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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知章《孝经》 贺知章，生于唐高宗显庆四年，卒于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659年——744年），享八十六岁，越州永兴人，字季真。以诗文知名，清谭风流。历太常博士，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太子宾客，授秘书监。后还乡为道士。自号〖四明狂客〗及〖秘书外监〗。与李白、张旭等相善，为〖酒中八仙〗之一。善草、隶，好事者具笔研从之，意有所惬，不愎拒，然一纸才十数字，世传以为宝。 唐吕总《读书评》曰：〖知章真行书，纵笔如飞，酌而不竭。〗《宣和书谱》卷十八称知章作书时，惟问纸有几幅，或曰十幅，则词随十幅尽，或曰二十幅，则随二十幅意乃止。然多多益辨，不见笔力之衰。〗书迹有《孝经》、《洛神赋》、《胡桃帖》、《上日等帖》、《千丈》、石刻《龙瑞宫记》等。有《贺知章集》。 今草基本可分两种风格，一以简约为主者，如王羲之《十七帖》，．一以萦绕为主者，如怀素张旭之草法；有以方笔为主者，有以圆笔为主者。交互兼揉，自然便有简绕结合者，有方圆结合者。贺知章之《孝经》便融简绕方圆于一体。以提笔萦带，遂得圆笔润华之神采。以重笔下按，方笔可如韭叶，少转而多折，遂得不事雕琢之天真逸趣。顺势入笔，率意而止，所以笔触交杂。然而整体看来，倒也混成一种风格。字与字之间，隔距紧密，但连绵甚少，三字相接者不多。字形方圆长阔不拘一格，错落间插，颇得自然情态。稍留行间，虽不均等，但通篇却基本统一。炼行气息甚为协调，洋洋洒洒，宛如《书谱》之后米，更象《景福殿赋》之气韵，惟无章草之遗韵。学草书者，如将《孝经》于手下一过，当能熏以奇气。
一、贺知章与李邕齐名于开元间 贺知章，中唐诗人，字季真，又字维摩，生于高宗显庆4年（659），卒于玄宗天宝3年（744），官秘书监，世称“贺监”。尝参修《六典》、《文纂》，为“吴中四士”之一、“饮中八仙”之首，自号“四明狂客”。李、杜集多见其诗赞。今存诗二十余首。《唐诗纪事》有载。他的书名见李白《送贺宾客归越》：“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送贺监归四明应制》、《对酒忆贺监二首并序》、《重忆一首》温庭筠《秘书省贺知章草题诗，笔力遒健，风尚高远，拂尘寻玩，因有此作》：“落笔龙蛇”云云。刘禹锡《洛中寺北楼见贺监草书题诗》：“笔踪龙虎腾”云云。窦臮《述书赋》云：“湖山降祉，狂客风流。落笔精绝，芳嗣寡俦。如春林之绚彩，实一望而写忧。雍容省闼，高逸豁达。”在当时与李邕（675-747）皆以擅制碑颂见闻。《侯鲭录》：“唐人说李邕写碑八百首。”李邕，声名卓著，世称“李北海”，是李、杜最常交往的人物之一，李阳冰称为“书中仙手”，时以文章、书翰、正直、辞辨、义烈号“六绝”还有一绝。《旧唐书》谓：“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赵明诚读其碑文而叹曰：“其文词高古，真一代佳作也。”（《金石录》卷二十六跋李邕撰《唐六公咏》）《宣和书谱》载：“文章书翰俱重于时，惟邕得之。当时奉金帛而求邕书，前后所受巨万余，自古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这一咏一叹，正为一文一书。董其昌《书品》所言：“北海在当时，特以文名，后乃为书所掩。”这实是（唐）书坛的一个趋向，一个应当加以分析的现象。并不能说文本价值完全消失，比如“引碑证史”是史家的基本方法，那么文字进入书法视野，实际取决于书法自己的审视，在文本不那么重要的时期可以视为书法发展的高潮与高度，在它重要时也同样可以为书法艺术保存进入的空间。魏碑也经历了这样被审视的反复扫描，似乎以书法价值为中心，除非书法可以绝对地独立在文本之外。以有“有宋一代金石研究的集大成长之作”（金文明《赵明诚和他的<金石录> 》）之称的《金石录》为例，可以看出这种转变的痕迹，基本是唐代碑文化的特征。从李邕开始往后，以晚唐名家柳公权对照，列表比较。 （表1）暂缺 （表2）暂缺 注：《金石录》碑目按时间先后编排，表中“撰写”栏数字即代表碑名的碑目序数，序数后的人名为书写该文的书家及所用书体。在“书写”栏中，则为序数和撰文者。 在柳公权的统计表中仅有的两件撰写碑文并书写的碑版，其中被分作5块（即编目1841-5的《唐何进滔德政碑》）的长篇碑作恰恰是这样：“进滔事迹固无足取，而柳公权书法为世模楷，此《碑》尤为雄伟。”（《金石录》卷三十跋尾）这已是借书传碑（文）以书领碑。再来看看赵明诚认为足当“以唐贤所为碑版正文集之误”（卷二十九跋《唐乘广禅师碑》）的“诗豪”刘禹锡的同类情形。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二论六朝人始以金石遗文于经史正讹补阙，入宋而盛，“以石墨补订史传，遂成风会。”（《管锥编》第一册《史记会注考证·高祖本纪》条）王国维至谓为“宋人所创学术”（《宋代之金石学》）。 （表3）暂缺 刘禹锡是中、晚唐名诗人，与柳宗元、韩愈、元稹、裴度相交，这些人在《金石录》中都留下或多或少的作品，甚至柳、裴也书写了若干碑版，但和刘禹锡一样，碑文传下了，却没有在书史上占一席之位。和他们一样，唐代撰写而流存下碑文的名人还有张九龄、李白、李商隐、白居易、贾岛、元结等等，也没有书名，他们被请作碑文，所谓应制，倾重的是本行本色文本的撰作。同时还有一种写碑手，即只书写不或极少撰作的书人，书名则往往远甚于那些文人，如徐浩、史惟则、韩择木、顾戒奢、钟绍京、沈传师等等，从统计表看来，柳公权正属此类。这时，立碑之风倾向以书传碑。“买椟还珠事不同，拓碑多半为书工。滔滔骈散终何用，几见藏家诵一通。”（启功《论书绝句一百首·四一》）撰文者不大“本分” 也不“本色”，写碑者更毋须选择碑文。前者如“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宋书·裴松之传》）白居易揭橥指摘：“铭勋悉太公，叙德尽仲尼。”（《秦中吟·立碑》）所谓“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桓范《政要论·铭诔》）。纪晓岚则借鬼口大加挞伐（《阅微草堂笔记·虚词招谤》），真是人鬼共愤古来同慨（见《管锥编》第二册《太平广记·卷八一》条）。晋时禁碑的原故即因此（见刘熙载《书概》），到了唐代，李邕以下，“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风流散金石，…碑版照四裔。”（杜甫《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的本分碑志撰写人则少之又少，“蔡中郎不免愧词，韩吏部亦尝谀墓。 ”连大散文家韩愈亦难免其诟。“儒以文乱法”而禁碑，又由书法之兴开碑版之盛（李世民倡明），复归披诳招名混淆视听，碑版艺术就经历了这一转变----书法是可以鉴赏的，碑文却难以鉴定。启功解释说：“崇碑巨碣，得名笔而盖妍；伟绩丰功，借佳书而获永。是知补天之石，尚下待于毛锥；建国之勋，更资于丹墨。”“夫撰文所以纪事，濡丹所以书文，而往往文托书传，珠轻椟重。岂谀墓过情者，有以自取耶？！”（同前绝句）这恰恰与宋创的金石学相左相抵。反至不善不肯谀者只有冷落碑制。 史传李邕多自撰碑文自写碑书又自镌文书，为书坛一绝，这在内容上既有保证，对书作神采的传达也有了保证，后世不逮无俦即在乎此。但同时也显示作者的刻意，因为倘为创作传世计，本该选择没有修饰余地的纸媒为上。大概因此，时人把“机会与造化争衡，非人工可到”（见《宣和书谱》）的评价给了贺知章而不是李邕。同时的颜真卿亦能撰碑，传由书僮自刻。据李邕表，经其书写而不撰写碑文的，竟仅仅唐睿宗撰写的《唐老子孔子颜子赞》一件！ 柳公权非不为文词，史传他年十二即工词赋，仕宦一生更与文字打交道，唐文宗称赏他的诗才：“子建七步，尔乃三焉”，《唐诗纪事》亦有其行状。检表不难见，柳公权既为牛僧孺撰写的碑作书写过（1793《唐太尉王播墓志》），也为李德裕书写过碑版（1872《唐相国李凉公碑》），这二人正是唐穆宗至宣宗间（821-859）“牛李党争”的两派党魁，一对权势上的冤家死对头。牛党以牛僧孺和李宗闵为首（为李宗闵撰写的碑文书写的计4件：1792《唐太尉王播碑》、1821《唐义阳郡王苻璘碑》、1837《唐淄王傅元公碑》、1891《唐司徒薛平碑》。应当注意，牛、李二人皆为太尉王播写过碑，时在太和4年，即王播去世那一年。王播，山西太原人，曾不顾地方大旱，搜刮不已，为盐铁转运使，兴捐税，月以钱物进奉皇帝，称作“羡余”，是朝中很有势力的人。），又柳公权尝遭李党党魁李德裕贬迁，大概柳公权倾向牛派，其时同情牛党者稍众，如杜牧撰《僧孺墓志》，柳书写的李珏撰1876目即《牛僧孺碑》。柳公权在政治立场上持中，应合其心正笔正理论，盖其碑书不以文过遭毁，亦无谀墓虚词之讥之嫌。启功有绝句：“劲媚虚从笔正论，更将心正哄愚人。书碑试问心何在，谀阉谀僧颂禁军。”持中的柳公权与张狂的李邕，即使在作碑领域中也表现得完全不同，以致可以推想：柳公权从来不为贵达撰写碑文，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陷入政治和权力斗争的漩涡----他们两人一样的“一字千金”。文不掩书、书以领碑在这个时候形成极高的优势，这个优势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这个程序将以一个中心性书家的高度为集中：时公卿大臣家以碑版非柳书为不孝，外国入贡使臣持金帛直名公权，求购书迹。柳公权在《蒙诏帖》中曾自述“放以闲冷”，像贺知章“黄冠归故乡”（杜甫《遣兴五首·第四》），这是很多后世文官的样板：如赵孟頫即如此，李邕最后被权奸李林甫杖杀。 贺知章书名之盛，书作之寥寥，反差十分强烈。在《金石录》中只找到两件他撰文的碑：966目《唐高行先生徐公碑》，姚奕撰序，贺知章铭，徐峤之正书，开元11年（724）4月立；1061目《唐歙州刺史郭茂贞碑》，贺知章撰，八分书，姓名残缺，立于开元20年（733）10月。朱关田《颜真卿年表》有贺碑两则，其一即贺铭的966目碑，表称《徐师道碣》，另一为开元2年立于故乡萧山的自撰自书《龙瑞宫记》。他与李邕齐名于开元间（713-42），没找到他像刘禹锡与柳公权那样和李邕合作的碑版作品，一来当时草书入碑并不时兴，使他在碑版书苑几无用武之地，而且他把通俗读物《千字文》用洗炼无比的章草书写，有很强的示范意识，在艺术上敌不过时兴的狂草，赞赏他的人很多，向他学习的人始终很少，就像于佑任搞“标准草书”一样。二来李邕自己擅长撰写碑文，自视极高，《金石录》搜集到他的34件碑版，由别人撰文的仅仅唐睿宗御笔的一通三子《赞》，在单独撰文和兼文书之间也到达18:15。 二、贺知章与张旭交游 宋人施宿《会稽志》载：“贺知章尝与张旭游于人间，凡见人家厅馆墙壁及屏障，忽忘机兴发，落笔数行，如虫篆鸟飞，虽古之张、索不如也。”杜甫《饮中八仙歌》以贺知章占首，张旭殿后。贺、张二人均好作壁上书，或壁或屏，这种兴之所至的方式不受空间局限，比起李邕的“一字千金”，易于广布流传进入社会底层，“谁不造素屏，谁不涂粉壁”（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所谓飞入寻常百姓家，虽然事实和艺术夸张存在差距。但它的缺点也很致命，即难敌“纸寿千年”。“处胎累劫出经藏，片羽犹留熟纸黄。尽夜六时丁甲守，一千余岁墨犹香。”（黄遵宪《日本杂诗》）传世的碑帖后常常附续收藏鉴赏者的跋题，叙说保存的辛苦、流徙的辗转以及鉴赏的快乐和收藏的珍重。纸札妥善保存，汉简晋札至今犹有，而垣壁圮废，不是人力可以挽救。刘禹锡《洛中寺北楼见贺监草书题诗》云：“高楼贺监昔曾登，壁上笔踪龙虎腾。中国书法尚皇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偶因独见空惊目，恨不同时便伏膺。唯恐尘埃转磨灭，再三珍重嘱山僧。”首引温诗“拂尘寻玩”云云再三叮嘱山僧珍重保护，终不如赵明诚可以做到“迁于便坐，用木为栏楯以护之”的碑版（《金石录》卷二十七跋李邕《淄州开元寺碑》），不免于毁厄，何况还有“摩去旧文，别刊新制”的人为破坏，只博得“叹惜”一声（卷三十跋《何进淊德政碑》）的遗憾。这是贺知章及张旭和与之相类的五代杨凝式书作相对少存于世的直接原由。 窦臮《述书赋》注载贺知章云：“每兴酣命笔，好书大字，或三百言，或五百言，诗笔唯命。问有几纸，报十纸，语亦尽；二十纸三十纸，纸尽语亦尽。忽有好处，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到也。”传其“遨游里巷，醉后辄属辞，笔不停辍以，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好事者供其笔翰，意有所惬，不复拒，每纸不过数十字，人共传宝之。”这种形式可使其书作的传播较为市民、流便，散入民间，便于携带和保存，不过包含较大的应时应景的成分，到了宋代的宣和御府所藏就只存草书十二件，到今天就仅存多为书人质疑的《孝经》一卷，并且流落日本，于明治十七年（1885）钩摹上石，响拓传世，于清末传入我国。估考可能大抵有四： a．如同欧阳修说的那样：“余始得李邕书，不甚好之。然终疑邕以书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为外书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笃。”（《试笔》）尤其草难入俗，难读难辨，难以临习，当时名重如李邕尚如此，贺知章也不免。欧阳修有此得，俗人尤不论。诚所谓好之者众学之者寡的“阳春白雪”----完全是学力不逮的原故。渊博而深刻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家J·A·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中评论同样渊博的马克思时曾说：“绝大多数智者的创造或幻想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便永久地消失了。这段时间可能只是一顿饭的工夫，最长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但另一些作品却不是这样。它们经历过失落，但它们重新出现了，它们不是作为未被认识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出现的，而是以作者个人的方式、带着个人的印迹出现的，这些是人们能看到、感受到的。这就是我们称之为伟大的东西，把伟大和生命力联系在一起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作者的妻子伊丽莎白·布迪·熊彼特节选该著并入作者手编的《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做为第一篇的第一段。这个论点很容易叫人想到传统“一时俊彦”“万世之师”的论点，传统论点的本质包含对后者的独尊与对前者的轻视或忽视，所以该论点的“智者”、“伟大”引人审思。我们发现贺知章书法的生命力，虽然一时沉伏，应当肯定其“伟大”和“智者”。也许贺知章做从来就不是一流的艺术家，但他肯定是优秀的人物。 b．唐代草书以狂草成就最高，张旭之草为当时“三绝”之一，行书则推“书圣”王羲之，李邕行书从王来而近似，论多矣，不遑赘引。唐草约略分为二科：甲、章草一路，孙过庭、贺知章之类；乙、狂草，颠张狂素为属。时草兴乙科。董其昌《书品》云：“昔人谓，观孙过庭《书谱》，如食多骨鱼，得不偿失，以草书难在也。”即当时人，对章草也没有更大兴趣，名家大抵贺、孙，而且各自仅存书迹一种遗世间，何其寥寥！当时包括狂草，草书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时行，因为有“书取士”，实际限定考试者的年轻化，也就是说，即使“各体皆能”，包括草书在内篆隶古文，主要首先是识读，而不是擅长创作，因为科考也是实用，不单为了欣赏，否则势必会招来赵壹、杨雄、蔡邕那样的非议----首先是势利之徒夸张的趋附。行书上碑，原自唐太宗两《铭》，至李邕始兴，群起仿效而泛滥，皆草书不及。我们看贺、孙所存都是墨本，即知草不兴碑武后草书上碑，按照古人从功用上分配，“趋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畐，真乃居先”（孙过庭《书谱》），字体各有派用，与章草相关的八分、隶书被纳入庄重的“真书”，在碑版题匾中还时常用得上。检《金石录》存目，唐草家中，贺知章仅得两件碑文，孙过庭无；张旭得一件正书（1117《唐尚书省郎官厅石记》，陈九言撰），怀素无。章草在唐书坛居非主流位置，自王献之倡导“改体”，一直到明人始有复兴，其间蛰伏长久矣。 d．唐代书法理论非常发达，不少理论家进行了艺术美学的总结探索，著名如孙过庭《书谱（序）》、张怀瓘《书断》、窦臮《述书赋》、李嗣真《书后品》、张彦远《法书要录》、韦续《墨薮》等，书法家撰写的技法心得更是恒河沙数，其中又以张怀瓘专业撰制，一人所著不下十余种。有唐四大草家，孙过庭已经用他的章草写了书论名著《书谱》；张旭不仅传有（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而且在草书流传谱系中明有位置（如张彦远《法书要录》），名家颜真卿、怀素皆以之为师；怀素虽无论著行世，但其名迹《自叙帖》及《藏真帖》所说的正是自己学收的经过，大量引用了当时王公名人对其书法的赞誉、评价，从这一角度看，实际它是一部品汇作品，达到了宣扬个人艺术理念的效用。怀素虽未列高僧《唐才子传》有传，却颇多传奇，比如陆机作《怀素别传》、陆羽作《僧怀素传》，各种书学论著更以之为书史的臬，在他的身上，似乎可以看到宋代书坛“狂禅”的影子。相比之下，贺知章未传只言片语，这直接造成后人对他的陌生和隔阂，无法在理论上找到验证其审美观念，来对照既存的书迹表现出来的审美理念，或者在理论上进入其创作心理进行交流。就李白几首诗中的形象，贺知章行名的主要是其个人人格的魅力，他的书法关注度居于其次层面，或许他本人意未属此吧。 这里捉置贺、张于一处，实际并非考证这两位杰出草书艺术家的个人交往历史，乃是在空间中意图同时展示不同风格的主角，借以解析他们的真实，不在于较比他们的高下。但如果在孙过庭与贺知章之间进行比较，相信贺知章是唐代的章草一科最高代表。 三、关于贺知章墨迹《孝经》流传的两则日本文字 由于署名贺知章的作品仅存墨迹《孝经》一件，谨慎的态度是既不确定它传入日本的明确时间，也不肯定它代表贺书唯一甚至真实的面目（见黄敦《中国历代书法名作赏析》）。贺知章《孝经》于日本明治十七年（1885）刻石，拓本行世，末有内臣川田刚的赵（孟頫）式小楷跋26行；文物版《历代碑帖法书选·唐贺知章孝经》印附曾纪汇题于光绪十三年（1888）的跋诗一首，“一编醉帖留沧海，万里回光照剡川”云云。我们只能就可见资料做些推估以供参酌。 川田刚跋云：“右御府所藏无款草书今文《孝经》一卷。接粘麻笺九叶，竖八寸六分，衡一丈零八寸，罫分百四十一行，每行自四字至十六字不等，就千八百四十七字。与开元本、石台本对校，《士章》阙'君取’、'则忠’四字；《三才章》阙'不’字；《谏争章》阙'友’字，并系虫蚀；《三才章》衍'地之义也’四字，脱'则天之明因地之利’八字；…颇有异同，而笔法遒劲，鸿飞澜翻，肥瘦疾徐，变化无穷，纸尾小楷是'建隆二年冬十月重粘表贺监墨迹’十四字，亦醇古可爱。按'建隆’，宋艺祖即宋太祖年号；'贺监’即唐人贺知章，字季真，事玄宗为集贤院学士，兼秘书监，后弃官为道士，自称四明狂客，善草隶书，与张旭齐名，事迹具新、旧《唐书》本传。南唐李氏《澄清堂帖》刻知章所摹王羲之书，董其昌称曰：'宋元以后，羲之再生’。今此书脱胎王羲之，则为贺监真迹无疑。且《孝经》汉魏以来古、今文并行，唐开元中玄宗撰注用今文，又诏元行冲等为疏，令集贤院写颁中外。天宝初，重修刻石，世谓之《石台孝经》。知章直集贤院，在开元、天宝间，此安知非其稿本乎！我邦建学，参取唐制。天宝中兼用孔、郑二注，贞观二年加以玄宗注，经筵开讲，例进读焉。当是时，遣唐有使，留学有生，求法沙门，航海往来，以迄宋元，断纸零笺，流传此间，而完好如斯卷，世未多见，因令宫内七等属臣，堀塼钩摹，一趡一磔，务不失真，四阅寒暑，锓版告竣。盖书者，六艺之一；孝者，百行之宗。家藏一本，人临数行，亦圣朝右文之泽矣哉。明治甲申纪元节宫内文学从五位臣川田刚谨书。”
在中日交往史上，唐时有著名的鉴真（688-763）东渡（753，天宝末），鉴真带走了散佚东南民间的二王真迹及杂体书五十余帖，他原是扬州大明寺和尚，和李邕同乡，小十余岁，扬州藏经院的隆堃和尚说鉴真曾转求李邕撰书《高僧传》提到的道宣的颂德碑和文纲的纪念碑。他在越、杭、湖、宣诸州讲过学，到过离他家乡本来不远的贺知章家乡。开元、天宝是日本“遣唐使”活动的活跃期。在鉴真东渡之前40年，遣唐留学生吉备真备（693-775）于公元713年年仅20岁到中国，留学长达19年，公元752年-754年再次以遣唐（副）使身份到中国。在鉴真东渡之后，遣唐留学的有著名的空海（774-835），空海酷爱书法，尤长行草，平生服膺李邕，回国后传世作品有《风信帖》、《临孙过庭书谱》、《临急就章》数种，后二种即为章草，其一即贺/孙一科唐章草。日本文字中的平假名，即是空海根据汉字草书（章）的偏旁制定出来，片假名是吉备真备根据楷书创造出来。汉字诸体对省约灵动的日本平假名文字影响作用最直接的莫过于实用易读的章草片假名字母用楷书改造，正如唐朝同时盛行楷、草一样，各有派用，只要看看这两种日文字母即可确认。此后流入日本的中国章草书作，很容易被日本人当作字体发展源流的资料加以研究利用研究利用直接形成尊重与保护的意识，这与国内当作为一个重要艺术家的一件重要艺术品，即可能并没有相一致的评论的状态的态度，并不等同，及至最后终有明言学贺诸家的卷菱湖氏写出字学意义专著《十体源流》来。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在“遣唐使”的高潮，“与张旭齐名”的贺知章的作品对日本书法及至文字产生过极主流的影响，贺的作品流传到日本并在日本文化界流行过，但我们也没法确定，今存《孝经》即是昔年流行日本的贺作之一。我们站在历史文化的高度来理解日本的“章草情结”，这足以说明日本文化史上类似我国西汉“隶变”对本国文字演变发生影响的历史此时正处开山的发轫期，所不同的是我们的“隶变”来自本民族文化进程的发展凝结的提高，日本是相对外部引进的，进行有益的改造完善。川田刚跋语第二段“我邦建学，参取唐制”云云，讲的也正是这些，那是日本走向改革图强的“大化革新”时期，跋文作者也未予肯定刻墨迹是唐时流入的故物。
贉，即卷册首尾托裱绫绢，古又称玉池，是接粘纸绢在正文前后以供落跋钤章的装饰部分，米芾《书史》载：“隋唐藏书皆金题锦贉。”这里就该卷印章情况来谈谈这行宋时（962年）的题鉴。川田刚说的141行就包括这一行小楷。从影印墨本看来，此卷《孝经》前后割裂痕迹仍相当明显，天地隐约装裱有花绫，但前后空白，没有续上“贉”，不知是宋制如此，还是伊腾误记或另有所见？题鉴后又裁去大半行，剩余上下两个不可识读的残缺印影，下面这个印阔边如封泥盖在“墨迹”二字上。据印史，宋官印尝以边制阔窄代表官阶上下，而文人印多边等（阳）文的粗细。“收藏印，亦始于唐世，入宋而盛行。…徽宗之宣和诸印，金章宗之明昌七印，尤为著录家所艳称，而为后世所效法。”（孔云白《篆刻入门》）查《孝经》此卷，印鉴极少，名迹藏本上经常看见的诸如“古希天子”、“太上皇帝之宝”、“御书房鉴藏宝”、“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宣统鉴赏”、“群玉中秘”、“石渠宝笈”、“石渠宝鉴”、“宝笈重编”、“三希堂精鉴玺”、“松雪斋图书印”、“无逸斋精鉴玺”、“得密”、“宜子孙”、“安岐之印”、“子京珍秘”、“项子京家珍藏”等国内皇、私鉴藏印章未见有一，或者在建隆（960-963）、宣和（1119-1125）之间流出内府？按川田刚并未认定此卷自内府出。此行题鉴亦与内府鉴定跋语格式不合，寥寥数字，没有题写者的署名，没有“臣X…鉴定重装”字式，这是颇可疑的地方。比如怀素《自叙帖》的题鉴：“升元四年二月日文房副使银青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臣邵周重装”，比赵宋早的南唐即有这种格式。检计钤印在文本中的大概4种印章：一首一尾的“伯子隆彪”/“伯隆彪子”，极似日人名号；卷首该印下一阴文方印；7和8行、28和29行、49和50行、70和71行、91和92行、112和113行、133和134行之间，悬上天占下地，一小一大，都是很有规律地，首尾起止各6行，每隔20行，一上一下对应跨线钤朱文小篆两方，上一方仿佛“光”字单字章。我总觉得这枚印章很像出现于赵孟頫《胆巴碑》墨迹的一方印，朱文铁线篆，形为，似读为“印完”/“完印”，但也不知是谁的。显系一人有意所为。小楷题鉴从另件割补上去的可能不大，由此形成两种推断：a.从内府流出，在建隆之后；b.不一定为内府物，建隆时尚在国内民间。由于明治刻本略去全部印鉴，故无可辩对，大概这是日本碑刻和中国不同的一个地方或者是对待外来文物的“特殊”待遇？，我国印史自《宣和印谱》以后，“印章舍徴信而外，且入鉴赏”。（同前孔著）这也是考证碑帖的一项内容。 又按此卷载记云为白麻纸本，伊腾提到“纸尤古”，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说：“在唐以前，皆用染黄檗之纸，日本正仓院遗存之白麻纸、色麻纸甚多，皆盛唐所制也。”南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云：“嘉佑四年二月置馆阁编定书籍官，别用黄纸印写正本，以防蠹败。”黄檗又名黄柏，芸香科落叶乔木，皮含生物碱，可为染料，又可做杀虫防蛀剂，因色麻染黄称为黄（麻）纸。李调元《诸家藏书簿》说他曾看见欧阳询黄纸本草书《孝经》和杨凝式的黄纸条幅。贺监《孝经》以“写颁天下”，纸呈暗黄色，大概也用防蠹的黄麻纸，《士章》的“君取”、“君则忠”五字及行间一方朱印和《谏争章》的“友”字，以及那行题鉴的“建”、“贺”二字上半部，“墨”字右半边，实际上正是蠹蚀而阙，比之一千多年来的沧桑岁月，的确足够“完好如斯”而“未多见”了。
是《录》记述了该帖在日本国内流传的部分经历：得于互市-藏于勋戚家-（明治初）入皇宫而上石。曾纪汇题日本参使梶山龙溪诗（1888年）距明治刻石（1885年）如此之近，因有稍近于明末清初时流落日本一说。明清交替之际，社会动荡，中土人士又形成一个避难东瀛的潮流，这时候比较有名的是明僧隐元（1592-1673），携弟子木庵、即非东渡，三人即是日后名噪日本禅界书坛的“黄檗三笔”。明季复兴过章草，木、即又善草书，他们携去大量书画。此后如同鉴真之后的空海一样，日本国内又有了学贺知章、开风气之先的大书家卷菱湖（1777-1843），他同时学李（邕）贺，著《十体源流》。过几十年，日本皇室得到那卷《孝经》，用4年时间刻石并墨拓以传天下，置御座日日把玩，并很快传到中国，迅速得到文人的品题称赏。 这个推测还具体些，有些比较接受事实的东西：a.隐元是南方福建沿海人，应长崎兴福寺之请，于长崎入日，与《录》所载墨迹得于长崎互市时间相合。它沦于“互市”自有内因；b.明时颇兴章草，如“二宋”（克、广）专写章草，祝允明、王宠各有章草作品，“三笔”真迹虽无得见，但他们对主流法书自不会漠视之；c.隐元之后有明确推崇贺知章的卷菱湖，卷氏之后即有川田刚跋语记述的刻石事，这与日国内流行书风一致，亦投合日人对章草的传统感情----虽然对照墨迹刻石有微小改动的痕迹，而这稍稍的改动也透出日本人的章草水准高度，无害原迹的风韵，4年刻石，这需要精神耐力，也需要感情热力；d.整卷除末一行宋题鉴，没有其它题跋以及印鉴，可以推定它的收藏比较稳定、单一，很少转手，甚至很少出现于传看品评的公开场合，这种情形比较切合那种相对封闭的收藏环境，比如寺观。原本在交易市场上出现的书迹，品题跋语往往会增加它的价值价格，如果是有意裁去这些文字墨迹，那么它的目的大约永是一个不解的谜了。 今人有句：“永师真迹八百本，海东一卷逃劫灰。儿童相见不相识，少小离乡老大回。”（启功《论书绝句一百首·卅六》）离离合合，攸关天机。它虽然是另一位书家的命运，但对于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说，似乎永远是海东逃劫的幸运；对于先贤的故里来说，也总是老大回家。迷迷蒙蒙仿佛可以听见千年贺监渐远的马蹄声声和无改乡音，还是那样“眼花落井水底眠”（杜甫《饮中八仙歌》），还是如此的“狂客归舟逸兴多”（李白《送贺宾客归越》）。何须问客来何处呢………… 赵景云在《书法导报》第36期第二版头条发表文章（201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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