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历来是“以农为本”，“重农轻商”。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自古以来，山多田少，土地瘠薄，这些“非善耕作之地”使得徽州山民不得不从事手工业和商业以维持生计。明代进行的经济制度改革，否定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把商业发展摆到了与农业并驾齐驱的地位，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又带来了观念的变化，成为中国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
扬州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是南北交通的咽喉要道，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唐代开始，随着城市功能的转变，扬州作为商业城市是富甲天下的大邑，明清时期又是盐漕转运的中心。从商就得言利，优越的交通地理条件，使得扬州成为商人们的首选之地。商人经营的行业总是同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社会需求量越大，也就越容易获利。食盐，是上至天子贵胄，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必需的消费品。商人们首选的行业自然也就是业盐。明中叶后的盐法改革又给业盐的商人们提供了契机。徽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了，并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商界三百余年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扬州是徽商活动的最重要的地区，徽商从崛起到执商界牛耳、直至衰败都与扬州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近人陈去病在《五石脂》中说：“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扬州莫不有之，大略皆流寓而著籍者也。而徽扬学派，亦因以大通。”清代惺庵居士的《望江南百调》中有一首写道：“扬州好，侨寓半官场。购买园亭宾亦主，经营盐典仕而商，富贵不归乡。”把扬州说成是徽商的殖民地虽有偏颇，但也道出了徽商在扬州的人数之多。这些商人侨寓扬州，经营盐业和典业，获得了巨额的财富，购买了豪华的园林，又捐钱买官，既驰骋于商界，又混迹于官场，沉溺于有钱有势、亦官亦商的富贵生活之中，乐不思蜀，定居在扬州，连自己的家乡也懒得回去了。徽商在扬州无论是在商业经济，还是政治、文化等方面显现出的优势，都是徽商涉足的其他地区无可匹比的。徽商的辉煌和衰败也都是以扬州为标志的。
当时的商帮甚多，为什么徽商就能异军突起，压倒其他商帮呢？自然，徽商自身还有高于其他商帮的因素。本文从徽商的文化修养以及这个群体在扬州的文化活动来看徽商的成功。
亦儒亦商的徽州人在扬州得到最佳的发挥
徽州是朱子桑梓之邦，有“东南邹鲁”之称。徽州“儒风独茂”，“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光绪《婺源乡土志》）。“人文辈出，鼎盛辐臻，理学经儒，在野不乏”（道光《重修徽州府志》）。徽商中不少人是“弃儒从贾”的，从事商业活动之前就熟读诗书，粗通翰墨。经商以后，仍然好学不倦，诗书相伴，亦贾亦儒。歙县《济阳江氏族谱》记载，商人江遂志经商的过程中，“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乱兴亡之迹”。《丰南志》说歙县商人吴彦先在两淮经营盐业，“虽隐于贾，暇辄流览书史，与客纵谈古今得失，即宿儒以为不及”。像这样从商后仍孜孜向学的现象在徽商中十分普遍，如明休宁人程良锡弃儒从贾后，“昼则与市人昂毕货殖，夜则焚膏翻书弗倦”。汪志德“虽奇迹于商，尤潜心于学问无虚日。琴棋书画不离左右，尤熟于史鉴，凡言古今治乱得失，能历历如指诸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官员一般都看不起商人，不愿与之交往，但由于徽州盐商大多有文化，是有才干的“贾中之儒”，所以他们往往被众商推为祭酒。歙县《竦塘黄氏宗谱》记载，黄豹之子黄锜“虽商而博涉左传史家言”，“货鹾淮扬间。国家边计倚鹾政，而两淮尤擅利权。商与官为市，当任者非桑孔心计无恨，则龌龊琐碎朝令夕易，顾歹卑诸商，诸商亦罕能伸眉吐气，与论曲直损益。”由于他博涉史书，被众盐商推举出来见蹉使。他见鹾使时“侃侃然发中要领，气劲而词温，所谘禀多见听。”其父黄豹业盐两淮时，“忤豪猾，相竞斗构，讼院司”，他找齐侍御、高司使，台司皆直君，率置豪猾法，由是他声籍籍，为同辈等所引重。这一类的记载还可以举出很多，但就这几条就足以说明徽商明中叶后凭借着自己高于其他商帮的文化修养而地位日升。
徽商好儒不仅仅是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翰墨知识，而且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准则，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在具体的商业活动中躬行儒道，坚持商业道德。“虽为贾者，咸近士风”。这是贾儒之间深层次的结合。绩溪《西关章氏族谱》说徽商章策：“盖君虽不为帖括之学，然积书至万卷，暇辄手一编，尤喜先儒语录，取其有益身心以自励，故其识量有大过人者。”这就是“贾名而儒行”，“以儒饰贾”。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仅吸引了商人，还使得众多的文人雅士象滚雪球一样在扬州越聚越多，形成浓郁的文化氛围。“扬州为南北之冲，四方贤士大夫无不至此。”（《扬州画舫录?卷十》）。康乾时期扬州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精英人才。“海内文士，半集维扬”（谢堃《书画所见录》），“怀才抱艺者，莫不寓居于此”（《孔尚任诗文集》）。
徽商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兼具商人和文士的双重身份的饱学之士、真才实学之人，如马曰琯、马曰璐、江春、江昉、汪楫、汪懋麟、许承宣、孙枝蔚、程梦星、程晋芳、郑元勋、鲍志道、鲍漱芳、鲍勋茂、汪应庚、郑鉴元等。他们出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及个人文化素养、情趣、稚好，喜好结交文入学士，结社吟诗，有的延致门下，长期留住，款留觞咏。
马曰琯，字秋玉，号懈谷；马曰璐，字南斋，又号半槎（或半查），祖籍祁门。祖父开始业盐于两淮，迁入扬州，入江都籍。马曰琯“好学博古，考校文艺，评骘史传，旁逮金石文字”，“所与游皆当世名家，四方之士过之，适馆授誓，终身无倦色”。兄弟俩皆有诗名，马曰璐，好读书，“工诗，与兄齐名，称扬州二马”主持扬州诗坛数十年之久。他们所居的“街南书屋”（小玲珑山馆），是当时扬州诗文之会最兴盛的场所之一，“偕名士结诗杜”。在马氏兄弟周围聚集了像全谢山、符幼鲁、陈楞山、厉樊榭、金寿门、高西唐、汪巢林、陶篁村、陈绶衣、杭世骏、姚世钰、方世举等一大批文士，马氏为他们“适馆授餐，终身无倦色”。他们为文士、学者排忧解难，提供种种方便，甚至老死送葬，周恤孤儿寡妻。厉鹗、陈绶衣、杭世骏、全祖望等名士都曾馆于马氏兄弟之家，是马曰琯为他们的研究、创作解除了衣食之忧。杭世骏在马曰琯死后所撰的墓志铭中称：“以济人利物为本怀，以设诚致行为实务。”“倾接文儒喜交久敬，意所未达，辄逆探以适其欲。”马氏兄弟对一些贫寒士子、学者穷毕生精力撰写因财力无法出版的著作，资助刻印出书。如出资千金赞助朱彝尊刊刻研究中国古代经学流派、版本目录的重要著作《经义考》，为姚世钰刻遗著《莲花庄集》。马氏兄弟好客待人，招延文士、学者的所行，受到了名士们的一致赞扬，清代扬州学派重要人物阮元在其《广陵诗事》中称，自马氏兄弟与江昉去世后，“从今名士舟，不向扬州泊”。
继马氏兄弟之后，江春、江昉兄弟，时人称为“二江先生”，也是雅好交结文人，招引人才赋诗作词。“以布衣衣交天于”的江春，字颖长，号鹤亭，初为仪征诸生，一心攻制举业。清乾隆辛酉（1741）年乡闱，江春曾被以兼经呈荐，却因名额已满而遭淘汰，遂弃儒经商于扬州。嘉庆《两淮盐法志》说他“工制艺，精于诗，与齐次风，马秋玉齐名。先是沦济有南马北查之誉，迨秋玉下世，方伯（江春）遂为秋玉后一人”。“四方词人墨客必招致其家”。他家有大厅可容百人。座常满，所凋“奇才之寸”，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凡士大夫过扬州，问其馆于何家，不是江春的康山草堂，就是江昉的紫玲珑馆。江春的身边也聚集了钱陈群、曹仁虎、蒋士铨、金农、方贞观、陈章、吴献可、郭尚文、金兆燕、王步青等一批文人，其中吴献可、蒋士铨、金兆燕就馆于康山草堂秋声馆。吴梅村之孙吴献可“通经史，究名法之学”，江春延于家达二十年之久。王步青，进士出身，官翰林，在扬州主持安定书院，江春师事之。郭尚文，江春延之管理扬州文汇阁所藏的图书。
程晋芳，原名廷璜，字鱼门，一字蕺园，祖籍歙县岑山渡。他家自高祖由歙县迁至扬州，从父辈开始经营两淮盐业，最后人了江都籍。他治盐于淮，托身于贾，却愔愔好儒，喜读书学习，问经义，学古文词，广泛搜罗书籍，罄资购书五万卷。他一生著述甚丰，当时著名文学家袁枚赠其诗曰：“束发愔愔便苦吟，白头才许入词林，平生绝学都探遍，第一诗功海样深。”他又好客，招延四方宾客，论学问难，宴集无虚日。他乐善好施予，无偿地接济亲朋好友。
我们在徽商活动的其他地区，还没有见到有这样多的文人雅士汇集在一起，江都薛寿《学诂斋文集》中说：“吾乡素称沃壤，国朝以来，翠华六幸，江淮繁富，为天下冠。士有负宏才硕学者，不远千里百里，往来于其间。巨商大族，每以宾客争至为宠荣。兼有师儒之爱才，提倡风雅。故人文荟萃，甲于他乡。”
徽商与扬州八怪
近年来，随着徽学的兴起，扬州和徽州的历史文化价值也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明清以来，特别是有清一代，深受辉煌灿烂、渊源深厚的徽州文化的濡染和影响，将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发挥到极致，很多才华横溢、活力充沛的徽人及其后裔得以在人文荟萃的经济文化城市扬州立足、生根，并在这一丰富多彩的历史舞台上展示身手，成为有影响的名流人士。
“扬州八怪”和“扬州学派”是扬州文化在艺术和学术上的两座巅峰。来自于“东南邹鲁”的徽州盐商，“咸近士风”，有爱好书画的传统，多好蓄古玩字画。阮元《广陵诗事?卷七》称马曰琯、马曰璐兄弟：“每逢午日，堂斋、轩室皆悬钟馗，无一同者，其画手亦皆明以前人，无本朝手笔，可谓钜观。”汪廷璋“好蓄古玩”，他的两个孙子，汪玉坡、汪元坡工诗画，汪廷璋之叔汪学山收藏了相当地古人名画。郑元勋是一位著名的画家，弟弟郑侠如的休园中，不仅有当今名人字画，且多有文震盂、徐元文、董香光真迹，他们喜画、爱画、藏画就毫不奇怪了。鲍志道家也是收藏颇富。他家收有元明清著名书画家作品140件，唐宋元明各大家书法墨迹和宋拓本46件，经过精选，鲍漱芳请著名篆刻家党锚龄勾摹镌刻成《安素轩法帖》。盐商与扬州八怪的交流、切磋和供养，不仅不足为怪，而且这对扬州画派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十分有益的作用。
扬州八怪中的代表人物郑燮，很早便得到了盐商马曰琯生活上的接济，渡过了一生中最为拮据的时期。所以他和马曰琯的关系也最为密切，他曾为马氏画竹一幅，并题诗：“缩写修篁小扇中，一般落落有清风。墙东便是行庵竹，长向君家学化工”，他还为马氏的小玲珑山馆撰书楹联一副：“咬定几句有用书，可忘饮食；养成数竿新生竹，直似儿孙”。江春有一首《辛巳谷雨日，招同杭堇浦、郑板桥、汪石恬、陈江皋、李于亭、费苕溪、常莱畦、黄北坨游铁佛寺，分赋得蓧字》的诗，记录了江春和郑板桥等游兴赋诗之事。他与盐官卢见曾更是经常来往，卢见曾在《扬州杂诗》中写道“一代清华盛事饶，冶春高宴各分镳。风流间歇烟花在，又见诗人郑板桥”。反映了他们之间的熟悉程度。也正是郑板桥与大盐官、大盐商有着笃深的交往，因而他的诗画作品成了许多小盐商追求的对象，《古今笔记精华录》中记载了一则扬州盐商骗郑板桥为其作画的故事，说明了扬州盐商为了与郑板桥交往，取得书画，并以此为荣的一种时尚。
八怪之一的歙县人汪土慎出身于贫寒人家，初到扬州时，无法立足。所幸的是，得到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热情接待与支持，在马氏兄弟的支持下，声名得以远扬。马氏兄弟在扶持艺术上，不吝金钱，长期不懈，乐此不疲，还带动了一批好此道的徽商，使“扬州八怪”的作品被大量收藏，最终走向市场。书画市场的繁荣直接推动了画家们的创作，上海博物馆藏的《郑板桥偶记》记载了画家们的收人常为“岁获千金，少亦获百金。”书画市场的繁荣是扬州吸引众多画家的条件，并在此书画市场条件下集合了一批才华横溢的画家，形成扬州八怪这个群体。而这个市场的主要消费者，正是那些财力丰富、祟尚文化的大小盐商们，没有他们，这个市场也就无法形成。“扬州八怪”并不是徽商手中的股票，许多支持“八怪”的商人是出于真正的喜好。这也反映出徽商对文化的重视，体现出众多徽商的儒商风范。《清稗类钞?艺术类》载：“重宁寺为高宗祝厘地，其壁有画，为两峰（扬州八怪之一罗聘，也是徽州人）所绘，盖两淮鹾商出数百金延其所作者也”，正是由于居室的装饰、行宫的点缀、园林的题额等种种需要，才使得这个市场异常的繁荣。
园林常常是盐商们宴请文入的场所，扬州八怪由于才高艺精，他们也常常成了这里的座上宾客。同时园林也多是八怪寓居扬州的住所。华嵒来扬州后，由厉鹗之荐，得识盐商马氏兄弟，并参加了他们组织的诗社活动，金农也是徽商邀请的对象，牛应之的《雨窗消意录》中记载的金农即席作《飞红诗》为盐商解围，商以千金馈之的故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黄慎来扬州，先后客居在牵氏园、双松堂和刻竹草堂等。李勉亦常应盐商之约，在贺园、黄园等园中书联作画。黄慎、金农、郑板桥、汪士慎、罗聘、高翔等都留下了诗篇，记述园中景致，表述自己的寄托，同时也证明了园林是这些艺术家们和盐商、盐官交往的历史见证物，可以说园林对八怪的艺术也有相当的影响与促进，借景抒物，启动了他们更多的想象空间。这又反过来推动了扬州园林的繁盛。
徽商与扬州学派
扬州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与徽州人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张舜徽先生在《清代扬州学记》中说：“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夫为专精之学易，为通学则难。”
扬州学派的几位大师和戴震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王念孙是戴震的及门弟子，刘台恭任职四库全书馆与戴震同事，任大椿与戴震为“同志志友而问学焉”，焦循虽出生略后，但一生最推崇戴学，学术思想、治学方法自然与戴震一脉相承而更有发展。戴震又久寓扬州，支伟成说，自戴震崛起安徽，“施教京师，而传者狱众。声音训诂传于王念孙、段玉裁，典章制度传于任大椿。既凌廷堪以歙人居扬州，与焦循友善；阮元问教于焦、凌，遂别创扬州学派。”
徽商中有的是“先儒后贾”或是“弃儒从贾”，在“从贾”之前就已饱读诗书，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素养。也有“先贾后儒”的，他们不管是“先儒后贾”，还是“先贾后儒”，都是反映了他们内心的崇儒情结。前面提到的马氏兄弟和江春都是如此。还有一些徽州商人在自己业儒无望成名于当世，便把希望寄托于子孙们身上，希望他们“就儒业”，进仕途。所以他们十分重视教育，扬州教育事业在清代也发展到了极盛。这对扬州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着用。
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两淮巡盐御史高斌在《安定书院碑记》中说：“扬州故属郡治，两淮商土萃处于斯，资富能训，英才蔚起，咸踊跃欢迎，原光盛典。”清代扬州书院在前代的基础上，在盐商们财力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得到了发展。康熙元年（1662）由两淮盐运使胡文学与盐商共同筹款建立了安定书院。马曰琯则于雍正十二年（1734），独资兴建了梅花书院。马曰琯儿子马振伯将书院捐公，改由盐务衙门管理。康熙二十二年（1683）两淮商人出资兴建了敬亭书院。乾隆元年（1736），担任过两淮总商、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大盐商汪应庚见郡邑学宫岁久倾圮，捐出5万两银子重修，并以两千两购置祭群、乐器，以1万3千余两购买学田一千五百亩，岁入田租归堵学宫，以待岁修和助诸生乡试资斧。扬州大盐商汪硕公（又写作汪石公），其妻汪太太也曾捐资助学，据《清稗类钞》记载：因为安定、梅花书院“绌于经费，太太独捐资数万以为之倡”。柳诒征先生在《江苏书院志稿》中说：“两淮盐利甲天下，书院膏火资焉。故扬州之书院，与江宁省会相颉颃，其著名者有安定、梅花、广陵三书院。省内外人士咸得肄业。”这些书院、学校的资金大都来自盐商和盐运使司的运库，而盐运使司运库又与盐商有关。倪澄瀛在《再续杨州竹枝词劫余稿》中说：“梅花安定广陵兼，膏火来源总是盐。书院学堂原不别，挹兹注彼究何嫌。”刘声木《苌楚斋三笔?卷三》中说：“扬州城内义学极多，向由盐运使署领给官款，修脯所人甚半。寒士每费尽心力，以营求此席，得后可终身坐食馆谷，”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在书院、义学中任教席有着优厚的待遇。
这样扬州书院延请了一批真才实学之士任山长或掌院、院长。安定书院有杭世骏、赵翼、蒋士铨、陈祖范等，梅花书院有桐城派中坚姚鼐、茅元铭、胡长龄等。这些著名学者、文士的到来，使得安定、梅花两书院声名鹊起，不仅本府诸生纷至沓来，外府、外省的诸生也风闻而来，来此求学者甚多，“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者极盛”。赵冀主讲安定书院时，还携儿侄五人至书院读书。安定、梅花书院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之才，金坛段玉裁及其弟段玉成。高邮王念孙及其子王引之、梁国治、汪中、洪亮吉、孙星衍、刘台拱、顾九苞等人都曾就读于安定书院，刘文淇、凌曙则受业于梅花书院。
王振世在《扬州览胜录?卷六》中说：“安梅两院，自清以来校课士子，不限于一郡一邑，故四方来肄业者，颇多通人硕士，而其后名满天下者，亦不可胜数。……可谓极人才之盛矣。”书院不仅为扬州培养了人才，也为徽商入仕提供了保证。嘉庆《两淮盐法志》中记载，从明洪武后期至清嘉庆前期，两淮共有山西、陕西、徽州籍科举职官403人，其中陕西96人，山西21人，而徽州286人，71％。
余 论
当然徽商们在扬州为文化事业所做的贡献还远不止这些，还有戏曲、曲艺、饮食、沐浴、园林、建筑等，这里就不逐一而述了。
徽商与文化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互相依赖、互相提供各自所需，直接推动了扬州的文化繁荣。应该说，扬州天独厚的各种条件使徽商们获得大量财富，而这丰厚的财力是文人会聚扬州的重要基础。盐商们“富而好士”，爱惜人才的思想和作为，揽才、引才、养才、济才，在他们的罗致下，使各地文人如鱼之趋水，如鸟之归林，往来邗上，云集扬州，使扬州成为引聚人才的高地，为文化的发展营造了一个浓郁的人文环境，这无疑为清代扬州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同时有相当一部分盐商也有相当深厚的文化功底、有一定的学术造诣，有一定的艺术涵养，这也是盐商与文人交往并不纯粹是一种功利交往，也含有一定的学术交流，而历任的扬州盐官积极参与这种文化活动，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最为典型反映这种关系的便是扬州文化人与盐商、盐官的关系，这间接的反映了各种文化繁荣后的经济张力。徽州文化和扬州文化都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沃土上，中华文化的积淀是两地文化的基因，两地特有的文化因子形成两地文化厚重的底蕴；商业的“酵母”又促进了两地文化的发达，商业是两地历史文化高度的支点。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导致徽商重视对文化的全面投入。人才的大量培植，既促进了文化的全面发展，又结下了官商互济之果，就是“以贾养儒，以儒入仕，以仕保贾”，这也是徽州文化和扬州文化的共同亮点之一，即高雅与通俗文化艺术共存共荣的特点，也同徽商处于上层文化和通俗文化接榫处的特点有密切关系。(黄继林，扬州市方志年鉴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