏联的扩张主义保持高度警惕。当苏联采取攻势,对美国进行摊牌威胁,如柏林危机和古巴危机时,戴高乐一反常态地坚决支持美国,这一点很让那些教条主义的美国智囊们意外。这是因为戴高乐的反美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以不打破西方国家的联盟为限,而苏联的过度扩张打破了美苏平衡,将危及法国的利益,法国必然站在美国一边以恢复战略格局的平衡。

  戴高乐的外交政策,也有其内在的节奏感,而不是一味任性蛮干。1960年法国原子弹试爆成功,1962年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摆脱了殖民战争包袱,法国的国家地位进一步提高,于是戴高乐按部就班地推行独立抗美独立外交政策。1963年6月,法国政府宣布:法国大西洋舰队在战时不再"自动"归北约指挥,并收回对法国飞机中队的指挥权。1964年与中国建交。同年,法国撤回了在北约海军司令部任职的军官。1965年5月,法国拒绝参加北约军事演习。1966年戴高乐访问苏联,同年,法国决定退出北约军事委员会,最终只留下一个联络使团。

  戴高乐严格遵循了"手段必须配合目的"的外交原则,因此每次都能以小博大,事半功倍。戴高乐如同俾斯麦一样,对意识形态采取完全实用主义的态度。第二次掌权后的戴高乐,每年都要唱响"社会各阶层合作和参与政策"的高调,要搞戴高乐式的"共产主义"。这样就可以一石三鸟--一是进一步淡化和苏联的意识形态分歧,以免意识形态干扰"永恒的俄国和永恒的法国之间的联盟关系";二是进一步拉开与"野蛮的美国资本主义"的距离,走第三条道路,弱化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意识形态控制,防止国内的那些亲美大西洋主义者蠢蠢欲动;三是与国内的老对手共产党人抢人气和地盘,进一步巩固推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所需要的内政基础。

  非殖民化以轻装上阵戴高乐之所以能如鱼得水地推行他的内政外交,其坚强的后盾便是他本人所缔造的,建立在第五共和国宪法基础上的第五共和国体制。这部由戴高乐亲自制定了宪法,就如同《拿破仑法典》是拿破仑留给近代法国的最大遗产一样,第五共和国宪法所保证的总统权威和权力,也是戴高乐对于现代法国的巨大贡献。

  因为对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世界来说,非殖民化,是个国际性的外交问题,但对于法国尤其是法兰西殖民帝国来说,首先是个内政问题。尽管戴高乐曾经和斯大林一起做过"外交算术",但苏联并没有认真援助阿尔及利亚等殖民地独立,而新中国领袖大力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独立斗争,以及第三世界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深切同情,使得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无法长期维持下去,阿尔及利亚也成为耗尽法国内政外交资源的黑洞。美国也趁机煽风点火,打着反对殖民主义的幌子来试图对法国取而代之。

  戴高乐对法兰西殖民帝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二战中的法国正是凭借着殖民帝国才避免成为一个纯粹的被解放的国家,而成为了一个"战胜国"。由戴高乐这样一个保守派军人和抗战领袖,来开始非殖民化的宏伟事业,的确是个巨大挑战。但是戴高乐将军一贯是从全球战略的高度理性看待地方性的问题,从外交的角度来看待内政问题。

  归根结底,戴高乐采取非殖民化政策,就是为了放下殖民主义的包袱,轻装上阵,"用自由的头脑和自由的双手",塑造法国的正面国际形象。戴高乐在法属非洲殖民地独立后,推行了"合作"政策,法国与绝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都继续保持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关系。在"合作"的旗帜下,辅以抗美政策,使得法国一跃成为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国家的代言人。短短数年,戴高乐便反客为主,完全配得上"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代者,不足以谋一时"的赞誉。

  戴高乐的国际战略,为当代法国外交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戴高乐离去后,戴高乐主义的内政制度与外交政策,在法国并没有人亡政息。之后的总统蓬皮杜、德斯坦、密特朗、希拉克,不管隶属哪个党派,无不奉之为圭臬,萧规曹随,并没有像美国人期望的那样,只是戴高乐一人"威武雄壮的独角戏"。不仅如此,戴高乐主义的影响,甚至超越了国界,在全世界尤其在西欧引发了推崇和效仿的潮流。在美国的单极霸权肆虐的今天,戴高乐主义的国际战略,仍然具有不容置疑的现实针对性和普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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