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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二战史为何很少言“罪”？
查看日本的二战回顾史卷，书中表述最多的词是往往“战后”以及“战败”，而“犯罪”二字是讳莫如深的，回顾66年前的东京审判，被以“违反人道罪”处以极刑的日本战犯一共7人，但从东条英机到松井石根，在最后答辩中，均以“无罪”或沉默对抗法庭，无一主动认罪。 当时，法庭例举的战争罪行足以令每个听着惊骇、落泪。尽管法官公布了几年来收集的日军暴行，例如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使用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将它们与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杀人进行比较，得出日军比德军更惨绝人寰的结论，但为什么不能触动这些日本罪犯的灵魂？ 在这些战争罪犯喃喃自语中，听者不难发现，令他们垂头丧气的是“败”，不是“罪”。很显然，比起人性的良心发现，他们更笃信的是丛林法则。 日本近代化教父福泽谕吉曾言：“一百部国际法不如几门大炮,几项友好亲善条约。不抵几筐弹药。大炮和火药并非用来实施已有的道德准则，他们是在没有道德的地方创造道德的工具。” 日本现代思想家北一辉说：“天地万有唯在于力，社会依据强力而动。胜者为官，败者为贼”。 “害怕万一战败而贪图苟安，苟安的和平会使日本在堕落中灭亡。必须要有战争，沒有战争的話，这种堕落是不可挽回的”。 这些，都属于典型“丛林法则”。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日本基本上以这种弱肉强食的心态立世。 然而，二战历史验证了这样一个公理——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毕竟不同，丛林法则不能简单套用于人类。 关于丛林法则，中国自古以来也有“成王败寇”之说。在争夺权力斗争中，胜利者就是合法政权，称帝称王；失败者就是非法政权，被称为寇贼。胜利者者权势在手，无人敢责难，失败者满盘皆失、有口难辩。诚然，这种法则在中国及世界史中一度通行无阻。在这种法则下，历史往往都是胜利者编写的，所以胜利者当然是不受谴责的，即便他未必是善良与正义的化身。 然而，比起“成王败寇”来，中国还有句更具生命力老话，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何谓“得道”、哪叫“失道”、最大的“道” 是什么？ 中国最早以“有道”伐“无道”战争，当属武王伐纣。商纣王“无道”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动辄对臣民杀戮，是个全无人性的恶魔。他把任何批评建议都当作对自己的猜疑，连敢于直谏的叔父也被他剖心而死，其建造的“酒池”、“肉林”，即便以当时的历史标准衡量也都是大悖人伦。 而周武王尊老爱幼、礼贤下士，显然是人性敦厚的领导者。以人性敦厚讨伐残暴荒淫，是“替天行道”。周武王对于纣王这样的野蛮统治者发动战争，彰显的“道”，一直被后人称颂。 野蛮给现代人最大的震撼，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场以丛林法则开端的战争，最终变成“有道”伐“无道”。世界人性力量终于认清了弱肉强食会把军队变成野兽——日军对中国人是灭绝人性，他们在南京举行杀人比赛，他们用刺刀剥出孕妇肚子里蠕动的孩子，他们挖下中国婴儿的肝脏吃……这些行为超出了 “人类”定义的底线。日本帝国的罪恶达到“非人”程度，使世界认识到丛林法则的危害性，美国倾尽自己的力量参加太平洋战争。最后，这场战争成为人性与兽性的博弈，所幸人性战胜了兽性。 二战结束后，联合国制定了《日内瓦公约》，公约共有159条正文和3个附件。其主要内容是：处于冲突一方权力下的敌方平民应受到保护和人道待遇，包括准予安全离境，保障未被遣返的平民的基本权利等；禁止破坏不设防的城镇、乡村；禁止杀害、胁迫、虐待和驱逐和平居民；禁止体罚和酷刑；和平居民的人身、家庭、荣誉、财产、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应受到尊重；禁止集体惩罚和扣押人质等。 《日内瓦公约》可看作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人类用两次世界大战收获的果实。自此，“违反人道罪”的门槛越来越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不再堂而皇之地横行于人世。 所以，在今后的人类历史中，“罪”不仅是“败”的产物，而且终与“道”相连，这世上最大的“道”，就应该是人性。所有不得人心的东西，不得道的东西，说到底都是“没有人性”的东西，在文明世界中，他们怎么能笑到最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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