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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抑商的真相 大洋新闻 时间:
王文剑（学者） 在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和百姓对商人这个群体存在很重的偏见，从始至终，对他们不待见，不给好脸色。刘邦平定天下后，就明确要求，那些有钱的商人们即使再有钱，也不许显摆，不许穿丝绸做的好衣服，不许坐车出行，还要交纳更多的税收。到了宋代以后，商人们的子弟不许参加科举考试，连奋发努力、报效祖国的机会都被褫夺了。那些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们，不管文章写得如何，但在公开场合，也绝不和商人们往来（私下里暗送款曲不算），仿佛和这些人一旦沾边，自己的名誉和前程从此就彻底完蛋，一辈子都无法抬头，八辈子都无法翻身。老百姓更是以各种方式往这些人身上泼脏水，喜欢把龌龊不堪、让人丢脸的事儿（比如，男盗女娼、逼死佃农家的女儿之类的）往这些人身上联想。江湖中那些以杀人越货为生的盗匪们，本来自己已经活得半人半鬼、死了不能入祖坟了，他们也竟然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比商人高，很有资格看不起靠劳动和智力求活的商人，比如，宋江经常向兄弟们表达，那些斤斤计较利益得失的商贾行为不是好汉所为，他的意思好像是，从商等同于矮脚虎王英强霸良家妇女的行为，一样让英雄好汉很不齿。 古代中国商人们就是在极度压抑的生活中活着。按说一个群体都活到这个份上了，大家还有什么积极性去从事这个行业，早应该就绝种了。可是，实际上，商人们尽管活得很憋屈，但从来都没有消亡过。大家嘴上骂、手上打，实际上也就是表达一下对“别人富、自己穷”的不忿之情，商人们要摇着拨浪鼓，送来吃喝用度的好东西，没见几个不兴高采烈地跑出来，争着抢着往商人们手里塞钱。皇帝们在公开场合经常宣扬重农抑商的国之大策，可真正执行起来，却是两回事儿。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大搞重农抑商，但到了秦始皇时期，尽管把孔、卓两家巨贾迁到别处，但到汉初之时，这两家在老本行上依然是我行我素，经商的劲头没有丝毫退减，做派依然威风。在巴蜀的寡妇清，继承夫家的产业，几乎垄断全国丹砂、水银的生产和销售。看来，秦始皇也没把这些人怎么样，从来没有表达过把这些富可敌国的商人逼到绝路上的意思。即使到了汉初，刘邦确实是对商人发家致富和他们的摆阔行为不满，他的儿孙们登台后，对商人们却松绑、解开镣铐，摆出十足的支持姿态。汉武帝时期，还聘请商人家庭出身的桑弘羊、齐地大盐商东郭咸阳、南阳大冶铁商孔仅来担任财政部和农业部部长，为自己打理全国财政。此后的皇帝们对商业始终抱着极大兴趣，唐玄宗还对在自己眼前摆阔的商人王元宝说，“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对商人表达了一种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大家相安无事、各取所需的意思。而到了宋朝，来自商业的税收已经成为国家财政的主流，看看《清明上河图》，大家就知道了，画家张择端站在东京汴梁的郊区虹桥附近，纤毫毕现地展示出商人们快乐发财的表情和鳞栉比鳞的商铺，由此可以想象，在东京大相国寺附近的商业繁华区，商业该会发达到何种程度？有空闲时间的人没事可以想象一下。 种种迹象表明，古代中国的重农抑商政策也就是说给大家听听的，国家从上到下都没怎么太认真。大家都知道，农业生产的附加值实在太低，商业利润实在太丰厚，那么多国家级的理财家绝不会放着肥猪不杀，杀瘦的。这么看，硬说古代中国抑制商业发展，就显得很牵强了，最起码在作案动机上很难成立。不过，国家对商人的态度却绝对是很苛刻的，所谓重农抑商也不是说着玩的。国家对商业态度好，是因为能得到好处，对商人态度差，则是因为在皇帝看来，商人是一帮危险分子。说他们危险，是指这些人对于皇权的稳固会产生极大威胁，让皇帝时刻不放心。 在古代中国，生产力不发达，农业也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生产规模小，农地分布分散，农民们靠自己的一把子力气和上天的脸色，生产自己的所需产品。在这种经济形态下，大家的经济活动实际上遵循的是自然经济法则，也就是丛林法则。如果没人管着，必然会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结局。商人们在融通资财的过程中，赚取巨额利润，只要经商路上不被打劫，不被贪官恶吏强取豪夺，自己还足够聪明，很容易变成一个地区甚至全国的富商大户。这些人有钱后，除了置买家财和多娶几个媳妇，还会想着买个官爵，变成有钱又有权的人，然后，再用权去赚取更多的钱和更多的地盘，这样类推下去，是不是最后那个大商人应该就有能力当皇帝了。从历史上看，那些经商的人造反很多都闹出了让皇帝招架不住的动静，比如，玩奇货可居游戏的吕不韦、资助刘邦起事的吕太公和贩私盐的王仙芝、黄巢、张士诚，等等。不对这些商人严加管束，皇帝睡觉也不会踏实。另一个原因是，在以郡县制为基本行政管理架构的古代中国，如果那些“挤扁头”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是很有钱商人的后代，这些人一旦当官，在家庭熏陶下，搂钱的手法和手段比皇帝还高明，皇帝开的公司还咋挣钱，所以，商人的子弟不能当官，逐渐成为古代中国的通例。再说了，有钱的商人子弟一旦铆足劲学习，肯定比农家子弟从小受的教育好，一般而言，这些人遍布官场的机遇，比农家子弟要高得多，广大农村地区的爱学习的孩子们肯定不服气。 当然，商人们不受皇帝喜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从秦汉开始，皇帝总是想着法子地搞专制独裁，经过比较后，皇帝们发现，守着本乡本土过生活的农民见识比较少，分布比较散，皇帝编瞎话骗人，役使这些人，即使很过分，这些人也不容易发现，即使发现了，反抗的力量也不容易积聚起来，对皇帝的专制独裁结下的果子也不得不强忍着咽下去。而对商人们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一直经商且没有破产的商人们必然要经常走街串巷，这些人见识多，和人沟通多，因为还有钱，很容易形成利益联盟，比如成立一个商会之类的组织。对于来自皇权的厚颜无耻剥削，这些人表示起不满，可就不是停留在发发牢骚了。大家都是从商的，锱铢必较是职业素养，脑子灵光是必备能力，爱财如命是天生品性，皇帝想忽悠他们，抽他们的钱，他们的疼痛感比那些没钱的人更敏感，也就更容易反抗皇权。一旦凑到一起，大家凑点份子，煽动起个把民变和罢市之类群众性活动，也是很容易的，可这样一弄，皇帝也就糗大了。日本侵华期间，来自大阪市的第4师团，遇到要打恶仗，兵士们会接二连三的申请病假，出征前，互相祝福的是，“保命第一”，而不是说写“为天皇尽忠”之类不要命的狠话，后来中国军队知道“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也会打输”，很愿意和他们见面，见面后大家的情绪就被激发得无比高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软蛋”部队，也是因为大阪是商人积聚的地区，对天皇的那套教唆人干坏事的说法从来都没当回事儿。看这帮人为“大东亚共荣圈”打仗则能躲就躲，但如果天皇对大阪横征暴敛，这帮人反抗起来也是很不怕死的。明朝末年，因为皇帝派太监来搜刮民财，东南的工商从业者也没少和这些皇帝的化身、皇权的狗腿们动手打架。商人们不好被专制，这是皇帝们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的。 一般而言，皇帝们尽量把商人们赶到自己可以控制的区域内，让他们尽情发财，然后自己抽税，至于这区域多大，这要由当时的生产力来决定。同时，皇帝们也会亲自“下场子”，开铺经商，比如，汉武帝推行那套国家计划经济，其核心就是各级政府利用武装力量，代表皇权经商。但是，这么做，有心眼的商人们不会坐以待毙，会主动买通官府，形成官商手挽手地勾结起来、合力鲸吞皇帝财物的局面。而国家经商的最后结局总是很惨的——大官僚、大商人肥得冒油了，没成色的小商人、小农户们却一个个倾家荡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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