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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两年后的清明，我再回故里，发现前年描过的碑文再次模糊、而周围的其它坟前有了几座材料讲究的新碑。相形之下，我们父母坟前那块石碑愈显老旧、低矮了。同去的二弟就倡议等明年清明时我们再重做一块，还明确由我重写碑文。当时我曾现场表示认接受、认可，但是后来，我却改主意了——现在村里人的生活水平高了、有能力给逝去的亲人立块墓碑并想搞得好点，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当这种纪念演变为一种炫耀和攀比时，其本来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 (一)远祖渊源 因本人姓郭，所以就从这姓说起。但其中有些也许并不确切、更非亲身经历。如此而已。 郭姓在当今中国姓氏排行中列第18位，人口总数1382（其实不止），占全国汉族人口的1.15%强。其源久远，公认与夏商周都有关。历经几千年的繁衍、迁徙，已遍布全国东西南北甚至海外并分支繁杂，谁想说清都难。郭姓起源之一为周朝所封诸侯国虢国，虢仲（西郭）、虢叔（东郭）是郭姓始祖，虢国即是郭姓的主要衍源国。虢与郭是通假字。虢即郭，但后来又有个“崞”，是郭去邑（耳）加山。据《环球郭氏宗谱》第二辑收录的郭紫俊《崞县郭氏源流》解释：“远祖为东虢贵族一支，最先被迫迁徙，当在战国时代，迁居雁门关之南（疑为恒山之南），即秦始皇所筑内长城之崞山。崞字为远祖所创，盖有失封邑迁至一山地之慨。故在郭旁去邑（耳旁）加山，命名崞山，即崞县之‘崞’系虢国（郭）姓族人自创。除用以‘崞山’‘崞县’外再无它用”。也就因其用途狭窄，以致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1920年到山西讲学时，竟将“崞”读为“淳”，还闹了一场笑话。 郭紫俊在《崞县郭氏源流》中还说：“崞山为军事要地。亡国之民不如犬，郭氏族人充军守边。于是依山傍水筑起坚城，后将地面扩平，县治迁至崞山城，改原平为崞县（注：古崞山应为现恒山，崞山城即为现浑源；隋大业2年即606年始建崞县、县治崞阳。58年后县治迁至原平，改称原平县）。县治迁来之后，远祖被迫迁往本县（崞县）同川上庄之北岗。定居北岗约50余代。后遭天灾，迁居南寨，至今又过了26代。上庄村郭姓有600余户，因迁居时代不同，俗称三郭。郭氏族人从崞山城到南寨已历75代以上，若按惯例30年为一代计算，已达2250年以上，若再加上初次迁居崞山城的世系，估计可达80代左右，大约2500年。正是晋献公假道灭虢的历史时期，即公元前655年。崞县郭氏属最早被迫迁徙的虢氏后裔。五代时，后唐名将郭崇韬官拜承德节度使、兵部尚书，其先世代居雁门关，应是郭(?)州郭氏之后。郭子仪为华阴支派，与郭(?)州郭氏同源于虢国，属同源异派”。 郭紫俊其人祖籍原崞县（现原平县）上庄。早年曾任国民党中统局副局长、中将军衔，49年后去了台湾。由于多种原因所限，尽管郭紫俊之说未必全部正确，但毕竟“崞山堂”一事再别无他说。本人祖籍“位于县治西南、距崞县城70里”。周时属唐（晋）、春秋属赵、证迹甚多、历经沧桑。现全村近1700口人，郭姓占90%强。甚有“霍三家、宋两家，连李不过十来家”之说。据文献记载，其主流郭姓始迁祖郭文政系明洪武13年从现定襄白村而来，定襄白村郭姓始迁祖郭宁应是郭文政的父亲（或祖父）、与原平上庄三郭之一始迁祖郭恕为同胞弟兄。郭恕老二、郭宁老三；老大郭玘（qi）是定襄智村郭氏始迁祖。此支郭氏到6世郭贵时（明嘉靖年间）迁居邻村西邪发展，并在先祖郭玘由马邑迁徙定襄400周年的清乾隆三十四年 (公元1769年) “择地鸠工、筑室于兹”，兴建宗祠，正式称为西邢郭氏。郭贵九世孙郭安龄、郭安钰从兄弟二人后取得进士功名、分别被封奉政大夫、文林郎。子贵父荣。其父郭正修、郭正谊例貤（ yí）赠进士、晋封奉政大夫，形成“一门四进士，父子三大夫”的官族。西邪郭氏宗祠即荣膺道光皇帝御笔亲书的“太史宗坊”牌匾和封立双头旗杆之殊荣。这些都有文献确切记载。 所以，玘、恕、宁弟兄三人应是明洪武2年 郭氏堂号现在多见汾翊堂、太原堂、华阴堂及汾阳堂等。只是郭紫峻在《山西崞县郭氏源流》中提到一个与汾阳堂“同源异派”的崞（阳）山堂。但因再无其它资料可查，也说明“崞山堂”这个堂号到后来确是丢了。尤其到唐以后，因“汾阳王”郭子仪成了郭氏的标志性人物、“汾阳堂”因此名声大振，天下郭氏就有意无意都往“汾阳堂”靠了。1919年胡适再给安徽绩溪旺川曹氏族谱作序时曾说：“中国的族谱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源远流长’的迷信。没有一个姓陈的不是胡公满之后，没有一个姓张的不是黄帝第五子之后，没有一个姓李的不是伯阳之后。家家都是古代帝王和名人之后，不知道古代那些小百姓的后代都到哪里去了。”就说那个郭崇韬吧。本是祖籍邻近马邑的“崞山堂”之后，却也要高攀“汾阳王”为祖，专门去给人家上坟磕头。郭崇韬（926）距郭子仪（697-781）不过百年之多，而郭文政（明）距郭子仪（唐）已经很远。受名望、地位、时间、战乱、史实、记载等等所限，就不能不考虑主观上攀龙附凤、或客观上相互混淆、以讹传讹之影响了。 南庄头村的村东曾有座大庙，正殿、配殿、戏台、钟鼓楼俱全。据传有石碑记载：本村郭氏始迁祖文政系明洪武13年（1380）从洪洞圪针沟移民而来。但是现在，尚不说石碑所记是否属实，而是那座大庙也早不复存在、那块石碑也早已不知流落何处。 《新华文摘》2007第14期曾刊登乔新华关于《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的文章：“所有把洪洞大槐树移民作为明朝初年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的认识，都是以民国初年编修的《洪洞县志》中的记载作为立论的依据。也就是说最早将大槐树和移民问题联系起来的是民国版《洪洞县志》的记载”；“如果仔细查看明朝遗留下来的官方文献，如《明实录》、《明经世文编》等，并没有特别提到山西洪洞县的移民问题，更不用说大槐树了。在前述的研究中，学者多把正史中关于山西移民的记载想当然地视为洪洞移民。同时，在洪洞本地的县志中也没有确凿的记载可供分析……。从明代到民国时期的7种版本的《洪洞县志》以后，发现除了民国六年的那个版本中讲到了大槐树和大移民的关系以外，在以前的各个版本中却对此只字未提。为什么这样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不见于本地的地方志呢？因此，我们同样也要谨慎地把握传说与史实之间的微妙关系。” 这首先说的是洪洞移民本身的问题——洪洞移民名扬天下，“但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具体到北方民间，确有众多方志、谱牒和口碑资料都把明初山西移民与洪洞及大槐树紧紧联系在一起。有许多姓氏都称其祖上来自洪洞“圪针沟”。但其实，“圪针沟”与“大槐树”“老鸹窝”一样，只是移民当时惜别家乡的标志而非一个具体村庄。有史料证实，现在忻州、原平、定襄一带的赵姓、徐性、郭姓、董姓、任姓、冯姓等就都是从马邑迁出；其次，“洪洞移民”即使真如现在所说，也如1957年洪赵县（当时把洪洞和赵城合并为洪赵县）人民委员会分析指出“无论洪洞人如何忠厚，当时断不能只迁此一县人民”。其所移之民绝非只有本洪洞人而是涉及当时平阳府（临汾）所辖各县甚至太原府所属许多地方。相比之下，当时朔州马邑的烟墩村倒是真有圪针沟这个地方，且正是一处“移民分遣站。甚至，还有“山西移民南有洪洞、北有马邑两个移民点”之说；第三，时至今日，老家郭氏家族有许多习俗与马邑相近，却与洪洞毫不相干。如过春节拜大仙爷，过中元节（七月十五）用白面捏面人（爬娃）等等，都与马邑的讲究一模一样；同时，圪针围、坟台围等地名也完全等同于朔州一带的称谓。第四，根据郭玘、郭恕、郭宁从明洪武2年从马邑迁出、到郭文政洪武13年到南庄头间隔11年时间算，郭文政应是郭宁之子而不会再远，与“郭文政离开马邑趄柳村时是个七八岁的小孩”之说吻合。 所以就应该说，郭文政是洪武2年随郭宁从朔州马邑到定襄白村、十一年后又独自迁居南庄头的。当时南庄头已有一支二甲郭居住。而距本村不远的忻州北唐林村郭姓家谱记载，其始祖郭维亮入籍崞县唐林村二甲，落款为“太原郡直隶代州崞县西南95里唐林村上一甲中街”。根据落款称谓分析，此谱应写于清雍正年间。又据本族先辈言传及个别家谱记载，文政公初来曾遭二甲郭拒，入不得“堡”，只能在堡门外的土崖上掏窑而居。其址曾称“郭大坡”、后转称“疙瘩坡”。这个“疙瘩坡”至今还在、并像一堵自然形成的照壁直对入村的大街。只是历经630多年的侵蚀风化，那段历史的印迹早已不见踪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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