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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接触过不少成功者和失败者，也和相当多的由成功走向失败的人打过交道。在我的经验中，轻率、傲慢和自以为是，是导致一个成功者犯错误的最重要的缘由。越是绝顶聪明功成名就之人，也就越是不能避免。把自己的性命交到这样的医生手里，我不觉得是个明智的选择。 我们意外地收到来自欧洲的消息。 妹妹告诉我，对于我的病，国外专家的看法和国内专家并不完全相同，至少没有那么悲观。对我们来说，这是几天来唯一的好消息了。 妹妹本来就是医学领域里的一个专家，她的专业是糖尿病的研究和治疗。她在比利时供职的研究室，是全世界这个领域中最好的研究机构之一。尽管如此，她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来评判神经科和胸科的疾病。所以在接到我们寄去的胶片后，她立即请相关领域的医学专家会诊。这中间包括了世界神经外科协会主席Jacques Brotchi先生、比利时（荷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医院的Johan de Mey先生、(法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医院的Danielle Baleriaux女士。 她后来对我详细叙述了那次会诊的经过。 在一间拥有一个硕大的读片器的房间里，这些医生把我的全部脑部胶片――总计9张――依次排开，整整齐齐悬挂了半个墙壁。他们拿着放大镜，仔细查阅每一张，又认真倾听妹妹转述我的发病经过，对于他们认为很重要的细节不厌其烦地反复询问，然后回到那些胶片旁，重新依次查阅。 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60分钟，然而还没有完。他们又把胶片的数码文本拷贝到电脑上，经过放大处理后再来比照，这才形成自己的意见： 1,单从胶片所显示出来的病灶来看，良性的可能性只有2％； 2,但是从病人脑部症状是“突发”而不是“渐近”这一点来看，这一病灶不像肿瘤，而更像一种罕见的炎症； 3,所以，脑部病灶有50％的可能性不是肿瘤，或者只是良性肿瘤； 4,脑部病变和肺部病变没有关系的可能性更大。 这四条中，第一条，他们和中国医生的意见基本一样；第二条，所有中国医生都忽视了，外国医生却作为诊断的重要依据；第三条和第四条，中外医生的意见有很大不同。手记软件查看抗癌卫士，与更多肿瘤病友、家属交流互动。 鉴于此，国外的专家们认为，仍有进一步确诊的必要。他们极力建议我们在中国重新来一次会诊。世界神经外科协会主席还当场向我们推荐了一位，说他是中国这个领域里最有名的医生，原来正是我们试图寻找却未能如愿的那位神经外科主任。 妹妹当场决定从布鲁塞尔赶回北京，去找这位主任。 妹妹乘坐的航班凌晨5点到达北京。在连续10个小时的空中劳顿之后，她坐上一辆出租汽车，从机场直奔天坛医院。 晓东在同一时间去医院与她汇合。两人花了300元钱匆匆挂号，然后和一大群病人一起坐在走廊里排队等候。 虽然还要好几个小时才能见到那个期待已久的人，可是她们已经激动起来。妹妹自己就是一个高素质的医学专家，脑子里面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不过是期待这位中国专家做出一个认真严谨的诊断，就像那几位外国医生一天前做过的一样。 不过她马上就要失望了。 “最有名的”中国专家在他应当出现的时间真的出现了。她们开始叙述我的病情，尽量使自己的语言简短和精确，可是对方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当她们说话时，他根本就不正眼看她们，也很少发问。他甚至在刚刚开始这次会诊时便已经急于结束。 仅仅一天前，妹妹亲眼看着几位外国专家把这9张胶片反反复复地看了一个小时。现在她却惊讶地看到，这位主任只不过在9张胶片之中挑出3张匆匆看了几眼，就开始下结论。 他接连说了好几次“转移瘤”，还说了一些必须“立即手术”之类的话。 “如果不马上手术会怎么样？”晓东问。 “不手术？那就等着呗！”主任说，第一次正眼看了一下她们。 两人都听明白了：“等着”的意思就是“等死”。 妹妹心里有很多问题想要提出，还想把国外专家的看法说给他听，可是还没开口就被主任打断。转瞬间，她们听到他在招呼下一个病人了。癌症患者交流互助社区，尽在抗癌卫士软件。 她们就这样匆匆赶来，又匆匆离去。 看看表，这次“特需专家门诊”总计不过三分钟！ 医生对病人的影响是迅速和压倒性的，特别是那些拥有“专家”头衔、每次收取高额门诊挂号费的医生。病人本能地想从他们那里得到希望或者至少是安慰，可是他们的话总是让病人感到绝望，好像经历了一次粗鲁的精神鞭挞。 如果真像医生们说的，乐观积极的精神是战胜癌症的重要力量，那么我可以肯定，不少医生自己的表现甚至比疾病本身更加让病人绝望。更值得回味的是，在遭受了这一切之后，病人和他们的家人依然把自己的信任、希望和金钱倾注在这些专家身上。 妹妹是医生，对肿瘤这种疾病有足够的理解和心理准备。但也正因为她是医生，所以才会对一个医生的如此潦草、轻率和自以为是的诊断过程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 “中国医生怎么会这样啊？中国医生怎么会这样啊？”她一见到我就不住地感叹。 她久居国外，多年耳濡目染，脑子里全是西方医疗机构的形象和那些外国医生的行医风范。她在国内做医生还是20多年前的事。“我记得，那时候国内的医生不是这样啊”，她满脸迷惑不解。 我听着她们的叙述，很快明白了问题的焦点。原来国外的专家很认真地对待胶片影像，同时更认真地对待病人的症状；中国的这位专家很草率地对待胶片，同时更草率地对待病人。他只相信自己。 自从我知道此人是如此轻率和如此自以为是地面对病人的那一刻，我就不再信任他。 作者：凌志军《重生手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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