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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久霖：当年我只是替人说话 在与陈久霖吃饭的一个多小时时间，《鄂商》记者通过各种方式，让陈久霖本人对如下问题做了当面回应，特整理成对话，以飨读者。 谈3年狱中生活： 朋友中没人受过我这样的苦 《鄂商》：在狱中3年，描述一下你的生活环境是怎样的？ 陈久霖：在新加坡，监狱对犯人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不仅工作(劳动)要听话，日常的生活条件也很艰苦。你可能不能想象，在新加坡那样一个高度文明发达的国家，监狱里只能睡水泥地，最多就是铺条草席，而且没有枕头。昨天晚上出狱后回到上海，我在酒店竟然睡不着，(为什么？)因为不习惯有枕头的睡眠。(苦笑)如果不听话或者有任何违抗，就要被关在一间只有一个人容身的小房子里 面壁思过 ，如果被关进去几天，任何人都会心理崩溃。 在那里，每周有三次看电视的机会，但不是新闻节目，而是20多年前的录像片，比如《黄飞鸿》、《甲午战争》这样的片子，不过有电视看已经很不错了，每次放映都人满为患。 我最初去服刑的时候，最开始是偶尔给我看一个月前的报纸，后来慢慢提前到半个月、一周甚至是前三天的报纸。但是很多时候报纸的内容都是不全的，重要的敏感的新闻版面，事先都被抽掉了。 《鄂商》：作为 名人 ，你在监狱里是否受到优待？ 陈久霖：我在监狱里属于 蓝领囚犯 ，衣服上的小牌子标注的是 知名人士 ，但似乎监狱对我的管理更加严格。我妻子和朋友写给我的信，一般要45天才能到达我的手上，之前要经过狱警、副监狱长、监狱长的层层检查，昨天我出狱的时候，还有至少5封信没有收到。我的室友们和我开玩笑说，陈久霖在监狱都有专门的PS(私人秘书personalsecretary的英文缩写)，哪里是真正的PS啊，我的PS是personalsuperviser(私人监察)。 《鄂商》：你昨天出狱时，新加坡媒体报道说，服刑期间你的体重 由86公斤骤降到68公斤 ，这个数字准确吗？ 陈久霖：这个68公斤的体重是出狱的时候体检时的结果，当时媒体报道后还有个小插曲：狱方看到这个报道很重视，毕竟我还是有一点影响力，后来还专门又重新测了一次体重。(体重下降这么多)主要是吃的伙食太差了。可以说，我的朋友中还没人受过这样的苦。 谈当年中航油事件： 当年我只是替人说话 《鄂商》：在狱中，你是否想过改变自己的命运？ 陈久霖：新加坡的法律很是严格，减刑的机会并不大，往往只有加刑。我当年被判入狱四年零三个月，包括假期在内，所以真正在监狱服刑的时间只有1035天。 在狱中，我曾给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写信，但没收到回信。我还给副总理黄根成写信，提出改进新加坡司法、监狱制度的六条建议，其中就有建议政府充实司法机关调查实力。 在美国体制法律中，事先证明你有罪然后再抓你，但在新加坡，怀疑你有罪就抓你。2004年12月8号，我在新加坡一下飞机就被铐上了，我和在场的警察抗议：我只是来协助调查，澄清事实，凭什么要抓我？我提出给他们上司请示，他竟然回应我说，我们上司在睡觉！新加坡方面为此事调查了一年零三个月，最后法庭上的很多数据仍然不清楚。 信中我还建议加强新加坡的法官制度建设。在新加坡判案很多时候都是法官一人说了算，2006年3月21日上午判我的罪，考虑到我还有些事情没有处理，法庭本来允许我4月11日再去服刑，但下午就改了，当天就改了！另外，我还建议新加坡检讨上诉制度。在新加坡，犯人上诉是很危险的，弄不好就要加刑，甚至是成倍地加，这样一来谁还敢上诉？ 《鄂商》：你对当年的判罚怎么看？ 陈久霖：我的刑期中，有4年是因为卖股票(欺骗德意志银行)，这源于当时德意志银行高管问我的三个问题：中航油是否卖出的是国有股？之前中航油的股票交易是否存在问题？中航油近期是否存在经营异常？对三个问题，我的回答依次是Yes、No、No，这一回答最终导致了该银行对中航油的系列决策。但最终我既非买方也不是卖方，我只是替别人(中航油集团)说话，最后卖股票协议的第11条也已经写得很清楚，我应承担的责任已经被合同完全取代了。 第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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