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黄山人，你对徽文化了解有多少？

云中龙0617 202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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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徽州文化宣传号

“ 徽州，作为一种文化，离我们很近，却又渐行渐远。”

身为一个黄山人，“徽州”这一个词，我们既熟悉，又陌生。她似乎曾经存在过，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离我们而去了。

人们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

玉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就容我乘这一叶扁舟带各位领略徽州的悠久历史与璀璨文化

壹

何为徽州？

徽州始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所置的歙州，宋徽宗宣和十三年（1121年），平方腊起义，改歙为徽。1987年徽州地区改名为地级黄山市，徽州行署同时改为黄山市政府。继民国38年婺源县改隶江西省后，重要属县绩溪县改隶宣城地区。

徽州文化，指古代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而不等同于安徽文化（安徽文化由徽州文化、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庐州文化四个文化圈组成）一府六县即歙县、黟县、绩溪、婺源、祁门、休宁。在长达890年的时间里，这六个县一直稳定地隶属于徽州，这在中国政区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现如今，前四个县属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今属安徽省宣城市（1987年划出），婺源县今属江西省上饶市（1949年划出）。

徽州文化是历史上的徽州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无论在器物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还是在精神文化层面，都有深厚的底蕴和杰出的创造。徽州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徽州文化亦然。东汉、西晋、唐末、北宋四次北方强宗大族的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使这块土地逐渐成了华夏名区。完全可以说，徽州文化是对中原文化的包容整合。南宋以降，这里更是文风昌盛，人文荟萃，成了'东南邹鲁'、'礼义之邦'。如果说徽州文化的全面崛起始于北宋后期，明清时期达到鼎盛，那么作为一种极富特色的区域文化，它在全国领取风骚已约有800年之久。徽州文化，涉及徽州经济、社会、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工艺、建筑、医学等诸学科，包含以徽剧、徽菜、徽雕和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建筑、徽派盆景等文化艺术形式。

徽州文化成为中外学者重点研究的中华三大地域文化之一，亦是我国江南地区的代表性文化和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后期的代表性文化。由此形成的“徽学”业已成为国内陆域文化的三大显学(敦煌学、藏学、徽学)之一。

清朝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江南省分治。安徽省名取当时安庆、徽州两府首字合成，可见当时徽州影响之大。

贰

徽州与徽商

徽州是徽商（或新安商人）的发祥地，明清时期徽商称雄中国商界500余年，有“天下财富半徽州”“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譬如扬州的盐商中就以徽商的影响力最大，苏州、杭州、衢州等都邑也是徽商集中的城市。六县之中，歙县和休宁的商人特别著名。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明代《徽州府志》所说的“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盐商之中，徽商占多数，他们“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很快就成为扬州盐商中的主流。

据统计，从明代中期到清代乾隆、嘉庆，徽商始终是两淮盐商的主体。徽商汇聚扬州，白银大量流入，一度和国库收入平分秋色。康熙六次南巡、乾隆七次南巡，多数用度其实就是直接或间接来自徽商。巨额资金集中，成为当时扬州繁华兴盛的根本所在。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徽商大都“待人接物，诚实不欺”，海宁商人沈方宪，“贸易硖石市，皆服其不欺”。徽商亦不乏饱学之士，或科举出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朱天泽“从兄贾闽，盖课铁冶山中，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明《神宗实录》载：“徽商开当铺遍于江北，资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克等二百十三家。”这显然是徽州人身上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所致，“功课以儒业，宾名师以训之。”在明代，山西商帮和徽州商帮势均力敌。但从明代后期到清代嘉庆道光之际，在两淮盐业中，山西商帮每况愈下，徽商却迅速发展。

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将开中法（纳粮开中）变为折色法（直接用白银换盐引），当时晋商多在北疆纳粮换盐引，因此受到打击，再也无法控制盐引，这时徽商挟其在两淮的优势迅速发展起来，“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沪邑濒海，五方贸易. 所趋，宣歙人尤多。”徽商因赋役繁重，一般不愿投资土地，但如果可以得到官府的免税减税，则亦会购买田地。客商往来乡村，习惯在春初贷款给农民生活，秋收时以收获实物本利归还，利息一般是每月约一成七分。清代两淮，徽商不仅是运商，还是场商，经营盐场，在当时几乎垄断盐业市场。

明清商人往往协助宗族和同乡进入仕途，而徽商对宗族乡党情谊尤其浓厚，多处保护，扶掖徽商的利益。徽州人往往重视从商，反而不热衷为士大夫。明州徽州府中，商人和士大夫之比是3:1。商人致富之后，可为子孙弃贾为儒奠定经济基础。家中如有人成为士大夫，则更有利营商。经商成功的徽商资助宗族乡党应考科举，成为其义务之一。徽商往往通过捐纳，使自己成为官员。他们往往不会履任，即使就任，都是武官。他们取得官位，目的在于豁免税役和享受特权。明代捐纳之路未广，获得的官职都是小官。清代自康熙、朝隆以来，捐纳之风大盛，商人借此获得实权，甚至居于高位。

徽州望族汪姓如汪应庚、汪廷璋多在两淮从事盐业。歙县江姓乡绅江春更领导两淮盐业近五十年，自乾隆中叶后，两淮盐业几为徽商所垄断。究其原因，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是一重要因素，由于晋商无人能在朝廷担任要职，自然无法“左右”朝廷政策。徽商则是积极交结朝中高官政要，官商合一，以垄断市场。

徽商之中，最著名的就是胡雪岩。胡雪岩祖籍徽州绩溪，出身寒门，历经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的乱世岁月。按清朝惯例，只有乾隆年间的盐商有过戴红顶子的，而戴红顶又穿黄马褂者历史上却仅有胡雪岩一人，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

徽商在取得巨额财富的同时热衷于捐助公益慈善事业，明清时期的徽商在经商地慷慨捐资用于道路、桥梁、园林、学校、书院和城市等基础设施建设,并大力资助慈善事业，如明末清初，扬州遭到大规模的破坏，在徽商的推动下，一些“坏道”、“废桥”、“街肆”、“码头”得以修缮和治理，这让扬州成为品味更加高端的城市。

汪道昆形容徽商是“贾而好儒”，兼具喜爱藏书，程晋芳、鲍士恭、马裕、汪启淑皆兴建藏书楼，所以徽商有了“儒商”之称。中国称“儒商”，实际上始于徽商，可以说是徽商创造了儒商，并形成了儒商精神，并融入传统文化之中，如旌阳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贸，……然雅好诗书，善笔丸，虽在客中，手不释卷。”，又如休宁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章策“虽不为帖括之学，然积书至万卷，暇辄手一编，尤喜先儒语录，取其有益身心以自励，故其识量有大过人者。”，又如黄锜“虽商而博涉左传史家言”，“货鹾淮扬间。国家边计倚鹾政，而两淮尤擅利权。商与官为市，当任者非桑孔心计无恨，则龌龊琐碎朝令夕易，顾歹卑诸商，诸商亦罕能伸眉吐气，与论曲直损益。”又有程良锡“昼则与市人昂毕货殖，夜则焚膏翻书弗倦”。张舜征曾言：“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

粤商、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徽商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唐宋，徽州人外出，多四处经商，徽商在茶业、木业、典当业等取得了不凡的业绩。获得巨额财富的徽商们积极资助故里的文化、教育和建设事业，形成了徽州“官商学一体”的发展体系。古代徽州文风鼎盛，人文荟萃。书院、社学林立，自唐代以来所出进士有2081人，其中徽州所辖休宁县为中国状元第一大县。

宋元以来，徽州共建有书院260多所。书院绝大多数都是宗族主办或宗族子弟创办，同时，也有少数官办。据廖腾煃《海阳纪略·瞻云书院序》记载，“郡邑之有书院，自南唐始也”。宋元以来，徽州的书院出现非常发达的局面，成为全国书院最多的一个地区。所谓“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朱熹、戴震、胡适等著名学者都是徽商之后，“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

徽商的发展壮大，将徽州的建筑、地方菜、地方剧等带到了全国各地，由此，徽文化得以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源自徽州的徽菜，明清时曾占据八大菜系之首；源于徽州的地方剧种——徽剧，吸收演变成国粹京剧；徽州的园林艺术，徽派园林成为江南地区的园林代表之一。以及新安画派、新安医学、新安理学等在历史中熠熠生光、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