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到北宋名臣寇准，许多人的脑海里马上就会浮现出一个身穿补丁衣、腰悬醋葫芦、清廉简朴到极点的寇老西儿形象。
可是，历史上寇准的真实形象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宋史寇准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寇）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爇油灯，虽庖匽所在，必然炬烛。”而作为寇准后辈的司马光在给他儿子的教导中也这样谈到寇准——“近世寇莱公（寇准封莱国公）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
寇准这个花花公子为什么会被人们口口相传成了寇老西儿呢？这就要从老百姓的心理来分析了。
千百年来，人们总是理想化地把忠诚清廉与简朴贫困联系在一起，不自觉地建立了一个忠臣必然清、清官必然穷的等式，好像不做苦行僧就不是清官似的。
从历史上来看，寇准毫无疑问是个名臣、是个忠臣。特别是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国南下攻宋，兵锋直抵黄河北岸，北宋朝野震惊，许多人甚至主张放弃都城南逃。这时候，是寇准力挽狂澜，坚持真宗亲征，反对南迁，这才使军心渐渐稳定。在射杀辽军先锋萧挞览，挫败了辽军不可一世的气焰之后，寇准又主持谈判，以相对有利的条件与辽国订立了“澶渊之盟”，结束了辽国与中原王朝近百年的战争，开始了宋辽之间一百多年的和平时期。
既然是名臣、忠臣，按照脸谱理论，寇准就该是个红脸；既然是红脸，就该清贫。要是一个红脸整天“性豪侈，喜剧饮”，那该让人们多不好接受啊？！于是乎寇准的酒肉宴席没了，蜡烛也熄火了，人们也就舒坦了。
虽然在理想中，老百姓总是期望官员们个个都是人民公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俯首甘为孺子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但遗憾的是，在现实世界中，这样的情况即使不是完全不存在的，也是几乎不存在的。清官也是人哪！
事实上，寇准的“奢侈”与清廉并不矛盾。要知道北宋大臣的待遇是不错的，其宰相和枢密使一级的执政大臣的年俸是3600贯钱、1200石粟米、40匹绫、60匹绢、100两冬绵、14400束薪、1600秤炭、7石盐再加上70个仆人的衣粮。即使是把寇准当反面教材来用的司马光，也只是说他没有教好儿孙，以至于“今多穷困”，而承认他本人“功业大，人莫之非”。
应该说，寇老西儿只是一个存在于虚幻世界中的圣贤，而寇准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摘自《学习时报》2.20 张剑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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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柳下惠，人们最熟悉的就是他坐怀不乱的故事：天寒，有一女子来投宿，柳下惠恐怕她冻死，就让她坐在他怀中，用衣服盖住她，一直到第二天也没有发生越礼的事。
其实，除了在男女作风方面有突出表现外，柳下惠在历史上还有不少可圈可点的作为。柳下惠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姓展名禽。他是鲁孝公的儿子公子展的后裔。一次，齐国派人向鲁国索要传世宝鼎——岑鼎。岑鼎是鲁国的传世之宝，鲁国舍不得，却又怕得罪齐国，遂做一假鼎冒充。齐国人不知道这鼎是真是假，但他们相信以说真话闻名天下的柳下惠，就说：“我们不相信你们，只相信柳下惠。如果柳下惠说这个鼎是真的岑鼎，我们就接受。”于是，鲁国让柳下惠去说这假鼎是真岑鼎，结果遭到了柳下惠拒绝。柳下惠说：“信誉是我一生唯一的珍宝，我如果说假话，那就是自毁珍宝。以毁我的珍宝来保住鲁国的珍宝岑鼎，这样的事我干不了。”最后，鲁国只得将真岑鼎送往齐国。
坚持讲真话，绝对不说假话，这是多么美好的品格呀！可惜的是，柳下惠生不逢时，春秋时期是个礼崩乐坏的乱世，拥有说真话美德的人在现实中却屡屡吃亏。鲁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31年)夏，齐孝公出兵讨伐鲁国，把持朝政的臧文仲问柳下惠怎样的外交辞令才能让齐国退兵。柳下惠实话实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大国做好小国的榜样，小国好好侍奉大国，这样才能防止祸乱。现在鲁国作为小国却狂妄自大，触怒大国，无异自取其祸，怎么措辞都是没有用的呀。”这样的话当然让臧文仲很不高兴，结果在臧文仲当政期间竟然连续三次被罢黜。
当时，柳下惠已经很有名了，各国诸侯都争着用高官厚禄聘请他，结果他都拒绝了。有人问其原因，他说，我坚持正直的做人原则，怎么能不被三次罢黜呢？如果我一直坚持这样的做人原则，到了哪里也逃不了被黜免的命运；如果放弃自己这样的做人原则，即便在鲁国我也可以得到高官厚禄，那又何必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呢？可见，柳下惠对春秋后期的乱世是相当了解的——“道之不行已久矣”，到处都是礼崩乐坏的状况，待在哪个诸侯国都差不多。
（摘自《宝安日报》 郑连根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