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中国最富有的一批人，之后，却因地利人和逐渐衰落了

做生意的行业叫做“商业”，市场上用来交换的物品叫做“商品”，做生意的叫做“商人”。为什么凡是与生意有关的事和人，都要冠以“商”字呢？原来，这与我国的商朝有着直接关系，“商人”就是从“商族人”这个词演变而来。

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居住着一个古老的部落，他们的首领叫契，契协助大禹治水有功，他的部落被称为商部落，契之孙相土首先发明了马车，六世孙王亥又发明了牛车。农牧业的迅速发展，他们生产的东西有了过剩，契的六世孙王亥很会做生意，就变卖了这些马车跟牛车。

所以，之后大家就把这些做生意的人称之为“商人”。

多年后，有一首诗里这样描写古代的商人：“商人河下最奢华，窗子都糊细广纱。急限饷银三十万，西商犹自少离家。”

这首诗出自《扬州竹枝词》，在明清时期流传极广，描述的是西商，也就是当时来自陕西、山西的商人在扬州地区行商的盛景。扬州下关紧挨着京杭大运河，这群来自外地的商人凭借出众的商业头脑迅速致富，成了一个又一个雄踞一方的商业巨子。

时隔数百年，我们仍能在扬州城看到历史悠久的“山陕会馆”的风貌。然而，随着事过境迁，盐商会馆的繁荣盛景已不在，仅剩一些破败的门楼和摇摇欲坠的旧屋。这些遗址深藏在东关小巷中，逐渐被世人淡忘。

明太祖率领的义军击败了蒙古人后，残存的元军仍觊觎着中原大地，随时准备卷土重来。由于，时局动荡，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逐渐有了离心倾向。朱元璋崛起后，将大量财政投入到西北地区的防务上，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巩固关中。

然而，西北地区环境恶劣，人口不多，庞大的边防军们驻扎在贫瘠的土地上，很难从当地获取给养，每年朝廷都要拨付大量军饷粮草供养当地边防军队。由于，物资数目庞大，从内陆调往西北的过程中颇为费事费力，国库逐渐难以负担这项开支。

所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朱元璋特批民间商人，可以通过帮助运输边防补给，来换取贩卖食盐的许可证。

朱元璋的这项政策是开明的，淮盐的利润丰厚，无数商人趋之若鹜，大量商人的涌入使边防补给问题迎刃而解。作为地理条件最优的陕西商人，从这一政策中赚的盆满钵满，从全国商人中脱颖而出。关中地区的农民们发现了商机，纷纷进城贩粮卖盐。

与陕西相比，山西的粮食产量不多，山西商人若想享受换取贩盐许可的国家政策，必须大费周章地前往山东购买粮食，然后，转道抵达边关，换取贩盐许可。而后来，崛起的徽商，由于，徽州地形复杂且远离边关，所以，在这场贩盐热潮中吃了大亏。

自然，这也是徽商并未在这一时间起步的原因。

明朝中叶时期，陕商一家独大的格局发生变动。1492年，负责全国税务的户部尚书叶淇走马上任，将原本的输粮换取盐引的“开中法”改成用银钱换盐引的“折色法”。这项改革使商人们不必大费周章地将补给送到边关，而可以直接用银钱兑换盐引。

叶淇出身江苏淮安，这一举动明显是为故乡商人谋福，打破了边商一家独大的格局，给内陆商人提供了绝佳良机。

有了这一改革，原本，留在寒苦边境种粮食的商人们失去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山西、陕西的商人们离开故乡，凭借早年积累的资金跻身两淮市场，成为专业的盐商。据统计，在“折色法”颁布后，有五百余名陕西商人来到扬州经商。

而正是在扬州，陕西商人与厚积薄发的徽商们展开了激烈的商战。

为了保护陕西商人的权益，陕西商人们集资修建了陕西会馆。随着双方商战的规模越来越大，陕西商人联合山西商人共同建立山陕会馆。山陕商人凭借早年积累的资金雄踞一方，徽商根本无法与之抗衡，最终，徽商不得不从山陕商人们的手中购买盐引。

而陕西商人逐渐胃口大开，不仅涉足盐业，还逐渐将市场扩展到皮具、布料、典当等产业中。

那么，徽商与山陕商人相比，又有什么优势呢？

答案就是地利与人和。

徽商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他们喜欢通过法律的手段制衡山陕商人，经常对山陕商人发起诉讼。根据史籍记载，当时徽商与山陕商人之间的诉讼案里，徽商经常大占上风，而山陕商人往往只能得到不利的判决。晚明时期爆发的一场“商籍之争”，就是双方商人积怨已久的体现。

那么，何为商籍？

其实，这就是朝廷特批给外来经商的山陕商人的“户口”。并且，凭借这一户口，山陕商人的子弟可以就读于淮安、扬州地区的学校，每年还享有七个当地科举的名额。相比之下，徽商就没有这么优厚的待遇了，徽商的家乡因为与淮扬同属南直隶省，不享受“商籍”，按规定：徽商的子弟无法就读于淮扬两地的学堂。

崇祯时期，徽商们联名请奏，希望能让徽商子弟就近读书，获得了朝廷的批准。然而，获批“商籍”的徽商在无形间损害了原有商籍的山陕商人的权益。前文我们提到每年山陕商人子弟享受七个科举名额，在徽商获取商籍后山陕商人子弟与徽商子弟共享该名额，所以，这就引起了山陕商人的不满。

当时恰巧扬州知府出身山西，为同乡鸣不平，徽商获得商籍的政策便迟迟没有落实。1643年，徽商们再次联名上书，双方再次就商籍一事吵得不可开交，最终，也没争出个结果，不了了之了。直到康熙时期，经徽商不懈努力，朝廷才特批在扬州另增七个外地商人子弟科举的名额。

最终，这场由“子女入学问题”引发的纠纷跨越两个朝代，持续了几十年，山陕商人逐渐落败，徽商则趁势崛起。

实际上，这场商籍之战的态势恰恰反映了陕、晋、徽三地商人在淮扬的实力变化。

似乎命运在冥冥之中已做出安排，攻入京城的李自成是山西人，将祖籍安徽的朱由检逼得自尽，而镇守边关推翻李自成的吴三桂又是扬州人。这一场朝代更迭，最终，给淮扬带来难以平复的灾祸，1645年多尔衮围困扬州，大开杀戒，酿成“扬州十日”的人伦惨祸，八十万民众死在这场灾难中。

至此，不论山陕商人还是徽商均未能幸免，各地商人运营百年的兴盛景象破灭于一旦。

当三地商人重回扬州后，扬州商业的格局已经历了一场大洗牌。原本，紧密合作的山陕商人逐渐产生芥蒂，陕西商人逐渐被排挤出扬州，只剩下十几家商号苦苦支撑，已无法组建成商帮，徽商趁势崛起，逐渐取代了山陕商人成为扬州商业的领头羊。

那么，陕西商人为何会在商战中落败呢？原因有很多个。

首先，明朝中期叶淇改革盐商法时，从边境发迹的陕商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地理优势，只能前往扬州与其他地区的商人争锋。满人入主中原后，清朝不再将边防视作头等大事，陕商进一步失去了客观环境优势。

从陕商本身来看，当他们背井离乡来到扬州后，虽凭借早年积累的财富优势打压了徽商，但是，他们毕竟远离了自己的故乡，失去了地利。加上，陕西人与淮扬人之间的民俗、商俗迥异，很难与当地人建立稳固的关系，进而失去了人和。

而相比之下，距离淮扬较近的徽商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些障碍，人和与地利也成了他们战胜陕商的优势。

并且，用徽商的话来说，陕商就是“农民进城”。

陕西民风质朴，陕商虽在早年的贩盐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在扬州出手也颇为阔绰，时常出入酒楼柳巷，但他们根深蒂固的质朴性格是很难有所改变的。徽商用一句顺口溜讽刺陕商：“高底馕鞋踩烂泥，平头袍子脚跟齐。冲人一身葱椒气，不待闻声是老西。”

相比于陕商，徽商普遍受过一定教育，言谈举止张弛有度，且附庸风雅。徽商的思维比较灵活，能够较快地融入当地，徽商们懂得“官商”关系网的重要性，所以，会花大力气攀附达官显贵。贩盐本来就是一种官方色彩浓厚的生意，盐商要时刻关注朝廷对于盐务的政策变动以及各地盐官的态度，而老实巴交的陕商们则并未在这方面下功夫。

久而久之，徽商们凭借与官员们搭建的友谊桥梁，逐渐战胜陕商，更是将后者排挤出淮扬。

根据史学家们总结，从明中叶至清初的二百年时间里，三地盐商在淮扬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陕西、山西两地的商人联手与徽商作战，最终，徽商摘取胜利果实，陕西人被排挤出淮扬，而山西人则转行，不再经营盐业。

但是，遭受打击的陕商们离开扬州，却并未销声匿迹，他们来到饱受战火摧残的四川，以此为根据地重新崛起。陕商先是在四川开办钱庄，积累了一定量的资本，后来，又以“借地入股”的形势在当地干起了老本行——盐业，逐渐一扫颓势重回商界巅峰。

现今，闻名全国的自贡盐业，可以说，就是陕西人翻盘的最佳例证。

这时的陕商虽重新经营盐业，但却不局限于盐业，聪明的陕商逐渐意识到银钱业才是最有赚头的买卖：他们将钱庄、典当行开遍四川、甘肃。陕西人严谨、认真的态度使他们在银钱业的生意上如鱼得水，加上甘、川两地民风质朴，陕西商人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逐渐掌控了兰州、西宁、四川等地的金融命脉。

可以说，清朝时期，西南、西北市场几乎都是陕西商人或山陕商人的天下了。

参考资料：

【《明清时期的“西商”》、《扬州竹枝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