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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年 ◤随着明初实行开中制，徽商开始业盐。当时明王朝根据边防军事需要，定期或不定期的出榜召商，往边地输送军需物资(主要是粮食)，然后按价付与盐引(引，盐之文凭)，允其行销。徽商中的一部分人为利所驱，也挟盐，开赴九边。如歙籍盐商汪玄仪早先曾“聚三月粮，客燕、代，遂起盐荚”。休宁盐商王全也曾“蒙故业，客燕、赵、齐、楚间”。 当时业盐，专以粮换引，售引为业者，称为“边商”；专以到盐场守候支盐，再到指定地区销出者，称为“内商”。徽商开中九边，本小力微，人孤势寡，自然多为“内商”。 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提出开中变法，用纳银开中代替纳粮开中。随着资金的不断增多，大量徽商在当地纳银购引，业盐谋利，新涌入的“内商”，同南下“内商”中的徽商合于一起，结成一团。 余盐开禁以后，盐商可径自向灶户购盐，徽州盐商人数又一次激增，其资金，势力也急剧膨胀。与之相反，“内商”中的其他开中商人，主要是山、陕商人南下淮、浙盐场后，因远离本土，商线拉长，消耗了实力，再加上南下进入徽商势力范围，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击，因此难以立稳脚跟，结果徽商逐步形成“内商”的主体。 对此，明朝万历时期的《扬州府志》也记载，扬州的盐商，“新都（徽州）最，关以西、山右次之”。对此，明人谢肇涮写道：“在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商），江北则推山右（晋商）”。 继开中制之后，明朝在 1617 年提出并推行了纲运制。纲运制是食盐专商制度的开始，它倡导盐应由老百姓生产，由商人收购、运输和销售，官方层层选拔出30大总商，并且总商具有世袭特点。世袭制度及近乎垄断的地位，迅速让徽州盐商在三大盐商中脱颖而出，也为之后徽州盐商称霸两淮添上了重墨重彩的一笔。◢ ◤清朝建立后，延续了明朝世袭性的盐引制度。尽管此时在两淮的徽州大商人人数已经开始超过山陕商人，但两淮徽商直到康熙年间才取得商籍。在康熙、乾隆年间，两淮徽州盐商盛极一时，超越晋商执盐商之牛耳。就以歙县的盐商而论，“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 徽州盐商之所以称雄盐业数百年，除了政策利好以外，就是有利的政治因素。精明的徽商瞄准了商业利润最大的盐业，而盐业为国家所控制，盐商为获取高额利润，将主要精力放在疏通官方关系上。在这方面，徽商比任何一个商帮的投入都要大得多，无论是在京缙绅、过往名士，还是时任大小官僚都与徽商有过往来。不少徽商都成了权贵们的幕宾。 清代徽州盐商内部的专业分工及其组织机构，较之明代更为细密。《清史稿》云：“凡商有二，曰场商，主收盐；曰运商，主行盐。其总揽之者曰总商，主散商纳课。”“场商”，是与盐户直接打交道的底层商人；“运商”是占有引窝的行盐之商；“总商”，是诸运商与盐政交涉的代表，也是清王朝为便于催缴盐课而设。所任者，皆为“资重引多”和“家道殷实者”。可见，总商是两淮盐运中之核心人物。在两淮总商中，以徽州人所占比例最大，势力亦最强。徽州盐商控制了淮盐产、供、销的特权，在两浙业盐活动也十分活跃。 在这种条件下，徽商中的“总商”所攫取的盐业高额利润是惊人的，因此积累的资本，极其雄厚。时人有“江淮繁富，为天下冠”的说法，其中徽州盐商人数大占优势。据光绪《两淮盐法志》记载：自明嘉靖至清乾隆期间，在扬州的著名客籍商人共80名，徽商独占60名，山、陕各占10名。嘉庆《两浙盐法志》记述，明清时期，在浙江的著名盐商共35名，其中徽商就占28名。由此可见，徽商在两淮两浙盐业界的显赫地位。◢ ◤清代盐商财富最多时曾占国家的四分之一，对国家财政关系重大，因此盐商与朝廷属于一损俱损的关系，朝廷对此也格外上心。从乾隆时期开始，盐商们索要缴纳的赋税大大增加。每年要缴纳的盐税就多达400多万两，除了这些盐税，还有额外的支出。乾隆一直吹嘘自己十全武功、六巡江南，在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是巨大的财力支出。为了这些事情，盐商们前前后后又捐出了1400多万两银子。经过乾隆一系列的折腾，盐商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自然也只能在盐的质量上下功夫。分量不足和质量下降成为了家产便饭，最终受苦的还是普通百姓。 到了道光时期，盐业已经形成了一个死局，改革成了势在必行的事情。首先就是更改管理方式，之前管理盐商有专门的机构盐运司，现在改成了两江总督直接管理。当时的两江总督陶澍改变了盐商们的经营方式，盐商们不再拥有垄断的权力。很多偏远地区分给了那些小商人，在大城市也出现了竞争者，就这样，盐业的这盘棋又活了。当时已经是鸦片战争的前夕，如果不是那场战争，继任陶澍职位的就是那位林则徐。在清朝晚期，盐业属于僵而不死的状态。青盐大规模开采之后，价格便宜的青盐占据了市场。随后国家直接管理盐业，这些盐商们随着历史烟消云散。◢ 文字：余年 编辑：孙炼、诸葛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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