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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书法研究之一 洒脱的情怀 一年前，曹先生在一本书法批评的著作中看到了一篇评价启功先生的文章，认为其评价与启功先生在书界的地位相去甚远，于是写了一篇《为启功说几句话》的文章，发表在中国文化报上。从那时起，我在曹先生的指导与帮助下，开始对启功书法进行探讨、研究。香港“书谱社35周年关于当代书坛的署名问卷”调查，其中四项调查是1：最受尊敬的书法家、2：为汉字书法的复兴繁荣做出杰出贡献的重要人物、3：堪称当代书法大家的人、4：35年来最杰出的书法家,启功都名列首位，与我们的认识相一致。从今天起我将陆续摘录发表其中的一些章节，来表示我们对启功先生的基本态度。首篇的题目是《潇洒的情怀》。 书法对于启功先生来说，不是谋生的手段，也不是谋利的砝码，更不是向上爬的阶梯。书法是他生命的延伸，情感的释放。这种富有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的创造，如古人所云：“字形在纸，笔法在手，笔意在心，笔笔生意”，我们欣赏启先生的书法，那字的长短，大小，疏密，宽窄，都是意随心到，笔随意动;意随势生，点画位置安排得当，笔路运转流畅，整个字稳重而不板滞，生动而有法度，骨肉停匀，神采焕然，往往能够使人从沉静中看出意态飞扬的动感来，感受到真切的喜、怒、哀、乐。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可以说是启先生一生的座右铭，这种“洒脱的情怀”渗透在他的字里行间：字既是形式，也是内容；字与意连，笔与情通。这就是书法的独特处，它比任何一门艺术的形神关系都更要密切。整幅字渗透着坦荡、愉悦的情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诸葛亮语“非淡薄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缩写，占整个篇幅右上三分之一强，跋分两部分，左上角是落款跋语：“丙子冬日晨兴涤砚试笔启功”，“晨兴”点明书写的兴致；下半部分跋语为书写的用意：“诸葛孔明语书之座右，起居读之，庶几寡过。”每天起床读一下，可以提醒自己少犯错误。三部分章法布局极为精妙，书写重点的八个字，并非以字大而凸现，而恰恰在两部分小字的衬托下显现出它的意味。这八个字以重墨“淡泊”、渐淡“明志”、淡“宁静”、浓淡“致远”的节奏，使每一部分墨色都成为字义的表现形式，特别是最后的“致远”，犹如歌曲末句的长音，由重到轻，由近至远，让人们深深地印记在心中，再看那七枚错落有致的印章，构成了多么美妙的书艺意境。
当今书坛相当一批追求妍美或是质朴的书家，不是笔力羸弱，就是抛筋露骨。力是人和自然的对立统一而获得的平衡。人的伸展跳跃，人的生产劳作，树木的生长，枝干的缠绕，江河的起落，山体的耸立等等，无不是力的均衡作用和发展。书法艺术的点画形态，用笔的使转，章法的安排，也会因它内在或外在的力度，而产生出不同的视觉上的审美效果。 书法作品中的单个字的力度，是靠作者用手中的毛笔写出不同的点画，并借助这些点画的轻重缓急和粗细变化的微妙关系以及用笔的抑、扬、顿、挫表现出来。如果写出的点画板滞或浮滑，往往是由于力度把握不当。这种力度不仅通过点画的中锋、侧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出力透纸背的内含力度以及结构内敛、外拓的把握，使之有一种骨力洞达、神完气足的力度美。启功先生的行书作品传达给人的正是这种感觉,所以,人们在欣赏他的书法作品的时候,常常是流连忘返,爱不释手，获得无尽的精神享受.从点画和结构来细细品味书法作品的内涵。“春风一路”给人以昂扬、坚定和信心，“春”之气韵雄健，神采飞扬；“风”之骨气洞达，爽爽有神；“一”之稳健有力，神韵饱满；“路”之潇洒倜傥，悠然自得。不仅使我们感受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这样明朗畅达而又别有情韵的情怀，而且也让我们享受到“春风一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这种随春风而生，逐春风而归的美好梦境。这与1985年这个多梦的时代多么贴切！启功启功书法研究之二 严谨的法度
他大胆地修正了宋元书法家赵孟頫“书法以用笔为先”的理论，选择了一条先有结构，后有笔法，“书法以结字为先”的道路。二十多岁时，他经过细心揣摩，临了一张王羲之的草字帖。有人拿去给一位老书法家看，老先生看后连声赞“好”!他说：“这是认识草字的人写的草字。”启功并未见过老先生的面，但老先生的这番话却使他和书法结了终生之缘。清末学术界有一种风气，即经学讲《公羊》，书法学北碑。启功和他的老师陈垣一样平生不讲什么经学，偶然谈到经学问题时，对《公羊》学的观点，倒也无可厚非，但在书法上，却非常反对学北碑。理由是刀刃所刻的效果与毛笔所写的不同，勉强用毛笔去模拟刀刃的效果，必致矫揉造作，毫不自然。他说：“拿刀刻出来的碑帖，笔画都是死的，只有看到直接用笔写的墨迹，才能学得用笔的真功夫。”当然，临写石刻碑帖也有用处，但必须透过石刻的痕迹，认真领会笔锋的转折。启功先生的《论书绝句百首》中有三首大致概括了他学书法的心得。 启功先生一辈子写行书、草书和楷书，不写篆书和隶书。行书、楷书都有墨迹和帖，而篆书和隶书都用碑。所以启功写诗曰：“少谈汉魏怕徒劳，简椟摩挲未几遭。岂独甘卑爱唐宋，半生师笔不师刀。”启功说：我半辈子学的是笔法和墨的痕迹，而不是学的刀和斧子的痕迹，是帖而不是碑。“师笔不师刀”是启功从老师陈垣那里学来的。陈垣当年这样教导他：“碑帖没有味道，不好学，不如真迹来的有味道。”启功先生的《论书绝句百首》将他的书法美学、历史、考证都集中在这里，也是启功先生一辈子的书法总结。在启功先生的书斋里，可以看到他书写的许多墨迹。他书写的讲义、书信或书稿，一笔似米芾又似董其昌的小行书，永远那么匀称，绝不潦草。藏书上的眉批和改学生作业上的字迹也是一丝不苟。启功先生在名人字画上写的题跋，看去刚劲中含娟秀，严谨中有生动，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而且行款位置，都经过精打细算，写得恰当合适。给人写的扇面，写到最后，不多不少，加上年月、款识、印章，真是天衣无缝。原来，他是先数好扇骨的行格，再算好文词的字数，哪行长，哪行短，然后才一气呵成的。 欣赏启功先生写字，是一种艺术享受。别人请他写字，他经常欣然应诺，即从笔筒里拿出一支笔，展纸濡墨，一挥而就。当听到别人的赞叹声时，启功先生掂了掂手中的笔谦逊地说：“我一向不赞成把写字说得那么神秘，你看我写字不是很随便吗?现在有许多说法，把写字吹得太神了，搞得太神秘，人家谁还敢学呀?”启功先生认为，历来书法有不少观念都不大正确，如悬肘平腕，硬要搁得下一碗水，那写字岂非变成一个平面的“拉锯”，毫无弹力可言了吗?又说“五指齐力，万毫齐力”，五个手指有长有短，又怎么能齐力?有故事说，王献之幼时练字，紧握笔管，其父在后突然用力去拔也拔它不动。这也不大可信，除非儿子二三十岁，老父九十多岁或许可能拔不动，否则写字时只需把笔拿稳，不掉到地上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死劲抓得紧紧的?写字只要写出结构，好看就行，笔爱怎么拿就怎么拿，等于吃饭使筷子，能把饭菜夹到嘴里就行，不必规定一套“拿筷子法”。启功说：“写字是一种享受，写字时应该感到轻松愉快。古人说什么写字时每人汗流浃背，这样它不变成耍杂技了?”很多人爱评论写字够不够功夫。什么叫功夫，启功认为功夫就是“准确的重复”，哪怕一天写一两个字，只要写得准确就行。否则，就是一天练十个八个小时，也难以奏效。他告诉大家，要大胆写字，什么笔，什么纸都可以写，写字没什么神秘，手准就行。一篇字有几个好的已经不错，有一半好的就很好了。古往今来，大书法家的字，不见得整篇个个字都是好的。启功常对人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没有给人留下一点可以依恋的东西，可是对于他却不能忘记抄大字报给他带来的一点好处。当时，他的字虽然早已自成一格，但还不能站着写。写大字报或长篇，也远不如现在这样游刃自如。他是审查对象，当然没有贴大字报的资格，但却必须承担抄大字报的义务。造反派们写成大字报，就交给他来抄。从早到晚，有时，把整张的纸贴在墙上，他就站在那儿写。就这样，抄了几年，虽然非常辛苦，却也练得把笔放开了。启功经常对向他学习书法的朋友讲，学写字不要学当代人，更不要学我，要更多看帖，临帖，从中体会，才能写出自己的风格。有些急于出名的年轻人，模仿启功先生的字，甚至发现有人自称“启功弟子”，写字卖钱。启功先生多次声明：“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我的学生只在中文系听过我的课，书法方面我从没有收过'弟子’。”当前社会上流行要小孩子苦练书法，家长希望孩子从小就要成“家”。经常有人带着孩子登门，要启功指点窍门。启功则不以为然，他当着家长面说，小孩首先要学好功课，打好学习的基础。他不止一次讲过，书法不同于杂技，要腰腿灵活，自幼锻炼。恰恰相反，小孩对有些字还不认识，怎么提到书法呢?今天小孩练毛笔字，主要是记住笔画、字形。除作为认字手段之外，也培养对民族传统艺术的爱好，年纪渐渐大了，理解力和观赏力强了，练字才更有见解，有辨别，有选择，写出自己的风格。 启功先生以书法，以真、行、草书见长，形制皆备，风致多样。无论是条幅、册页、屏联，还是扇面、手札、题跋，都表现出优美的韵致和悠远的意境，给人带来独特而高雅的视觉冲击。
先生一生执教治学，自视书法为余事。实际上作为学富名高、融古通今的国学大师，对此余事用功甚勤，终其一生。先生的书法是典型的文人之书、学者之书，浸染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墨香，散发出浓浓的书卷气息。温润流美、清雅俊健。“清、雅”正是启功书法的基本特质。先生之书，因其“清”则澄明、幽静，意境深远；因其雅则淳古，高标，超逸出尘。尤其是先生的行、草书，随兴遣字，一派神行，却又掌控妥帖，富有静气。先生书写的内容，大多为自己所作。这些内容既有游踪抒情之诗，寄兴感慨之笔，又有论书评画，鉴定题跋之艺术见解。先生的诗文、学识及绘画正是其书法艺术的支撑点，充满了学者的气质，这是许多专业书法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启功题写的横额。结字端庄，肃穆，挺拔，极具庙堂之气。用笔粗细变化，颇具神韵。用不同风貌的书写表现不同内容的文字，这是启功先生书法极为讲究的一大特点。启功先生在一九八六年十月题写的横披：“百年树人 沾溉莘莘 民彝国脉 嘉业长春”，正文，行楷书。结字端庄，挺拔，疏密有致；用笔纯净流畅，遒丽洒脱。题款用小字号，俊逸雅致，书卷气息浓郁。钤印“启功”，比常用章大而厚重，与正文内涵相配。综观全幅作品，布局端正，排列有序，变化有致，观其字，品其意，不能不心生敬意。 启功的许多楹联往往是自己处世治学原则的真实写照，也是代表启功书法风貌的经典之作。如《行文做事》此联结体精严，体势挺拔，气势开张，极具王者气象，体现出启功先生高超的结字技术。同时，先生以行书笔法入楷，用笔起伏跌宕，使转不激不厉，粗细变化显著，“行”“平”粗厚，“文”“浅”瘦细，“简”“做”外粗内细，“显”“恒”左粗右细，而且流转自如，一派神行，表现出舒适的轻重节奏和优美的韵律。 这种清雅的韵致，既有历史的渊源，又有现实的因由。晋代是“文的自觉”的时代，士族子弟以研究《周易》《老子》和《庄子》的黄老之学，开始追求一种超脱世俗、自由闲散、精神高度自由的生活，“竹林七贤”就是代表。特别进入东晋后，朝廷偏安一隅，士人纷纷皈依佛教，佛学的“空无”和玄学的“虚无”具有相似性，佛教的“安般守意”和玄学的“清净无为”相结合，士人的生活从西晋的放荡纵欲中摆脱出来，开始追求宁静高雅的生活方式，流连于山水之间，风度翩翩，悠哉游哉。在王羲之的《兰亭序》中就充分展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其内容中玄学的思想也非常浓厚，很具有代表性。总之，从汉末到南朝，随着一次次的社会动荡，士人们的心态日益投向老庄，投向佛学，投向艺术。整个时代的风气与审美观念从汉代的恢弘博大转变为清朗俊逸。书法艺术作为人类精神的产物，不可能脱离这种文化背景，这种风格的转变是时代的发展，也是历史的必然。而启功所处的也是一个新旧社会大变动、历史进程大转折的时代，启功所代表的正是这个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人格与风貌。
《启功论书札记》不仅是一本深入浅出“试图重新作比较近乎清情理的解释”、“寻求合乎情理的探索”（启功《论书札记?前言》）的书论著作，而且是一册不可多得的、类似《书谱》的经典书法作品集。 一幅优秀的书法作品，不但要求具有使人眼睛一亮的外在的形态结构，而且还要讲究内在精神，富有意蕴。也就是要能够传情达意，具有楚楚动人的神采。人们在欣赏书法作品时，不仅会从整体形态上去看，还会从一画一字一行去看，去品评。不仅看其书法作品的首尾如何相应，上下如何衔接；看其运笔的方圆顿挫，轻重徐疾，虚实相生；看其结构的圆活倚侧，俊逸成韵，简省疏密等等，还要重点看其整幅作品的内涵和意蕴。《行书》札记这幅作品（见上图），不仅将孙过庭《书谱》所云：“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作了通俗易懂的解释，而且在笔墨运用上作出了相应的示范。这幅作品的每个字都有启功先生自己的个性特点，而且在表现上均极尽变化之能事，又都十分自然和谐。得益于中锋用笔的直线爽直劲健，圆润精到，既有功夫，又有情理。用笔时能做到收合有度，有润有涩，有浓有淡，有楷有行，有行有草。结字生动自然，给人以刚劲明朗的视觉效果，加之线条的刚柔相通，使整幅作品法度谨严，而又变化无穷；意气连贯，而又字字玑珠。真正达到了点画美、结构美、章法美，美不胜收。将楷、行、草三种字体揉合于一幅作品之内，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 书法艺术是东方文化土壤中产生的一朵艺术奇葩，是东方文化的一种典型的艺术表现形式，是人的精神、情感、文化素养的综合体现。它常以优秀的诗歌、词赋、文章、联语和富于哲理的格言、语录为书写内容，涉及到文学、文字学、哲学、历史学、美学、音乐、绘画以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一个人的书法风貌、书法成就与其文化素养密切相关，或者说，书法根植于学问。一个人书法水平的高低，格调的高下，最终取决于他的“学养”。书法家首先应该是学问家。书法之道，非限于书法而为书法也，必与其人之学问、德业、事功成就、时代特征，息息相关。 启功先生曾于 50 年代为《红楼梦》作注，是解放后该书最早的注本。《读〈红楼梦〉札记》一文，显示出启功先生对这部古代名著独特的观察。如指出按清代旗下规矩，林黛玉是不能嫁给贾宝玉的，因为姑表亲不能犯“骨肉还家”的禁忌。这一见解至今还被人称道。文章还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对《红楼梦》的虚构艺术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深得个中三味。《〈红楼梦〉注释序》以提问的方式点出了红学研究的几个极有价值的命题。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在《启功先生论〈红〉发微》一文中高度评价启功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启功先生是著名的文史专家、书画大师、古书画鉴定大师，又是红学专家。启功先生还是清宗室，于满族的历史、文化、习俗、掌故的熟悉与研究，更具有权威性。由于以上这许多方面的特殊条件，所以启功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更非一般人所能及。特别是关于满族的风俗习惯，《红楼梦》中关于真假、虚实以及有意回避清代的种种写法，启先生更是发人之未发，对红学研究启迪甚多。冯其庸先生认为，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涉及版本文物、时间年代、典章制度、人名地名、服装服饰、社会习俗、亲友家世等重要问题，澄清了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对《红楼梦》的校注，开创了古典小说校注的一代风气。可以说，启功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堪称典范。 启功先生在绘画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一点不亚于他的书法。先生的绘画作品画中有诗，独具风神，隽永典雅，意境深邃，将传统的文人画推向了极致。启功的国画，墨彩丰富，层次分明，矫然灵动。他的画很讲究感情表述，线条深沉，内容丰富，耐人寻味。他的绘画功力扎实，且个性风格鲜明，绘画饱含传统文化的因子和深厚的笔墨功力。在拜识陈垣先生之前，启功已经潜心学画多年了。用现在的说法，他其实首先是一位画家，而且是传统画家，主要画北京民国时期流行的吴镜汀一路山水画，非常秀雅。
社会上流传说启功的字最好求，一是他不分尊卑，凡是有人来求，只要有闲就欣然命笔；二是他不要报酬，送礼的，送红包的一律拒收。这里说的是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事。到了后期，求字者一传十，十传百，不绝于途，已经影响到启功的课程教学，他感到吃不消了。启功说：“我现在哪是写字呀，简直是'刷’字。”后来求字的人来势更猛，如洪水泛滥，吓得他不得不悬挂免战牌，在门口挂上：大熊猫病啦!或启功心脏病发作需要静养的告示。但这样，求字者仍然等在门外，启功又不得不采取狡兔三窟的战略：搬家。即使如此，也无法把所有求字的人挡在门外。那个时候，求字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叩门直入式，另一种是电话预约式。对于启功来说，写字本是一种乐事，但是现在的情况成了他生活中的一大烦恼。为了应付这些来访者，往往要费去他很多时间和口舌。这些人为何仍这样言辞恳切趋之若鹜呢?说得直白些，就是启功的字能卖大价钱。有一回，启功问来访者：“我的字有什么好?”他说：“你字有效益，我们正在盖一座高楼，楼顶上挂上你写的招牌，再围上霓虹灯管，几十里外都能看见。”启功说：“有这个必要吗?”来人说：“当然很有必要，先生名气大，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经济效益。”启功又问：“你们饭店讲究经济效益，我写字有没有效益呢?”那人说：“当然有。”启功又问：“是多少?”对方诡异地伸出两个指头!启功问：“是两万，两千?”那人不答，只是笑。末了不得不直说，是二百!启功最后说：“别说是二百，就是二百万我也不写!” 当然，这只是启功对铜臭味太浓的求字者的气话，不过经此一事倒启发了启功。他和院办公室的人商定：今后凡有商业性的求字，需先和院办公室打招呼，讲定价钱，最后由启功来办，所得收入一律登记在册，派做公益事业之用。 1993年，启功的一个朋友从西城区展览路搬到花园村，离首都师大附中只一条马路之隔，可是孙女上学去登记时学校不收，理由是虽然相距不远，但住处不属于学校招收范围，然而接待人员说的话很活，按规定要出几万元的赞助费。她觉得这种规定不合适，就跑到区教委反映情况。区文教书记听完她的意见后说，你先回去，明天上午电话回复。第二天早九点秘书来电通知：你孙女父母都在国外，应予以照顾，经研究特批了一个名额给你，明天早上你就可以带着孙女去学校报到了!为表示谢意，她把家里的酒、西洋参包了几个包送到教委和学校。教委秘书拒收，他说这是应该做的，这礼不能收，接着他小声对她说，如果你认识启功，请他给写个字就行了! 第二天一大早，她到启功家求援。她本来就知道启功心脏病犯了，在家休息，但事情紧急什么也顾不上了，硬着头皮敲他的家门。出来两个青年挡住门问，你有什么事，启功先生有病在身，不能会客!她说：“请你告诉他，鲍大姐看他来了!”两位学生听了很不理解的样子，心想启功那么大年纪了，你怎么称自己是鲍大姐?她又说：“请你们照我说的对他说就行了!”不一会儿，一个学生出来脸带微笑有点歉意地对她说：“请进吧!”她也不好意思地向他解释说：“请你原谅，我并非不尊敬启先生，因为我们是老朋友，他是满族，习惯这么称呼。”她站到启功的床前悄悄地对他说：“我碰到点麻烦，想请您写几张字!”这时一位保健医生看启功起床穿外衣想说不行，启功扭扭头对大夫说：“今天这件事情你就不必管啦!……”说完便走出寝室的门来到书房，在桌前坐下摆好纸，再拿起笔。第一张写好了，是一张四尺三开的唐诗。她急着对启功说：“不必写这么多字，几个字就可以了!”启功根本没听进去，继续按这个尺寸写了四张。她已发现那位大夫很不高兴!她赶快把写好的字卷起来，感激万分又十分抱歉地对启功说：“让您受累了!快躺在床上休息吧!等孙女上学，我带她来给您磕头!” 孙女如愿以偿地上了理想的学校，一个叫人心花怒放的星期天，她买了些启功喜欢吃的零食来到启功家，她按着孙女的头说:“快，快磕头谢谢启爷爷!”启功立即抱住孙女说：“不必了!只要你能上学，好好学习，爷爷比什么都高兴!记住，上高中时，如果还需要帮忙，就来告诉爷爷，爷爷还给你写!”后来他给师大附中又写了两张。一张是校名：首都师大附中；一张是为首都师大附中八十周年之庆，写了一首诗：德育为本中学筑基，智体并重栋梁可期，施教万端此是前提，领导有方众望同归。 为纪念他的恩师陈垣先生，他于1988年义卖书画作品，筹集资金为北师大设立“励耘奖学基金”以永久纪念陈垣先生。在以后的几年间，启功先生几乎不停笔地进行创作，有时书写直到深夜。1990年，在香港举办了《启功书画义卖展》，从三百多幅作品中选出百幅字、十幅画，被香港热心教育的人士认购一空。以此再加上他平日为社会各界所写的一百件作品的酬金，共筹得人民币一百六十三万元作为奖学金。当学校建议奖学金以启功的名字命名时，他坚决推辞。他说：“还是以先师的励耘书屋的励耘二字命名的好，目的是要后人学习陈垣先生爱国主义思想，继承和发扬陈垣先生辛勤耕耘、严谨治学的精神，奖掖和培养后学，推动教学和科研事业的发展。” 启功先生享年93岁，是一位纯以自学成材的学者。他以一个中学生的身份，靠自己的艰苦努力而成为中学老师、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央文史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各种学会的顾问等等，成为有多方面成就的专家、学者。他的一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启功先生多方面的成就中，最为世人所称道、声披宇内的是他的书法艺术。先生高度的书法艺术成就既来自他的天赋才情，更来自他的勤奋，来自他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启功先生曾经说过，学艺“门类尽管不同，奋发并没有两样。”这是他学习书法的真实写照。 启功先生的一生传奇而坎坷。然而，不管境遇如何坎坷，身处何种境况，启功先生依然自强不息，潜心学问，治学不辍，潜心书法艺术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先生于书法学习十分勤奋。他的一生，临习了大量碑帖，尤以临习赵孟頫、董其昌、柳公权、欧阳詢、智永等最勤，积淀了深厚的功力，并结合自己的审美情趣，最终独树一帜，成为大家。他的书法作品，无论条幅、册页、屏联，都能表现出优美的韵律和深远的意境，内紧外放的结体，遒劲俊雅的笔画，布局严谨的章法，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超水准，既有深厚的传统，又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形成一家之风，被人们奉为“启体”。书法界评论他的书法作品为：“不仅是书家之书，更是学者之书，诗人之书，它渊雅而具古韵，饶有书卷气息；它隽永而兼洒脱，使观赏者觉得余味无穷，因为这是从学问中来，从诗境中来的结果”。 启功先生在世时，他的作品在市场上就极受海内外藏家的青睐和追捧。以2003年北京春拍为例。中国嘉德共推出10幅作品全部成交，最低的为《临米芾书法》镜心，尺寸仅为22．5×44．2CM，成交价高达2．2万元，换言之每平尺高达两万元以上，另外超过8万元的有4幅，其中《行书唐宋诗七幅》镜心被拍至41．8万元，其成交价令人咋舌。另外，北京翰海推出的10幅作品也全部成交，华辰9幅作品成交8幅，荣宝斋5幅作品全部成交。启功先生为人作字，虽从不收取报酬，但是他的作品在艺术市场上的价格之高，在在世的书家当中却是绝无仅有的。
启功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饱经沧桑。民族的起伏命运和个人坎坷的境遇，始终交织在一起。然而不管周围的环境和自身的境遇如何变化，他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没有放弃奋争，从不向命运屈服，不悲观，不颓废，不抱怨，而是甘于寂寞，心平气和，日积月累，把自己的心血全部投入到学问之中去，最终毫无争议地成为大师级的学者，成为书画鉴定家、教育家和书画家，以其精深的造诣，独到的建树和广泛的影响，为中国书法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的一位标志性人物，得到了世人的承认和敬仰，享誉中外。他用一生的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平凡的真理：要成就一件事业，必须自强不息，奋发向上。人生正是因为有着种种逆境阻拦，我们只有不断超越升华，才能显出生命的意义。 与启功先生学习书法的环境相比，中国当代书坛已经形成了无可比拟的优势：组织化——专业协会领导、组织各种活动。学科化——形成书法专业高等教育的完善体系。多元化——众多的艺术参照体系与风格表现，中外文化的频繁交流，海外艺术思潮的影响。这些都是书法艺术获取新养分、培育书法新人、扩大中国书法影响的关键因素。然而这也是一个对书法有着巨大冲击的崭新时代：社会环境的变化、西方各种思潮的冲击、人的理性过度膨胀、情感大大滞后，电脑、因特网、电子化、做秀、炒作、浮躁、追名逐利、急功近利——不一而足，而且，某些因素对书法艺术的冲击还是致命的。工业化进程无论对自然生态还是文化艺术生态都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当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电脑的介入，毛笔、硬笔作为实用书写工具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或有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趋势。书法空间进一步萎缩，书家被逼退守到纯艺术的狭小空间，进入象牙之塔，书法逐步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一般书法爱好者将难以介入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创作，这在客观上也导致了书法欣赏群落的减少，缩小了书法艺术的生存空间。因此，当代社会对于书法家来说，生存环境是残酷的。在这样一个时代，要想在书法艺术上有所建树，启功先生的书法艺术实践，他的自强不息，艰苦努力，他对学术、艺术的执着追求，无疑已经为我们做出了丰富而深刻的启示。 启功先生的一生，虽然荣誉等身，但却奉行淡泊无为、宁静致远的处世方式。他对书法的学习纯粹出于个人的爱好，以之陶冶性情。他的创作，或为知己而作，或为兴趣而作。启功先生对待名利的心态是常人难以理解的。他身为皇室贵胄，却从不以血统自炫，坚决放弃“爱新觉罗”这个帝王家姓，以平民自居。启老先生的淡薄名利，还表现在他对日常生活的简朴作风上。成名后的启功已是一个一字千金的书法大家，但是他竟然长期居守在一个仅仅十几平米的小斗室里。这跟一般艺术家的奢华，恰恰成为可贵的对比。他说他首先是一个教师，然后勉强算是一个画家，书法只是他的“副业”。的确，启功诗书画成就斐然，并曾荣获“中国书法艺术终身成就奖”，但书画却并非其主业。书法家、文物家、史学家，所有的光环在他看来都是副业。他的主业是文史，一生教授古典文学、汉语，研究古代文学、史学、经学、禅学等。终其一生，他在自己的专业中恪守了做人的底线、人格操守的底线，保持了纯粹的书生本色。他66岁那年所作的墓志铭自我解嘲，也表明他对自己的性格、作为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坎坷半生，右派经历，“文革”遭遇，丧妻之痛，都能坦然一一承受，最终彻悟人生，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做到了宠辱不惊。在患难之后，他晚年的生命笼罩在世俗浮华的光环中，却还能做到自持，有所超脱，有所为，有所不为。启功先生写过不少自勉勉人的好句，如“自重则威，知止有定”、“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使人欣赏到形式、内容的真善美，获得人格的修养。启功先生为人谦和慈祥、淡泊名利、虚怀若谷、包容无际，但在原则问题上却非常认真，绝不随声附和。启功走了，北师大校园里镌刻着他手书“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校训的那块石碑将长存下去，这八个字也可以看做启功的写照。作为清末民初文化转型期出生的一代文化人，启功身上有着传承文化命脉的自觉，道德的自觉，这一切构成了他做人的底气，自有一种泱泱的气度。今天的很多文化人的成名都是“功夫在诗外”，没有能够有经得起时间、历史考验的成就，不少人都是“凭附增价”，最终“身谢道衰”。我们不妨检索一下中国当今文化思想界和艺术界，和启功先生年龄和成就相当的人终究寥寥无几，大多数都已被历史的长河淹没了。在一个疯狂追逐名利、急功近利的浮躁社会氛围中，启功就是一剂清醒剂、一味解毒药，在他的身上我们还能找到民族文化中某些最珍贵的因子。或许这就是他对当下中国书坛的最大的意义。
如何评价启功？以什么标准评价启功？启功到底是一个落伍者，还是一个引领者？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书法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书法的教育、传播等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想先从启功产生的时代价值谈起。 王靖宪在《坚净居丛帖?鉴赏辑》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叙述：“记得上一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每当我到小乘巷他寓所的时候，总能看到他伏案临写各种碑帖。除了经常临写的隋智永《千字文》和唐人写经外，还从头至尾临写过肃府本《淳化阁帖》。薄薄的皮纸，淡淡的墨色，字迹很有精神。临写阁帖，除字画结构、用笔使转外，特别注意草书的法则，遇到有疑惑处，必寻找原因，在临本中批注，指出勾摹镌刻的谬误和正确的写法。”“启功先生临摹碑帖，有很明确的目的，先生八十馀岁时，为了增强书法的骨力，仍不断临写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和宋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广泛吸取营养，充实自己。八大山人的书法与董其昌有渊源关系，先生临八大《荷上花歌帖》，就是为了探求其中的奥秘。”在《坚净居丛帖?临写辑》中我们看到了他临写的第五本《玄秘塔碑》、两个临本《宋拓争坐帖》、八大山人《荷上花歌帖》、怀素草书《自叙帖》、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米芾《笤溪诗帖》、苏轼手札墨迹、苏轼诗文帖、《黄庭内景经》、金任询行书韩愈《秋怀诗》等10本。 启功在书法创作上更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即便是转转相托的赠品，也是从不马虎。但是他对自己书法作品的保存又是极不在乎，因为他从不把书法创作当作谋取利益的手段，甚至嬉说写字就是“玩”。当有人告之他的作品在某处已标价×万元时，他也只是哈哈一笑。让他认真考虑自己作品的价值，那是他得知北师大很多贫困生生活困难后，十分焦虑，便于1990年在香港举办书画义卖，筹集资金160余万元，但是他仍然坚持不以自己的名义而以先师陈垣先生“励耘书屋”中的“励耘”二字命名，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因此先生的作品“ 看似平淡，韵味无穷，如饮清茶，如浴甘露。这是人品淡定必然外化为书品淡然的结果，这是何等美妙的人生境界！”书法界评论他的书法作品为：“不仅是书家之书，更是学者之书，诗人之书，它渊雅而具古韵，饶有书卷气息；它隽永而兼洒脱，使观赏者觉得余味无穷，因为这是从学问中来，从诗境中来的结果”。人们常说“书如其人”，启先生的书法，正如他人品学问一样，秀丽、博雅、才气横溢、风流洒脱。自80年代起，已有多种版本的启功书法集陆续出版。 启功从书法实践上回答了当代书法的走向。从某个角度来看，启功视乎是在“复古”，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复古”就是一种继承和创新。启功的书法与赵孟頫的书法有明显的渊源关系，这是一种偶然吗？从启功的才智来看，这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我们只要认真比较一下，当时中国书法的处境与赵孟頫时期的书法状况何其相似，都是处于一种百废待新的阶段。书法发展经历了晋、唐、北宋三个高峰期之后，到了南宋，无论在形式技巧上，还是在气质上，都已经是非常荒率与单调，一派江河日下的景象。此种萎靡不振的状况一直延续到元初，异族的入侵，使书法更是处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境地。在元初“古法扫荡”的情况下，赵孟頫从精神层面（书法的文化价值）和物质层面（书法的技法与形式）全面恢复书法的面貌和地位，回归晋韵和唐法。对这一历史功绩，元、明、清有识之士好评如潮，元虞集《道园学古录》云：“赵松雪书，笔既流利，学亦渊深。观其书，得心应手，会意成文。”明代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自唐以前，集书法之大成者，王右军也；自唐以后，集书法之大成者，赵集贤也。”文征明之子文嘉称赵孟頫的书法为“上下一千年，纵横二万里……无有与并者”。清代乾隆御刻的《三希堂法帖》中赵书占了全书的六分之一。至于以赵出仕元朝，有失节之处，来评定其书法“妍媚纤弱”、“缺乏骨气”、“书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以明清以降，在帝王的提倡下，文人竞相效仿，导致明代桎梏的“馆阁体”的出现，便诋毁赵书，这就更不公允了。 启功也正是处在“文革”之后，对传统文化不知所措，对西方文化热切崇拜的情况下，他选择了虽有风险，更有胆识的书法“复兴”之路，他所承担的压力至今也没有完全消失（为此笔者写了《为启功说几句话》）。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从1980年第一届“‘文革’前的延续”书展到20世纪末书展中“明清现象”的出现，期间用了20年的探索时间，如果其间启功的书法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弘扬，“明清现象”的出现还需要20年吗？因为启功的书法既弥补了“文革”前帖学书法的柔弱，又延续着白蕉将晋韵、唐法、宋意统一起来的书法发展道路。从时间段上来看，似乎也是一脉相承，从1969年之后（白蕉此年去世），而启功的书法正发展到巅峰时期。因此我们说白蕉是现代，也是当代帖学大家，而启功则是新时期的帖学大家。
（作者: 曹利华 来源: 中国文化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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