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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苏沪区全面瘫痪之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在瓦解中。 吴开先是国民党中委及组织部副部长兼任上海市党部书记。8.13后，吴开先离开上海到了重庆，而由吴开先提名的市党部主任委员童行白和到上海指导党务的中央委员郑亦同经不起76号的恐吓，先后开溜了。于是，1939年5月汪精卫到上海后，市党部委员员汪曼云、蔡洪田、凌宪文、黄香谷等人踢开市党部，既勾结汪精卫﹑周佛海，又与丁默邨﹑李士群狼狈为奸。 这汪曼云，我们前面已说过，他上串下跳，最早串通了李士群和丁默邨，也是他最早勾结了周佛海，并两头填表参加汪伪和特务机构。 蔡洪田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原是主持上海市党部的党务工作。1939年已暗投汪精卫。 黄香谷原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科主任。1939年夏，他也暗中投靠汪精卫。 黄香谷父亲黄濬（又作黄浚）原本就是汪精卫亲信。1932年汪精卫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黄濬任行政院秘书。1937年抗战爆发后因向日本特务机关出卖了多起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重要情报，造成战争局面的严重危机。黄浚和他的另一个儿子黄晟以通敌罪被处决。破获汉奸分子黄浚间谍案的过程，我们留到后面介绍消灭日本女谍'帝国之花’那一节再作详细讨论。 凌宪文原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社會部副部長，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他也是主动勾结汪集团而叛变。 顾继武是潘公展的助手，老牌特务，与76号的头子丁默邨早有勾结。 在这些人的带头破坏下，上海市党部全面瘫痪，许多人进了汪伪集团或76号。 汪曼云、蔡洪田、顾继武、凌宪文、黄香谷等五人不久后都当上了汪党中央委员。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江苏省党部及中统苏沪区分崩离析，各党部委员及中通骨干纷纷投入汉奸队伍。不投靠的也多数被出卖而招逮捕遇害。接着军统上海区遭破坏。 这种情况下，上海的舆论纷纷谴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江苏省党部及中统苏沪区的腐败无能，同时也向蒋介石施加巨大的舆论压力。 蒋介石为了摆脱这种压力，同时也不甘心上海的地盘被汪精卫抢去，便找来陈立夫，责成他务必重建国民党在上海的机构。陈立夫当场请准，授予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吴开先以国民党“中央代表”名义，秘密潜赴上海，收拾残局。吴开先此时还兼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的职务。由于他先前是上海的党部主任委员，上海市党部如此不堪一击，他当然责任重大。 此时，上海虽说沦陷，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还掌握在英美法等国手中，形成了'孤岛’。英美法还依然承认蒋介石政府，而蒋介石抗战政府在'孤岛’还有巨大经济和金融利益，也控制着'孤岛’的民心和舆论。吴开先就是要到这个'孤岛’落户。 吴开先随身携带蒋介石致虞洽卿等５人的问候函件及行政院长孔祥熙写给上海银行界领袖李馥荪、秦润卿等的私函十余封，单枪匹马，悄然出发。 吴开先去上海只能走控制在英法手里的通道： 即从重庆经昆明、河内，抵香港，再从香港到上海。 吴开先一到香港，便专程拜访杜月笙。 此时，杜月笙坐镇香港。他通过香港与上海间专设的电台，时刻掌握上海的情况。因此他对上海了如指掌。 同时，这杜大官人在香港世面也一步步做大。原先杜公馆设在九龙，而香港的经济信息中心却在港岛上，因而来往港岛要过海，十分不便。杜月笙便在香港告罗士打饭店租下了 705 号房间，由秘书翁左青、胡叙五常驻。他则每天午后，来这里晤客会友。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等人就是其座上常客。因为来往客人多，705 号房间不够用，告罗士打饭店八楼咖啡座实际上变成了他的大会客厅。在这里，杜月笙通过各种关系，又编织起了一张无形的网。这张网成为国民党政府与上海等沦陷区联系的重要渠道之一。 杜月笙杜大官人在此接待了老朋友吴开先。他爽气地包下吴开先的行程： 你所携带的文件和密码，统统交给我，由我指派妥人代你秘密运进上海。另外，我再写信给黄老板和金廷荪，你到上海后，请他们两位出面，把你所需要探望的人，全部请到金廷荪的公馆，一顿饭吃下来，事体也谈成功了。 杜月笙话中提到的黄老板自然是指黄金荣。而金廷荪就是著名的“金牙齿阿三”，他是黄金大戏院老板，上海闻人。金廷荪产业涉及医院、纺织、金融、五金等。 杜月笙又代吴开先安排好了去上海的路线，避过日本军警盘查和日伪特务的跟踪。当吴开先乘坐的英国客轮驰抵黄浦江时，一艘汽艇趁着浓黑夜色的掩护，悄悄靠了上来。原来杜公馆管家万墨林早已接到杜月笙的通知，带着若干保镖来接吴开先了。通过万墨林汽艇的驳接，可以避免在码头上下船时遭遇日本便衣宪兵和76号特务的突然绑架。 万墨林将吴开先接到预先给他安排好的住处。并给他提供了自备汽车。 吴开先在上海呆了一段世间后，工作没有进展。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原来在上海的一批重要骨干，逃走的逃走，投敌的投敌，更有被抓被杀的，其余也大多数当了缩头乌龟，整个组织基本垮台了。而其他系统的人员，如军统特务和帮会势力又不买吴开先的账。为此，吴开先只好回重庆请示。 回重庆同样要走英法控制的通道：上海—香港—河内---重庆。 途中，吴开先再次拜会杜月笙，倾诉上述苦恼。 杜月笙正想参照1937年813的情形，想让重庆方面同意，再次把上海的各种势力统一于自己名下。因此乘机建议： 上海孤岛很重要，它是日本人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不拿在手里，就要被日本人吞掉。开先兄独来独往，责任重大，很难保证安全。我认为上海应该有个由蒋委员长直接领导的组织，这样一来，上层有力，上海有底，就能开花结果。 杜月笙还说: 中央各部院经常派人去上海，但各有各的任务，各做各的事，见面可能都不认识。这种做法，用人多、用钱多、 用气力多，却收不到互相配合和互相支援的效果。开兄回重庆，可以建议中央，设一个总的机构，全盘负责上海的工作。人员不妨大家都派，有了事情大家一道做。 这位从社会底层磨练出来的大亨，看问题的目光果然比政客党棍们远大。 吴开先明白杜月笙的心思，也清楚要去上海活动离不开这位大亨。于是一回重庆，吴开先把杜月笙的意见面禀蒋介石，蒋介石立即决定成立“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工作要点是劝导金融工商界、技术工人、学生、青年到后方来，增加抗战力量，告诫留沪者勿与敌伪合作，并应在经济上对后方大力支持等等。 为凑合“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的班子，陈立夫、吴开先分别出面征求了吴铁城及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等人的意见，提出了成员的初步名单。名单包括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市长、时任国民党财政部次长的俞鸿钧，军统局头子戴笠，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议，经常充当蒋介石军事代表的蒋伯诚，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朱家骅系统的三青团骨干吴绍澍，以及吴开先、杜月笙。这名单，基本参照了1937年 '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委员所代表的身份。 对这一初步名单，吴开先不满意，担心俞鸿钧被指定为主任委员，将给他带来诸多不便。因此，主张沦陷区地下组织与公开组织性质不同，人数宜少不宜多；而俞鸿钧、王晓籁又不能离开重庆，以不参加为宜。所以到最后决定时，去掉了俞鸿钧、王晓籁两人，剩下五人: 杜月笙、戴笠、吴开先、蒋伯诚、吴绍澍。五人中，杜月笙在香港，戴笠在重庆，吴绍澍则在上海秘密筹组三青团，吴开先来往于重庆上海之间。蒋伯诚原在重庆，有一娇妾留在上海，便乘吴开先告假回渝之际，请命去沪。因此，吴开先在重庆期间，蒋伯诚便动身去沪。与吴开先轮转交替。 “上海统一委员会”的五个委员中，其余四个委员，与杜月笙都有些特殊关系。戴笠是杜月笙的拜把兄弟，蒋伯诚是杜月笙的玩场知已， 吴绍澍是杜月笙的“学生”。吴开先考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在上海工商界的影响比不上杜月笙。他的个人信用，也远不及杜月笙，就是在国民党内各派 系间他也不如杜月笙兜得转。同时，他明了杜月笙是个领袖欲很强的人，不甘居人之下。因此，力主五人中由杜月笙任主任委员。这一意见得到戴笠支持，陈立夫也表同意，最后经蒋介石批准，决定派杜月笙担任这个由国民党、 三青团、中统，军统、帮会势力凑合而成的“上海统一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为此，吴开先专程去香港，向杜月笙传达了蒋介石的口信： 上海的阵地是不能丢失的，以后请月笙先生多偏劳了。 杜月笙听到又要他担任主任委员的决定后，曾问蒋伯诚： 主任委员是什么级的官？ 蒋伯诚说得很有意思： 要论级么， 是见官高一级，因为主任委员是委员的头子。要问有多大么，比上海市长还大， 因为市长管不了当地的党和团。要讲阔么，比行政院各部部长还阔，因为部长最怕的是特工，而你则在特工首脑之上。 杜月笙听后哈哈大笑。 从这以后，杜月笙才向吴开先介绍了他安插在上海的主要人物。 一个是徐采丞，此人是杜月笙对外联系的负责人。所谓对外联系，主要是与日本方面联系。我们一开头就提到徐采丞劝告唐绍仪离开上海，离开日伪包围的事。 徐采丞原来是跟随《申报》老板史量才的。史量才被刺身亡，他便周旋于杜月笙与钱新之之间。他开办的民生纱厂，一度濒于倒闭，后求助于杜月笙，结果非但没有倒闭，反而赚了不少钱。因此，他对杜月笙感恩戴德，甘心为其所用。上海沦陷后，上海地方协会主要人物大多离开上海，徐采丞以会员身份接任总干事职务，留在上海，并设法和日本“兴亚院”拉上了关系。“兴亚院”是日本新设的机构，任务是“加强管理中国事务”，下设政治、经济、联络等部， 分支机构遍布当时的北平、青岛、上海、汉口、厦门、广州等沦陷区。所有的汉奸组织，都要接受“兴亚院”和日本军部的双层监督。就是说，是日本在华最上一层的特务机构。日本认为徐采丞有杜月笙为背景，是与国民党政府联系的重要桥梁，对他兴趣颇大。所以徐采丞不但没有人生安全之虞，反而经“兴亚院”介绍，他还结识了日本海军、陆军、宪兵队及特务机关的重要人物，如川本等。正由于这些关系，徐采丞才能安然留在上海，并成为杜月笙对外联系的负责人。 杜月笙对内联系的负责人是万墨林。他是杜的表弟、总管家。所谓对内联系是指与军统特务、各游杂部队驻沪人员、杜门弟子及租界巡捕警探等的联系。 向吴开先介绍了这两人及两人所掌握的关系后，杜月笙还派人去上海关照徐采丞、万墨林两人以后要对吴开先的工作采取合作态度。并通知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张季先为吴开先的工作提供便利。张季先曾是杜公馆的清客，与法国驻沪总领事交情甚好。 经过这番安排，吴开先和当时逗留在香港的蒋伯诚一起到了上海。他们向在沪的吴绍澍、徐采丞、万墨林等传达了“上海统一委员会”的组织经过， 并指定万墨林任总交通，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主任冯有真、中统驻沪代表陆鸿勋、吴开先的表兄龚仰之为专员。从此以后，这个机构算是正式开张。 说起来这吴开先也曾是中共党员，而且还与陈云是同乡并一起参加革命工作。吴开先女婿即近代史学家唐德刚。 为解决'统一委员会’ 实际负责人吴开先指挥不了军统上海区的问题，重庆方面同时派军统陈恭澍以及毕高奎等赴上海，恢复遭破坏的上海军统组织。这事我们前面已讲了。 吴开先回到上海后，提名原主管三青团的吴绍澍当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从此总算稍微稳住了局面。同时反复工作，把在边沿动摇的原市党部委员、调查统计室主任张小通留在抗日阵营内。同时以张小通﹑张瑞京﹑陈宝骅﹑嵇希琮等为班底，重新建立中统上海特区机构。 张瑞京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六期，他有军事经验，这时是中统局驻上海特派员。 陈宝骅是浙江吴兴人，陈立夫的堂兄弟，此时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任委员，中统上海特区情报股长、中央党部驻沪调查专员。 嵇希琮也是浙江吴兴人，是陈立夫﹑陈果夫的表弟。这年是上海法政大学大二学生，是中统上海特区情报股外勤。 讲到了吴绍澍，这三青团大头目吴绍澍在抗战胜利后成了大名人。他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坚持抗战有多少的劳苦功高，而是胜利后在上海当'接收大员’时得到的'五子登科’的雅号。 早在1938年，吴绍澍就被提名为上海区党部的主任委员。开始时，他人对此尚无异议。但是，吴绍澍还未上任就提出，上海市党部的委员应通过主任委员向中央介绍，想垄断人事大权。并表示不要张小通参加市党部。这就激起市党部其他委员如汪曼云、蔡洪田等人的不满。张小通对吴绍澍的不满更不在话下。 当时，汪、蔡等人就向吴开先表示，如果由吴绍澍来当主任委员，他们就不干了。 吴开先怕把自己的老巢砸锅，只得把改组的事暂时搁置起来。以后提童行白为党部主任委员，并派中委郑亦同到上海指导党务。 但到随后，郑、童都经不起76号的恐吓，先后溜走了。汪曼云、蔡洪田等人当汉奸了，吴绍澍自然而然又成了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张小通与吴绍澍本是同乡啊，为何闹得如此别扭？ 原来，两个人的矛盾，早在抗战前就发生了。那时蒋介石正预备召开 “国民会议”，制定宪法。于是许多人想参选 “国民会议”代表，一旦当上'民意代表’，腰杆子就会更硬。吴绍澍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总干事，在国民党内，从地位来看，他是个不上不下的人。他想更有发言权，就要到他的本乡松江去竞选代表。一旦当了民意代表，那说起话来，腰杆子就硬了。但吴绍澍离开松江为时已久，没有根基了，因此便想到他的松江同乡张小通，请他帮忙。 张小通在表面上不好拒绝，但暗地里却在为别人奔走。这事被吴绍澍听到，就对张大为不满。所以，那时吴绍澍排斥张小通，是怀着报复动机的。 这次好不容易，吴开先稳住了局面。 但重建的上海市党部马上面临危机，伪特76号又开始挖墙脚，主要成员落入敌手惨遭不幸。 这次好不容易，吴开先稳住了局面。 但重建的上海市党部马上面临危机，伪特76号又开始挖墙脚，主要成员落入敌手惨遭不幸。 我们刚说到张小通与吴绍澍之间的纠葛，76号正马上就瞄上这两人，要对他们动手了。 76号认为，张小通是上海市党部专搞特务的人，非把他拉进76号不可。由于黄香谷当汉奸前与张小通还算说得来，所以，在1939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丁默邨﹑李士群等利用黄香谷这关系诱出张小通，由苏成德带人在慕尔鸣路（茂名北路）把张小通绑架。 当晚，苏成德、马啸天就在警卫大队长吴世宝的办公室里审讯张小通，要张供出这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主任委员吴绍澍的住址。 张小通说自己真的不知道，讲不出来。苏成德与马啸天认为张是故意隐瞒，就要逼口供，还要张小通自己将身上的狐皮袍子脱掉，准备招待他一顿皮鞭'生活’。 听说张小通被弄进76号，原上海市党部的蔡洪田与汪曼云，立即往见丁默邨与李士群，并拿了丁默邨的批条赶到审讯室来看张小通。 苏成德和马啸天与张小通也算是中统的同事，知道蔡洪田、汪曼云与张小通的关系，看到蔡、汪如此关心张小通，而自己却翻脸无情，相形之下，感到太不是味道。接过了丁默邨的条子后，他俩便顺水推舟： 你们聊聊吧。 于是退了出去，随手拉上了门。 在这刻不容缓之际，张小通居然得以免遭一顿刑罚，这成76号唯一的例外。 苏成德、马啸天走出房门后，张小通见故人蔡洪田与汪曼云的到来，有说不出的高兴。即向他两诉苦衷： 方才他们向我要绍澍的地址，你们也知道绍澍和我，虽非冤家对头，但也是面和心不和的，在现在的环境下，他怎会把住的地址告诉我呢?我回说不晓得，他们又不相信，这叫我还有什么办法?所以叫我剥下衣服，预备开我的鞭，要不是你们赶进来，我就要吃着'生活’了。 上海本地话中，这'吃生活’就是要指挨打吃苦头的意思。 此时，上海形势险恶，吴绍澍自己的住处不轻易让人知道，也是事实。苏成德与马啸天拷问吴绍澍的住址，张小通答不上来，可能就是实情。 汪曼云与蔡洪田是了解这段历史恩怨的。经他这么一说，也觉得无话可讲，只好安慰一通，要他不用着急，既来之，则安之，事情我们总会慢慢地代你疏通的。于是汪曼云、蔡洪田便退了出来，重又回见丁默邨与李士群，把吴绍澍与张小通的关系经过，解释了一遍。 当时，李士群正在打牌，听完他们的讲话，便说： 两位老兄怎么说，就这么办吧! 李还传话，允许张小通亲自打电话给他妻子，叫她放心，明天送些衣服到76号。 汪曼云、蔡洪田满以为张小通的问题，不久便可解决。 谁知过了三天，李士群亲自写了张条子，交给吴世宝，上面写明： 张小通非经本人亲自“批准”，任何人不得接见。 两张条子，一张是丁默邨的条子，张小通免受了一顿拷打。第二张是李士群的条子，这张条子让张小通上西天。其实第二张是受了第一张条子的启发，才成了张小通的夺命条。 三天前李士群不是讲得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变了腔？ 张小通死后大家才知道，问题的关键，倒不在张小通本人，而在丁默邨。因为那时，汪伪内部凡来自上海的党棍子，都与丁默邨比较接近。张小通虽尚未投伪，但他不仅是党棍，而且也是个老牌的中统特务。正由于他兼具这两重资格，招致了杀身之祸。 因为李士群认为： 如果张小通事后通过汪、蔡的关系而投降76号，那他此后势必是跟着丁默邨跑。 这时的丁默邨虽说是76号的台面经理，但丁手下除唐惠民外，真正是特务出身的人，还没有第二个。假使来了这个张小通，对丁来说，无异为虎添翼，而李士群今后对付丁默邨又要多费劲了。为了省去今后夺权的麻烦，只能先让张小通去死。 可是，张小通虽然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中统头领，但他当时并不与76号 有什么深仇大恨。李士群要公开把张小通弄死，也还难找借口。 于是，李士群只得动脑筋将其秘密弄死。 张小通后来的确是死了。但他什么时候被杀害，是怎样被杀害的？一直不为外人知道。我们不想把所有的迷底都摆到最后一天才揭开，因为到那时，一定忙不过来。不妨提前说了吧。 到1941年李士群当了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汪曼云为副秘书长。汪曼云与李士群本人及伪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苏成德之间关系更加密切了以后，汪才从苏成德口中知道其中一些详情。 据苏成德讲，李士群下禁令后，张小通便被苏成德带往南京。苏成德下砒霜让张小通中毒。由于砒霜量少，张中毒后剧痛却死不了，就在地上乱滚，拼命挣扎，最后，被用绳子勒死。尸体被剁成若干块，放进瓮内，再倾入硝酸，连骨带肉被化成了一坛浓浆，在被埋到南京的中央路大树根76号。 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苏成德以汉奸罪被军统逮捕，监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苏成德惊恐万状。 此时张小通的家属正向法院紧追凶手。张小通和苏成德的原中统上司徐兆麟也收集到对苏成德不利的证据。 徐兆麟和苏成德在上海沦陷后分别是中统苏沪区区长和副区长。自苏成德叛投76号后，整个苏沪区组织被破坏，徐兆麟仅以身免。但因责任重大而进了重庆的监狱。抗战胜利后，有人出面为他求情，同时也时过景迁，徐兆麟被释放。徐兆麟知道张小通之死与苏成德有关，于是决定对此案进行追查，搜集证据。 苏成德手下两员“大将”童国忠和郭梦龄，他们原也是中统人员随苏成德一起投敌的。徐兆麟认为这两人必定是张小通案的主要帮凶。于是他先赶到南京，把这两人抓住，要他们戴罪立功，把张小通的死与苏成德的关系说清楚。 这两人怕吃受严处，于是争取'坦白从宽’。 徐兆麟到此还不放心，生怕童、郭到了上海提篮桥见了苏成德后会串通改口。所以，他通过法官与检察官，在童、郭解到提篮桥前，不按照常例先由监狱收押，而是由检察处先行开庭，制成口供笔记后，再行送监。这样，即使童国忠和郭梦龄要翻供，也就不用愁了。 最后，苏成德因杀害张小通一案被判死刑，于1947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执行枪决，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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