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第一次看石木兰大夫的门诊。好几个月之前，晓东就曾请她会诊。那时候我对她的态度是怀疑，还夹杂着一点漫不经心。
那一天，也是在这间屋子里，她把“不排除肺癌”几个字给了我们。当时她认为，“是与不是的可能性各占50%。”
当晓东提到要不要做手术时，她立即表示反对。她说：“现在就下决心动那么大的手术，为时过早。”
她显然感到，这个模棱两可的“诊断”并不能让我们满意。实际上她自己也不满意。
她批评北做的CT扫描胶片质量不好，所以没有办法做出准确的诊断。然后，她要求我们三个月后再来，重做胸部CT扫描，而且必须在肿瘤医院做，还必须照她指定的方法拍片。她还说了一个奇怪的名词，叫做什么“结节三维成像”。
我从晓东嘴里听到这一过程，并没有领会其中意味，对这位医生贬低其他医院的胶片也有些不以为然，觉得那不过是她在为自己医院兜揽生意，就像很多医生都在做的事一样。
我仔细阅读石木兰大夫在病历上留下的文字，除了留下一个印象――“这老太太是我迄今看过的大夫中写病历最认真详细的”，也没有感到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高明之处。
我甚至没有把这次诊断放在心上。那些天，“脑瘤”的死亡威胁似乎正在离我远去。我沉浸在乐观的情绪中，还为“拒绝开颅手术”添了几分盲目的自信。
“他们不给我来一刀是不罢休啊。”那个晚上我对晓东笑道：“看看锯开我的脑袋没指望了，就惦记着扒开我的胸。”
癌症这种疾病，不仅是在摧残病人的肉体，而且对于病人的智慧、修养、品格和心理来说，也是一场真正的挑战。
发病的最初几个月，应该说是最危险、也是精神上最紧张绝望的阶段，很多人在这里便崩溃了。即使度过这段时间，病人的情绪还是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病情平稳的患者会沾沾自喜起来，放松警惕；病情恶化的人会更加绝望，对很多信息的反应变得麻木和迟钝。
我也是如此。全身的状况已经渐渐好转，一次又一次的核磁共振和CT扫描复查全都证明，头部病灶正在缩小，左肺上叶的阴影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不适。这叫我的潜意识里多了一些乐观的情绪，以为危机正在离我而去。
所以，当石木兰大夫第一次向我发出警告时，我很轻易地把她的建议弃之一旁，没有按照她的嘱咐及时去做“三维成像”。
这让我错失了在第一时间确诊肺癌的机会。换句话说，我也许应当在好几个月前就走上手术台的！
当我们再次走进她的诊室时，经过过去了差不多一年。我们手上提着的还是在北做的普通的CT平扫胶片，而不是她指定的“结节三维成像”。
她抬头看我一眼，冷冷地说：“你终于又来啦。”
很显然。我的怠慢让这老太太不满，不过她却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草率地敷衍我们。她一如既往地专注于她认为拍得很糟的那些胶片，然后指导我们重新得到更清晰的胶片。
现在，石木兰大夫以不容置疑的方式描述了它“增大”、“形态不规则”、“毛刺增多”。这都是恶性肿瘤的典型表现，也在根本上颠覆了所有乐观主义的诊断基础。
在石木兰大夫之前，我们也曾历过一连串同样的“影像学诊断”，而大多数专家却抱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追随观察我的肺部病灶，诊断结果全都倾向于“良性病变”，比如是个结核，或者是炎症之类的东西。
所谓“影像学诊断”，就是仅仅凭借胶片影像鉴别病人到底得了什么病。在获得活体组织进行病理检验之前，这通常是医生看病下药的重要依据。
不过，我在求医问诊的过程中总有一种感觉：医生们辨别胶片时，难免会被胶片之外的因素干扰。
比如，他们诊断我的肺部病灶时，如果知道我的脑袋里有个“肿瘤”，就会把心里的天平向“恶性”一边倾斜过去。
反过来，他们在看我的脑片时，如果知道我的肺上还有一处病灶，又会坚决地认定“脑瘤”是由肺上转移过来，因而便倾向于做出“肺癌晚期”的诊断。
一旦他们发现颅内“肿瘤”没有继续长大，甚至还在缩小，就会认为那东西原本不属于“恶性”，当然也就不会是从肺上转移来的，进而又会乐观地认定肺部阴影也只是个良性病变。
这中间的逻辑，自有其通行的医学理论加以支撑。
“人体是一元化的。”一位医生曾对我这样解释，“各部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当医生在一个人身内的不同部位同时发现病灶时，我们首先必须考虑，它们是有关联的。”
晓东一直把我肺上的阴影看得很重，耿耿于怀，寝食难安。她的逻辑与医生的逻辑正相反：如果那是恶性肿瘤，那么脑子里的东西也就更加凶多吉少。反之，如果肺癌能被排除，脑子里的所谓“转移瘤”之说也就不攻自破。
这推理我当时也很赞成，却不料其中隐含着一个错误，那就是，所有人――包括医生和病人――都认定脑袋和肺的两处病灶紧密相联。
可是事情完全有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即使颅内病变痊愈，肺部病灶仍有可能为“恶性肿瘤”。也就是说，这两者是没有关联的。
我们固守着一个不一定正确的逻辑。好在我们能够追随观察肺部病灶，每隔几个月，我便做一回胸部CT扫描。
晓东拎着这些胶片在这个城市里东奔西跑，寻求“专家会诊”，迫切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确切诊断，可是很快就发现，无论多么权威多么精妙的专家，也会意见不一。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形，我在“脑瘤”的诊断过程中已着实领教了一回，如今在肺癌的诊断中又不能避免地再现。结核病专家信誓旦旦地说那是肺结核，肿瘤专家则认定“不能排除”恶性肿瘤，既非结核也非肿瘤的专家则认为它还有可能是肺炎，或者其他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实际上，“诊断”在医生那里是个极富弹性的概念。它完全不像我们外行人想象的那样，具有非此即彼的含义。如果你在自己的病历上看到“不排除肺癌”几个字，那是指你的肺部病灶可能是恶性肿瘤，但也可能意味着那东西什么也不是。如果你看到的是“结核可能性大”，那也并不意味就不是恶性肿瘤。
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听懂医生的言外之意，同时也能看懂他们的肢体语言。当一个内科医生避开你的目光，同时建议你去看外科时，就意味着他的心里已经在设想你患了恶性肿瘤。如果一个外科医生大笔一挥，在你的病历上写下“开胸探查”。那就表明他知道的一点也不比你多。因为除了把你开膛破肚、撕心裂肺之外，他也不会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他手上的动作很重要，通常能够传达出更准确的信息。若是缓慢、收敛、从容，那么他就有可能已经成竹在胸。若是迅速、张扬、摆动幅度很大，那就表明他的内心其实是在犹豫不定，只是在掩饰什么，或者急切地想要打发你走人。
有时候在身体语言之外还会增加一些奇妙的专业术语，比如“诊断性治疗”。这在医生口中应用得极为频繁。那是说，医生其实并不知道你得了什么病，却可以在你身上施展任何法术。在肿瘤治疗领域里，这好像成了应对疑难问题的相当普遍的妙方，而我却对这个词产生了无限疑惑。
虽然常常模棱两可，医生却本能地让病人感到他们无所不能。
我们总是不会把心中的失望――不是对绝症的失望，而是对医生的失望――持续太久，因为他们是那么神圣，满脸洋溢着威严，说出话来头头是道。而且，说老实话，你病了，病入膏肓，不听医生的话又听谁的呢？
所以，我还是把期望倾注在医生身上，并且努力学会使用医生的行为方式。我告诉自己，不要苛求医生句句是真理，只要能从每次会诊中得到一星半点有用的信息，就该知足。
每次会诊之后，我们总是把各路意见加以归纳，认真对照，结果发现医生们尽管结论不同，但在一个问题上是不约而同的。在将近一年的观察中，每一次影像学检查报告单上也都写着“基本同前”。就算那些最为缜密慎言的医生，也承认“基本没有变化”。
鉴于癌细胞的新陈代谢和生长速度远远超过正常细胞，所以通过影像来诊断恶性肿瘤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观察病灶在一段时间内是否会发生变化。所谓“基本同前”，也就是说，它几乎没有长大和蔓延。
事实上，大多数医生就是凭借这个理由，才会得出和石木兰大夫完全不用的意见。
如今回看康复之路上的每一个脚印，我意识到，我当时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脑瘤的危机很长时间里吸引了我的所有注意力，对于左肺上叶的那片阴影，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当初医生正是因为在我颅内和肺叶同时发现肿物，才会有“肺癌脑转移”之说，这一点也被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是，我的身体的所有难以忍受的症状，都是来自脑子病变，而肺部病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不适。老实说，我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我从来就不曾想到，最危险的“敌人”，其实是藏在自己感觉不到的地方。
一个可以性命相托的医生—（31）
(2012-11-09 08:29:26)
当天晚上，我和晓东开始讨论石木兰大夫的诊断。我告诉她，我打算尽快手术。
这话题让她焦躁不已，茶饭不思。因为她知道这条路的前边有什么在等着我们。
对于把自己丈夫送到手术台上这件事，她在内心深处始终抱着强烈的抵触。这让我们在拒绝“开颅手术”时有一种很自然的默契。现在，我那么快的改变了对手术的态度，她有一种强烈不安。
“这件事说到底是你自己决定。”她不断地重复，“说到底是你自己决定。不过，你可要想好了。你别忘了大多数专家都说你肺上的东西不是恶性肿瘤，至少还可以再观察。”
“医生都会犯错误。”我说。
“那些人也都是权威啊！”晓东说。
“就算是最好的专家也免不了。”我说。
“你能肯定石大夫就不会误诊吗？”晓东问。
“不能。”我回答，“但我能肯定，她犯错误的概率一定比那些医生低。”
的确，在我看过的所有医生中，石木兰大夫是“少数派”。事实上，她是唯一的持有悲观结论并且提出确凿根据的医生，但我却相信她的意见比我见过的所有医学专家都更具可信度。
这个70多岁已经退休的老医生，是我见过的最杰出的胸科影像学诊断专家。她拥有极强的专业精神和独立品格，以毕生所学专攻肺癌的影像鉴别和诊断。靠着这套独门功夫，她帮助了无数病人。她的故事在中科院肿瘤医院诊断大楼里是个小小的传奇。所有人都知道，这位影像诊断科的老主任仅仅通过CT胶片，成功地捕捉到自己体内的早期肺癌，然后又给自己选择了一位主刀医生，干脆利落地完成肿瘤全切除手术。直到这时候，她甚至没有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丈夫和女儿。她独自承受了这一切。出院之后没过多久，她就跑到西藏，在那个海拔几千米的高原上转了一大圈，然后回到自己的诊室，在伴随了大半生的读片灯箱前，重新启动自己的工作。预约她的门诊病人立即在门外排成长龙。
她的古怪脾气和她的专业水平一样有名。这一点我们甚至还没有见到她时已有所闻。
我们是通过一个共同的熟人牵桥搭线，才知道她的。我们被告知，这老太太的禀性异于常人，脾气不好，说话很冲，所以我们在走进她的诊室之前已经做好思想准备。
尽管如此，她的“怪癖”还是让我感到意外。
我原本以为，她会按照约定时间安排我们看病，还会提一提我们共同的熟人，不料她对“谁谁谁介绍我们来的”这样的话没有一点反应。我们必须排队挂号，然后坐在候诊走廊里，耐心等待护士依次叫号，就像所有病人一样。
整个过程中她不苟言笑，把全副精力专注在胶片上，耗费了好多时间，脸上却一直挂着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情。
直到一年以后，我们第四次去看她的门诊，她忽然谈到她正在读的一本新书，我才知道她喜欢读书，而她却早已知道这是我们共同的爱好。
她用一种不经意的口气提到，“我知道你是记者”、“我看过你的书”、“我还买过你的书”。这是她第一次在看病之余说起题外话，也是第一次在话语中流露出一种亲切和悠闲。
我有些意外，于是提议送给她一本我的再版书，却被她当即拒绝。
“我自己买了。”她说，脸上的笑容在一瞬间便无影无踪。
在我求医问诊的经验中，很多医生不是这样的。如果他们不认识你，他们会用几分钟就打发了你。如果你有熟人牵桥搭线，他们就会对你格外热情。他们关心你的来头，在乎你的身份，在乎你的影响力。在你叙述病情时，他们会不失时机地插几句问话，不是问你的病，而是问你的来历。你是做什么的，你是怎么认识谁谁谁的，直到婉转地打听你的财力和头衔。他们会用很多话来谈论病情之外的事，包括他们自己的履历、或者他们的医术如何高明、治愈了多少病人、还曾未卜先知地做出多少英明的诊断。
可是眼前这老太太身上，居然看不到一点社会流行风气扫过的迹象。我猜想，此人一定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我们自然也不能指望从她那里得到哪怕一丁点的特殊照顾。
我已好几次目睹她的工作和她的为人。她在工作时的那种专注和执著让我钦佩。然而还有更重要的，她的古怪的和不近人情的禀性，更加叫我放心。因为她未被窗户外面正在流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风气污染。
她从来不管对面的病人是什么来头，不问贵贱，不问贫富，也不问亲疏。没有人可以从她那里得到一点特殊照顾，也没有人会真的被她怠慢。在对眼前的肺部影像做出描述时，她不会让病人其他方面的症状――比如脑瘤――干扰了自己的判断，而且她从不使用“基本上”、“待确定”、“待除外”一类含糊不清的词汇，也不会用个问号来搪塞病人和规避责任。她从不标榜自己解决了多少疑难病例，也不贬低自己的同行。她不会对一件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装作很有把握，也不会被任何权威的意见牵着走。在我接触的所有医生中，她几乎是唯一的不会受到外来因素干扰、只是就影像论影像的医生。
我意识到自己的幸运。我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医生、一个可以将性命相托的医生。
“不要被表面的光环蒙蔽了”—（32）
(2012-11-11 09:08:04)
决定去做开胸手术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选择手术医生。
像所有病人一样，我们在这种时候，也免不了受到医生名望、地位和资历的诱惑。几个月来我借助各种渠道到处打听，手上早就有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可是对我来说，这些名字个个都很陌生，更别提还要鉴别其中优劣贤愚。
我决定把对石木兰大夫的信任进行到底，于是请她推荐一位手术医生。
“刘向阳。”她没有任何犹豫地说出一个名字。
我在心里急速搜索，竟是没有此人。
看我一脸茫然，她又告诉我，刘是肿瘤医院胸外科的医生，手术很扎实，而且细致入微。她提议我去看一次刘的门诊，讨论一下手术的可行性。
我嘴上答应，脑袋里还在我那专家名单上飞快旋转。其中有一位，名气更大，又有很高职位。
也许我能听听她对这件事的看法呢！
没想到她哼了一声：“别人我不评价。你让我推荐，我就推荐刘向阳。”
停了一会儿，她把眼睛从胶片上转过来，盯着我又说：“不要被那些表面的光环蒙蔽了。”
这话不太好听，却与我的阅历不谋而合。于是，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去约刘向阳大夫的门诊。
见到刘向阳还不到一分钟，我就想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古训，不禁在心里笑出声来。
这个宽肩圆脸、慈眉善目的中年男人，却有着一副相当怪异的脾气，不通人情，不问世故，说话就像吃了枪药似的。简直和石木兰大夫如出一辙！
他的冷漠的脸色令人生畏，然而却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姿态。面对这样一个人，你的第一感觉不是亲切，不是热情，甚至也没有丝毫客套，但却很真实。真实得让人觉得牢靠。等到我有更多的时间了解他之后，就进一步发现，他为病人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职业的操行和为人处事的本性，而不是夹着什么别的动机。
我们对他的了解是从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开始的。
“怎么回事？”他问。同时用一只手把胶片举在眼前，像一堵墙把他的脸隔在我们的视线之外。
我们说了石木兰大夫的诊断意见，大概是提到了“恶性肿瘤”，他冒出第二个冷冰冰的问号：“那你们找我来做什么？”
“想做手术。”
“手术？”他把胶片放下，说出的话越来越呛人，“那就说手术。不要说什么恶性的良性的。”
我们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或者是在和谁赌气，只好说是石木兰大夫建议我们做手术。
没想到他的话头儿更硬：“不要说别人说什么，做不做手术是你们自己决定的事。”
看我们张嘴结舌的样子，他开始解释他的看法，语气也缓和了一些：“一般手术的术前鉴别是准确的。”他说，“你这个，不能百分之百肯定，只是有倾向性。”
显然，他尊重石木兰，但并不认为石木兰的话就一定正确。
也许是为了让我们更慎重地考虑自己的决定，他接着告诉我一个“误诊”的病例：他曾经有一个病人，手术前大家都认定是恶性肿瘤，他自己也这样以为。于是打开胸腔，先切下一小块去做病理检验，结果还真的就不是恶性肿瘤。“你看看，百分之百认定是恶性的，结果打开一看还真不是。你怎么就说自己是恶性的呢？”
他的口气很冲，脸上冷冰冰的，好像挂着霜。可是不知怎么回事，我却在心里感觉到踏实。
我懂了，他是在和我沟通，对我解释。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病人的关切和耐心，甚至不惜用他自己误诊的病例，让我这个外行人了解这种疾病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我还能指望什么呢？在那种情形下，难道我还在指望有位高人“排除”我的肿瘤嫌疑么？或者能够妙手回春，能够一劳永逸地扫除我的肿瘤之患？不是的。我没有那种奢望！
我只不过是在期待一个能够对病人多些耐心、理解和善意的医生，一个能够真诚坦率地和病人对话的医生。
我告诉他，医生们的确有不同意见，针锋相对。大多数人都认为那是良性的，但是我对石木兰大夫有一种特别的信任。我还是相信她的判断。我甚至担心肺上的癌细胞正在急速扩张，就要突破胸膜的束缚伸展到胸腔里面，所以才急着做手术。
看到他在认真倾听，脸色也越来越温和，我的胆子大起来，进一步表达我的急切心情：“实在没有普通病床，VIP病房也行！”
这句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不迭，因为我猜想他这样的人大概不喜欢VIP病房里的那些人。
“VIP？”他那怪脾气果然再次冒出来，“你是来治病的还是来享福的？”那口气让我感到他岂止是“不喜欢”，简直就是“讨厌”。
“不是，不是，我只是想尽快手术？”我赶忙解释，又虔诚地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入住普通病房。
他蹦出几个字来：“要等。排队。”
我在脑子里急速盘算这种局面：该不该请这个人个给我做手术呢？
他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但我已经有了一种预感：他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我决定等！不管多少天都等！就等刘向阳！
我们相信什么样的医生—一个癌症患者的重生手记（33）
(2012-11-12 08:39:16）
我们这一路走过来，遇到的医生真是不少。
当初大多数医生都认定，我的颅内病灶属于“恶性”，必须立即手术切除，否则定会贻误“最佳治疗时机”，我却执意“继续观察”不肯手术。
如今大多数医生都说，我的肺部病灶是“良性”的，可以“继续观察”，我却只相信石木兰大夫的“最悲观的”判断，迫不及待地想要躺到手术台上去。
现在看来，那一次我做对了。可这一次，我还能不犯错误吗？
我对晓东说：“我不懂医，但我懂人。我知道该相信谁。”
我对医生始终有着强烈的选择性。我会没有保留地相信一些医生，同时对另外一些医生抱有强烈抵触的心理。不过，在大多数情形中，我只是有保留地接受一位医生，听从他的一些建议，却又放弃他的另一些建议。
遇到一位真正可以信赖的良医是一种幸运。你最好能有这种幸运，尤其是当你被宣布为“癌症患者”时，这是你的希望之源。
相反，如果你相信了一个不值得信赖的医生，那么你从一开始就种下了失败的种子。
我们到底凭什么相信或者不相信一个医生呢？当我逐渐康复起来之后，很多人都这样问我。现在就让我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当我看到一个夸夸其谈的医生、看到一个自以为是的医生、看到一个不懂装懂的医生、看到一个自吹自擂的医生、看到一个时不时地贬低同行的医生、看到一个不尊重病人的医生、看到一个对患者病情漫不经心却去关心人家身份地位的医生，我都会本能地生出排斥之心。
我并不认为这样的医生在专业上会很糟糕。事实上，他们有时候的确能够表现得非常聪明和机敏，也能对你的病情做出正确推断，但却总是过于轻率、武断和自以为是，而且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让你感到即便他是对的，也只是一时聪明，没有牢靠的根基，所以，我还是不能无保留地信任他们。
因为我知道，所有的人都会犯错误，医生也是一样，而具有这些毛病的医生，犯错误的概率一定会更大，只是他们从来不会对病人提起他们的误诊误治罢了。
我很庆幸，多年来的记者生涯，促使我学习怎样由表及里地体察人的内心，因而有了一些“读人”的经验。对人的了解和辨别，帮助我认识了医生的职业特点，以及他们作为人的长处和短处。
我一直很偏执地相信，决定一个医生是否可以信赖的首要因素，不是他（她）的医术，而是他（她）的医德，越是高水平的医生就越是如此。
举个例子。棋手的胜负，在九段之内者，棋术的高下更多地具有决定意义，但是在那些进入“超一流”境界的棋手中，我看来看去，最终决定胜负的就不是棋术高下，而是做人的高下了。
有位很优秀也很诚实的外科医生曾告诉我，一台手术实际上可以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责任活”。病人的肿瘤在什么部位，必须准确地找到它，剥离，切除，缝合，这是主刀医生的责任，做好了就是“手术成功”，做不好就是失职，所以每个医生都会全力以赴。
另外一个部分，叫做“良心活”。肿瘤是否有转移？转移到什么地方？什么程度？近程转移还是远程转移？这是更加困难的部分。它需要医生的专业水准和临床经验，更需要医生的良心。因为，这是可以多做可以少做甚至可以不做的部分。多做，需要医生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冒更大的风险；少做或者不做，仍然会是一台成功的手术。可是，对于病人来说，结果却大不一样。这是因为，医生能不能把手术的这一部分做得干净彻底，关系着肿瘤的鉴别和分期，也决定着病人术后治疗的成败。
我之所以特别看重医生的道德水准，是因为这关系到我的生命。
有时候我面前的医生地位很高、头衔很光亮、名声响彻四方，而且的确医术精湛，还可以随口说出好多成功病例，但我如果感觉到此人说话行事格调不高，做人的水准值得推敲，我便不会再去看他第二次。
我一直认定，一个医术超常名气很大的医生，一定也要拥有超越常人、甚至超越一般医生的道德水准。否则，他（她）以往的成就很容易成为他（她）犯错误的原因。
决定医生可信度的9条标准—（34）
(2012-11-13 08:18:46)
让我真正信服的那些医生，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权威，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大牌，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有一番特殊关照，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说的话特别中我的意。而是因为，他们都同时拥有以下9个特点：
1,不自吹自擂。
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医生。他们没完没了地告诉你，哪一个病人如何无可救药，遇到他便如何起死回生。他们从来不会提到自己没有治好、甚至误诊了的那些病人。可是我很明白，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百分之百地治好他的病人，尤其是肿瘤病人。所以，如果有哪一位医生坦率地告诉我，他有哪一次错误地估计了病人的病情，或者告诉我，他没有治好的病人占有多大比例，那么我对他的信任就会大大增加。
2,不贬低同行。
我一直认为这一点是做人的本分。可惜医疗领域里的确存在明显的互相贬损之风，如同我在前面已经描述过的。当我对面的医生在说同行怎么怎么不行的时候，事实上我已经在心里降低了对他的评价。
3,不仅关注仪器检验结果，而且关注病人。
一个好医生每天都会被无数病人包围着。每个病人都会表现出孱弱、无知、琐碎和喋喋不休。医生每天面对同样的面孔，回答同样的问题，经年累月，一成不变。你可以想象，只有那些最具慈悲心肠的人，才能始终不变地保持对病人的耐心和热情。
4,只关心你的病，不关心你是多大的官，不问你有没有名、有没有钱。
当一个医生直接或者间接地打探我的职业和我的支付能力时，我通常都选择转身走开。
5,对求医者一视同仁。
记住，你依靠熟人关系，依靠权势名望，或者依靠塞红包寻找到的医生，并不一定是值得信赖的。一个真正可以信赖的医生，不会怠慢一个普通病人，也不会厚待一个有权有势有钱有名的病人。就算知道你有些来头，也不会给你特殊照顾，比如让你加塞儿，或者在你身上花费更多时间，而不管别的病人正在门外等待。
6,不自以为是，坦率地承认自己也有不懂的地方。
你有时候会感到，医生在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词汇，绕着圈子回答你的问题。这时候，你从他（她）的犹豫闪烁和含糊不清之中，从他（她）的肢体动作的细节，比如眼睛的转动和嘴巴的蠕动，能够很容易地分辨出他（她）是在谈论一个自己并不真有把握的问题。所以，如果一个医生对我说，“很抱歉这个问题我不太了解。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这方面的专家。”我不会认为他（她）无能――因为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精通所有的问题。正相反，我会认为他（她）是一个诚实可信的人。
7,不模棱两可。
不能确诊时，不会在病历上写个“问号”打发患者走人，也不会用“要么手术，要么观察”这样的方式把难题交给病人，而是提出办法，搜寻那些有助于确诊的依据。
8,言之有据。
能够确诊时，不仅告诉病人结论，而且告诉病人做出这个结论的根据。
9,即使已经做出结论，也会特别注意那些不支持自己结论的证据，并且根据新的证据迅速校正自己的诊断。
如果一个特别有名望的专家能做到这一点，比如周良辅大夫和石木兰大夫，我就会特别相信他们。这两位大夫，一位在上海，一位在北京，一个是神经科，一个是胸科，差别何其大！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特点：不仅不回避不忽视那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甚至还能主动地利用最新医学技术去搜寻它们。由于新证据的出现，前者立即改变了自己的结论，后者当即把一个模棱两可的诊断变得确凿无疑。
走上手术台的前夜—（35）
(2012-11-14 08:54:51)
我们终于接到医院通知，来不及吃早饭，便带上住院用品，匆匆赶到医院办入院手续。
隔着一面高高的柜台，把住院单递进去。一个护士坐在里面，头也不抬，只把她的年轻却毫无生气的声音抛出来。于是我们知道，那位出院病人还在病床上躺着呢，要到下午才能离开，我们此番赶个大早，只为填表签名、预付押金之类，然后还要再等上几个小时。
这让我有点心里不快：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让我们下午再来呢？
不料护士还没说话，旁边一人已经对我表示不屑。“别不知足啦。”他说，“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住进来呢？”
这时候我才发现，周围有不少病人也在排队办理入院手续。大家都是接到紧急通知匆匆赶来，数一数共有8人，可是当天出院的病人只有4个。
我忍不住向那护士打听，多出来的4位怎么办。
“挂床。”她从嘴里蹦出两个字。
我一下子没弄明白，心里琢磨：莫非要搭上下铺么？
那护士抬起头来，看我一脸茫然，撇嘴一乐，开始用一种“你就知足吧”的口吻给我解释“挂床”的来龙去脉。
“挂床”者属于住院病人，却又没有病床，只是按照住院的时间表，先完成手术前的各项检查。他们每天早晨6点以前赶到医院，完成当日检查之后便回家去，直到有病人出院腾出床位，才能住进来。由于病人的术前体检通常要用好几天，所以这办法既能提高医院的病床周转率，又能让病人更快完成手术。
我费了好大劲儿，终于弄清“挂床”的妙处，心中不快顿时烟消云散，同时还为自己没有被“挂”起来感到庆幸不已。
我们离开医院，到市中心的一座公园里去消磨时间。临近中午，饥肠辘辘，在公园门口找个饭馆坐下。
晓东问：“说吧。想吃什么？”
“涮羊肉。”我不假思索递回答。
她一听这话，笑了。二话不说点来一大盘羊肉。
老实说，这东西并不适合我。医生们无论中西，大都认为羊肉属于“发物”，对肿瘤病人不利。所以，这一年来，晓东始终禁止我吃羊肉。
可现在我们彼此心照不宣：这是我住院前的最后一顿饭。当然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埋头碗里，狼吞虎咽，眼也不抬，全然一副慷慨就义之前最后一顿的样子。晓东看着我，自己却不动筷子。
她的情绪始终纠结着即将到来的手术，终于忍不住问：“你说，到底是不是恶性的？”
我说：“不管'是’还是'不是’，我都会很高兴。”
“为什么？”
“如果不是，我会为我逃过一劫而高兴。如果是，我会为我做出一个正确决定而高兴。”
我的病房在医院外科大楼二层东侧。这是一座崭新的建筑，拥有高大的前厅和宽敞的走廊。我在这家医院里往来奔波已有数月，满眼都是混乱、污秽和垃圾，充斥在院子内外各个角落。可这大楼里却是光线充足，干净整洁，也没有一般医院里那种叫人恶心的污浊气味。医生大都拥有宽敞的办公室，与病人的居住区比邻而处。墙上挂着医护人员的工作守则，上面记载了不许接受病人红包之类的规定。
我住在一间带卫生间的双人病房，房门对着一扇巨大的玻璃窗。靠窗的床上有个病人，躺在那里，浑身上下缠着粗一根细一根的胶皮管子。管子的一头分别插在他身体的不通部位，另一头不是连在形形色色的机器上，就是吊着个大塑料瓶，一股暗红色的血水顺管子淌下来，滴滴答答的，没完没了。床边那个呼吸机显示，他的危险期还没过去。
他看上去和我年纪相仿，脸色惨白，挂满痛楚，嘴唇紧闭，气若游丝。看得出来，他正强忍着撕心裂肺般的疼痛，只是在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才把嘴唇松开一下，吐出一声轻轻的呻吟。他的家人团团围在病床边，满脸的焦虑和无奈。
我在自己的床边坐下来，小心问候他的家人，很快就知道他和我有着同样遭遇！他患的是肺癌，刚刚完成切除手术。我们之间也许只有一个区别：他的肿瘤在“右肺上叶”，我的“肿瘤”在“左肺上叶”。
我当即想到，这就是我的一个活生生的榜样――他所经历的一切我都将经历。
肿瘤医院的病房有一种奇异的气氛，阴郁，孤寂，加上绝望，难免造就一种虚幻无助的心境，让你从心底里体会着人类的渺小和脆弱。
我在这病房里静静地度过了4天，每天除了遵照医生吩咐完成一两项例行检查，其余时间就是躺在病床上冥想静思，看着窗前云聚云散，目睹身边的病友在垂死中挣扎，一分一秒地争夺生命的活力，默想自己也将经历完全同样的过程，忐忑不安而又满怀期待。整个天地仿佛与世隔绝，又好像把灵魂抛在地狱中修炼，对于穿门而入的嘈杂、叫嚷和呻吟，充耳不闻。
这天下午，我的寂静突然被打破。医生护士接踵而至，唤醒了我的胡思乱想。
麻醉医师杨萍站在病床前问东问西的时候，我意识到手术如期而至。接着，一位年轻医生跟着进来，要“病人家属”去完成手术前的签字手续。
我说，我自己签好了。起身跟着他来到医生办公室。
他先向我申明，这次手术只管肺，不管脑，接着就列举种种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形，总之是叫我授权医生采取任何他们认为必要的办法去应付意外，而所有的结果必须由我自己承担。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有可能让我死在手术台上――可他就是不肯把这句话说出来。
我知道这是所有外科医生在手术前的必经步骤，也不多问，当即签名了事。
然后，真正的主角来了，是刘向阳大夫。让我意外的是，他不再像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样满脸冰霜，说话时也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了。
他告诉我，手术时间已经确定，又对我详细描述了手术方案。
也许是考虑到我就要上手术台了，不想让我过分紧张，所以他的态度友善，语调和缓。他再次提醒我，我的病不是百分之百地确诊，所以他不会把整个肺叶一刀切去了事。他计划把手术分成两步，先取局部组织做病理化验，再来决定是否实行根治术。
我说，我明白这个办法很周全，但是如果真的证明石木兰大夫的判断是对的，请选择一种最彻底的手术方案。
“我不担心你多切，”我说，“就担心切不干净。”
他笑了，叫我放心。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笑脸。大约是我对石木兰大夫的执著的信任让他有些感动，这铁面医生的口气愈发温和起来。他告诉我，可以放我一天假，“回家好好过个周末”。
回到病房倒在床上，我让自己从这一连串的医生会面中摆脱出来，重新检讨自己在这整个的选择过程中是否犯了错误。还好，没有发现什么疏漏。
于是我打道回府，一边在心里暗自庆幸：不管下周一发生什么，我至少暂时地摆脱了医院里的紧张压抑的气氛。
（待续。摘编自《重生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