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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历史学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与德国19世纪历史学家兰克的卓越贡献密不可分。他开创的一整套收集、整理和辨别史料的研究方法及其秉持的“如实直书”的治学原则，也为历史学的科学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今在人文研究领域还发挥着重要作用。
利奥波德最冯搰兰克（LeopoldvonRan-ke）（1795—1886）出身于一个虔诚信仰基督教的中产阶级家庭，青少年时代即受到良好的教育。1814年，兰克就读于莱比锡大学，主要学习古典哲学和神学。大学毕业后，在法兰克福一所高级中学教授古典文学和历史。其间，他阅读了前辈史学家卡斯滕?尼布尔的作品并受其深刻影响，开始把研究的重点转入历史学研究。1824年，他的处女作《拉丁与条顿民族史》一书问世，立即轰动德国文坛，声誉鹊起。由于该书的巨大成功，柏林大学次年便聘其担任历史学副教授。兰克一生治学范围广阔，涉及近代早期欧洲各大国，其著名的作品除了《拉丁与条顿民族史》外，还有《教皇史》、《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16—17世纪法国史》、《16—17世纪英国史》等。兰克提倡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和目标，对现代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由此获得了“科学的历史学之父”的美誉。
为了摆脱历史研究中的哲学思辨倾向，借助于史料的批判性分析，兰克明确提出自己研究历史的“客观性”原则和目标：“仅仅是依照事物真实发生的情况描述它们”，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如实直书”。“如实直书”最早是在兰克成名作《拉丁与条顿民族史》的前言中提出来的。他认为，为了实现如实直书的写作原则与目标，史学家必须紧紧依靠相关历史事件目击者的文字记载，或者说，只有依靠历史事件目击者的文字记载才能真正实现“如实直书”。一言以蔽之，兰克在历史研究方法上，强调的是要掌握和运用第一手史料，只有第一手的史料才能最终达到“如实直书”的历史写作和编纂目标。兰克所宣称的历史研究的这种原则和目标，当然不仅仅是他撰写《拉丁与条顿民族史》的基本原则，更是他所提出并倡导的一整套收集、辨别、运用史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的方法，以及由此而成的一套撰写历史著作的基本原则。当然，《拉丁与条顿民族史》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兰克更加确信这种注重第一手材料的研究方法的正确性。怀着对史料的笃信，他在欧洲各国的图书馆和档案馆里不辞辛苦地搜罗、整理、考订材料，并运用这大量的史料撰写了卷帙浩繁的历史著作。
兰克在历史研究中强调“如实直书”，将史料编辑者的主观性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并坚持认为不能超越事实之外作任何价值判断。但是，“如实直书”的客观性历史研究原则并不完全是要求把个人的主观意愿和价值判断从历史研究中排除出去。兰克认为史料不是万能的，历史本身还存在史料所不能触及的领域，因此，在收集整理史料的过程还要对史料进行一种直觉式（如感悟、移情）的理解。
兰克在方法论上坚持用史料说话，但是研究历史并不仅仅是发现和陈述历史事实。况且史料本身是有限的，历史事实只是理解整个世界的一部分。人所知太少，更不用说探寻普遍历史的意义了。因此，他认为人类要彻底解决历史的意义问题是不可能的，只有上帝了解历史的意义。因为上帝创造了历史，人类研究历史最终是为了体会上帝创造历史的意义。可见，兰克最后还是从宗教信仰出发，来提出他的历史研究方法的。
兰克生平笃信宗教，怀着对宗教的敬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上帝的显现，历史的每一时代直接通往上帝。而根据兰克的宗教观念，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更能体现上帝的意志，这些就成了他历史著作的主要内容。在此意义上称“兰克的史学是一种政治史”，并不夸张。他与普鲁士国家官方关系密切，是普鲁士的官方历史编撰家。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赞美、对宗教的推崇、对君主制的颂扬等成为兰克史学抹不去的印记。这种史学观是与其特殊民族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并极大地促进了德国民族主义的发展。
在中国，兰克的治学原则和方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起初，兰克的治学原则和方法传入中国主要是经傅斯年、陈寅恪、姚从吾等人的引进介绍和身体力行。在治学方面，兰克所倡导的“如实直书”的客观性原则在中国史学界广为流传，史料整理和批判性研究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法宝。如有“中国兰克”之称的傅斯年非常重视历史研究当中的史料问题。他认为史学研究的首要工作就是确定史料的真实性，即考订整理史料。他主持了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今天看来，兰克的治学原则和方法，一方面扭转了历史研究中史料掌握不够严谨的状况，使史料从依赖个人回忆录转变到依靠档案研究上来。可以说，兰克是研究档案的真正践行者，他通过梳理、考证卷帙浩繁的史料，不断探寻历史真相，表明了历史研究是一门有特定研究方法的科学。另一方面，兰克“如实直书”的治学原则和方法是以普鲁士的政治史为主要研究内容的，贯穿了德国民族主义的价值观，现在看来不免褊狭。当代历史学研究不仅仅要研究政治史，更要研究人们的生活史、社会史。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如实直书”式治学的限度。要知道，历史事实尽管是客观存在的，但人的主观性因素不可能从历史研究中完全剔除。只要有历史学家存在，历史研究就不可能排除人的价值观念。历史学只有真正以人的方式关心人的生活，人才会去关心历史学。本着对真理负责的态度、对正义负责的态度研究历史，以人类合理的普遍价值为意义载体的历史思想才会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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