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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语堂编藏】 春秋战国时期书法概况
博学人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和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郭沫若认为：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因此，在春秋战国时代，文字向书法转化，达到了一个有意识的新阶段。它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金文发生深刻变化。
此时周王室权威衰弱，诸侯列国的青铜器增多。春秋初期青铜器的铭文与西周晚期很接近，从书法风格上有时难以判断二者的区别，列国间的金文也相去不远。春秋末期起，列国间的金文风格差别拉大，齐、晋、秦、楚等国的金文成就最高，并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北方的晋国出现了尖头肥腹的笔形，如《智君子鉴》，很像后世人说的蝌蚪纹。南方以楚国为代表的文字，笔画多曲折，或以鸟形和点作为附饰。这种近似图案的文字多见于兵器上，应是所谓的鸟书。
春秋中期出现了错金工艺。并用于错嵌铭文，传世的《栾书缶》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错金铭文器物。战国时期，错金工艺进一步发展，像《鄂君启节》、曾侯乙墓编钟及楚国的一些兵器上，都有错金铭文。这些铭文圆润秀劲，端庄华丽，在金文中独树一帜。战国中晚期，青铜器崇尚素面，错金铭文都布局在器物的主要位置，与以前铭文铸在器物内腹不同，从而起到了装饰作用。 铁的发明和铁器的运用，使青铜器上出现了刻的铭文，简称刻铭。刻铭笔画匀称，劲健，有时草率。 总之，春秋战国时代的金文失去了西周金文凝重端严、雄奇浑穆的风格，而变得清新秀丽。文字的形体走向纵式，行笔很长，笔法全用粗细一律的线条，时称"玉箸"，风格圆润柔和。《功吴王夫差鉴》、《秦公簋》、《齐陈曼》等已开秦代小篆的先声。
第二，书法的工具材料发生根本改变。 毛笔和铁器的出现及运用，使书法从技术到艺术发生一场革命。春秋战国时代的书法材料急剧增多，竹、木、帛、石、玉等纷纷成为书法的载体，毛笔和墨成为书法的主要工具，从而使书法在形式上发生根本革命--传统的铸造和铭刻的手段从此逐渐被以笔墨为媒介的书写手段所代替，并且延用至今。如果说商代的书法多见于甲骨，西周的书法多见于青铜，因而甲骨文、金文分别根据其载体得名，并先后成为商和西周书法的代名词。那么，春秋战国时代书法很难再用一种载体来命名了。它的多样性，正如战国初年的《墨子·非命下》所言："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并且，竹帛成为载体的第一位。竹牍、帛书、盟书、石刻、玺印成为该时代富有时代特色的书法。
第三，六国文字的出现， 使书法的风格丰富多样。随着诸侯割据，文字的地方色彩越发浓厚。自春秋晚期起，各国就出现了文字异形的现象，至战国尤甚。同一个汉字的写法，往往齐楚有异，秦燕不同，地方差别非常明显。尤其在竹帛、货币、玺印、陶器、漆木器等带有浓厚列国痕迹的器物上，出现了各种形式多变、纷繁复杂、异国人难以辨认的字体。以至于以后秦始皇统一海内后，首要大事之一就是统一天下文字。近人王国维曾在其《史籀篇疏证序》中指出："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明了秦国与东方六国的文字差异，而实际上六国之间的文字也各不相同。在六国的民间还存在一种更简略急就的字体，因简化，讹变而造成的歧异现象空前增加。它们字形奇诡，写法草率，打破了前代严谨厚重的书风。但是，六国文字并没有超越商代以来文字体系，而是在其基础上追求新的变化，对于传统模式是一种冲击。它们品式多样，其中许多有较高的艺术性。
第四，早期隶书的出现，使书法形式发生革命。 在六国文字的一些草率急就的字体中，特别在一些秦牍和秦简中，已经流行了早期隶书。由于它产生于秦朝小篆和汉隶问世之前，从而被称为秦隶。从篆书的线条转化为隶书的点画，是随着书法的工具材料从金石转化为笔墨竹帛而引发的书法形式的革命。它所带来的新体势和新风格，对以后汉字和书法的发展产生着极其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第五，书法上的南北风格区别更加明显。
从出土文物看，青铜器铭文、古玺文字均见于南北方，而简牍、帛书则仅见于南方；盟书、石刻文字则仅见于北方。从书写材料看，南方书法多与竹帛有关，北方书法多与玉石有关。这种区别更表现在审美风格上，"南文尚华藻，字多秀丽；北文重事实，字多浑厚。"①古文字书体"分为二派，北方以齐为中心，南方以楚为中心"，"齐书整齐而楚书流丽，整齐者流为精严，而流丽者则至于奇诡不可复识"，"齐楚不特书体有别，其用韵亦异"。①这一时代遗存至今的书法实物众多，按照其工具、手段、材料，主要分为以下两类：一类为用毛笔书写的文字，包括简牍、盟书、帛书，以及书写在漆木器和俑上的文字；一类为用铸造手段或利器铭刻的文字，包括青铜器铭文、石刻文字、古玺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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