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徽商的兴盛与衰落

徽州位于新安江畔，辖境为歙县、休宁、祁门、绩溪、黟县和婺源（民国时期划归江西）。徽州山路崎岖，陆行不便。唯有新安江黄金水道可畅行无阻，由此至钱塘江再汇入大海。

外出经商已经成为徽州人代代传承的风习，以致“服农者十（分之）三，服贾者十（分之）七”。他们走南闯北，即便是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亦不无徽州经商之人，如胡适所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

萌芽成长

三国时，吴国雄据江东，长江流域商业活动已呈繁荣趋势。东晋建都建业（即南京），中原资财大半随之南迁，经济活动中心由北移南。经济生产和物质生活的需要，刺激着江、浙、皖主要城市的商业活动。

早在隋代以前，宣城、毗陵（今常州）、吴郡（今苏州）、会稽（今绍兴）、余杭、东阳等地就已成商贾集中之地。这些地区环绕徽州，商贸活动带动徽州与毗邻地区的物资交流，东晋时的徽州商人就这样乘势而起，萌芽成长。

唐时，徽州土特产资源极为丰富，除竹、木、瓷土和漆外，茶的运销遍布国中，甚至漂洋过海，运抵国外。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这里的浮梁就包括祁门西南乡。

唐咸通三年（862）歙州司马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说，徽州“山多而田少”，山区“植茗，高下无遗土”山民“业于茶者七、八”“给衣食，供赋税，悉恃此。”但凡茶叶上市，“贾客咸集，逾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繒素求市，将货他乡者，摩肩接踵而至。”

清代徽商

徽墨、歙砚，堪称徽州二绝。徽墨首创于唐末奚超父子，南唐后主李煜盛赞徽墨，敕封奚超父子“墨务官”，并赐姓为李。徽州每年须贡龙凤墨千斤。歙砚取材于婺源龙尾山，故名龙尾砚。

歙砚

苏轼有《龙尾砚歌》赞道：“君看龙尾岂石材，玉德金声寓于石。”五代时，绩溪所产的龙须纸，质地洁白光滑，也可谓徽州名产。南唐后主李煜将其收藏于澄心堂书殿，故名“澄心堂纸”。据《砚谱》云。李煜所收藏的徽墨、歙砚和澄心堂纸，“三者为天下之冠。”

徽墨

这些文化产品，不仅为权贵们所收藏，也为广大读书人所喜爱。市场需求颇大，获利颇丰。徽州商人能不整装结篋，负之远销。

南宋高宗赵构建都临安（今杭州），这里虽也是个市镇，可作为京都不免有些狭陋。历代王朝无不追崇皇家气派。赵构初迁临安便大兴土木，筑宫建殿，仅御花园就有四十余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南宋的官吏们跟着效仿，一个个在西子湖畔构楼架阁，以资眺览，制船造舫，纵情游玩。

傅伯星绘《临安年市图》，展现了南宋临安的盛世繁华景象。

一时间，杭州城里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西子湖畔是“山外青山楼外楼。”建宫筑殿离不了竹木漆原材料，而徽州又盛产这些原材料。徽州人将这些原材料由新安江泛流而下直达杭州，于是，便使竹木和漆的运销利市三倍。

杭州又为“闵商岭贾”的集结之区，徽州商人把土产售与闵粤商人，再把闵粤物产转运内陆。稍一周转，富商大贾应然而生。如此暴富暴起，自然刺激更多的徽州人经商。唐宋时，徽商已不像东晋时那般稚嫩孱弱，而已如破土春笋，茁壮成长。

雄飞商界

明成化年间（1465--1487），宪宗朱见深颁令改变盐法，把商人输送米粮等至边塞而给予换取食盐，准其在指定区域贩销的制度，改为商人在产盐地区纳粮给盐，听其自由贩卖的制度。重要产盐地区两淮、两浙向为盐商集聚中心，晋、陕商人人地生疏，难以与徽商竞争。徽商由此乘隙而入，改以经营食盐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由此，经营盐业成为徽商的重头戏，五行八作也缘此而蓬勃兴起。墨商、茶商多在外埠开设墨庄、茶庄。书商开设书坊。除此之外，徽商中有的贩卖棉布、丝绸、米谷、纸张、瓷器等，还有的远到辽阳贩卖人参、貂皮，到两广贩卖珠玑、香菜等。他们的活动范围还扩大到国外，明代嘉靖年间，徽商许栏、汪直不但和日本、暹罗（即泰国）及东南亚各国有生意往来，他们的商业活动竟远及葡萄牙。总之，什么可以赚钱，何处可以牟利，徽商无不经营，无不涉足。

古代制盐的场景复原

徽商由小本经营暴富后，或数人共营，或一家独营，开设钱庄和典当，获取暴利。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今徽商开当，遍及江北，”在河南者达“二百十三家”。清代所修《歙县志》称：“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徽商有上贾、中贾和小贾之分。百万为上，二三十万为中，余皆属下。盐商资本雄厚，多以千万计，稍次也是数百万。

徽商并非全以贩运为主，也兼营一些生产活动。如郑天锁、朱之沾在福建开采铁矿。阮弼在芜湖开染纸厂，运转于苏浙鄂豫冀鲁等省。江长公在房村制造曲蘖，销售范围由“徐邳以达京师”。他们雇了很多佣工，其生产规模已具有手工工场的形式，融工商活动于一体。

徽州人大多以经商为职业，在商人的比例中大约为十分之七，极盛时甚至超过。明万历年间（1573-1620），徽商汪克在河南所开当铺竟达213家。徽商的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北至幽燕、辽东，西至滇、黔等，东南至海外，可谓“贾人几遍天下”了。

明清时期，徽州富接江南。一些文人为生计所迫，趋之若鹜，麇集徽州。徽商为附庸风雅，将这些文人揽为食客。钱能通神。徽商还以钱财宝货结纳权贵。墨商罗小华就曾贿赂严嵩的儿子严世藩，而成为其入幕之宾。他们还和官府勾结，挪欠朝廷巨款，富商吴养海大言不逊地说，他的大父曾欠纳盐款二十余万。

徽商经商有道，获得高额的商业利润，也就必然以课税、捐输等各种形式奉纳给朝廷。如康熙十五年至嘉庆九年的一百三十多年，两淮盐商捐银三千九百多万两，米近二万二千石，谷近三十三万石，上述捐输多为徽商承担。此外，徽商还向朝廷捐奉军需银二千二百多万两。

无徽不成镇

自明代中后期始，经商在淮扬的徽州人也把这里当作第二故乡，开始在这里融资兴业。明代王世贞说：“大抵徽歙，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他们把资金的十分之九投入于侨寓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淮扬等地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正是建立在这样丰厚的财富基础之上。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寇侵掠扬州，近二百家盐商惨遭抢劫和焚毁。知府借盐商三万两银，于旧城外增建新城。新城建成后，民居鳞次栉比。清乾隆《江都县志》记载说：“商贾犹复聚于市；少者扶老羸，壮者任戴负，与夫美食衎食之人，犹复溢于途；风晨月夕，歌鼓管龠之声，犹复盈于耳；弦歌诵习，在乡塾者无处不然”。到了明万历年间，扬州的盐商多达数百家，资本总额超过三千万两，说“扬州富甲天下”，一点也不为过。

淮安地处南北要冲，是漕运、盐务和榷关重地。徽商迁居于此，他们大大改观了淮安的面貌，以致使这里渐次成为“高堂曲榭，第宅连云，墙壁垒石为基，煮米屑磁为汁，以为子孙水木清华，故多寺观，诸商筑石路数百丈，遍凿莲花”。

仪征是淮南盐运的中枢。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指出：“从这里出口的盐，足够供应所有邻近省份。大汗从这种海盐所收入的税款，数额之巨，简直令人不可相信。”

盐业贸易的发展极大的刺激了市镇化的建设，清代前期的仪征“路接竹西（即扬州），津通扬子，鹾客辐辏，估客骈阗，俗尚繁华，由来日矣。”清代袁枚曾有诗夸耀仪征的繁华胜景：“渡过扬州水便清，盐船竿簇晚霞明。江声渐远市声近，小小繁华一郡城。”

清代的江南繁华市镇

汉口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徽商将它看成是“天下货物聚买第一大码头”。淮盐引岸地跨六、七个省，行盐口岸大半在湖广，而汉口就是淮盐转运口岸的最大中枢。盐商和运丁等聚居于此，在当时汉口的百种行业中，做淮盐生意的当为大宗。

早在康熙初年，汉口就建有新安会馆和新安巷。到了雍正十一年（1733），又扩建新安巷，“置买房店，扩充径路，石镌'新安街’额，开辟新码头，兼建'奎星楼’，为汉镇巨观。……更收买附近会馆房屋基地，造屋数十栋以为同乡往来居止，并设经学，延师儒以为同乡子弟旅邸肄业之所。”作为徽商聚居地的汉口就这样成为繁华热闹的市区。

凡是徽商聚居之地，哪怕是滨海荒陬，哪怕是乡村僻野，只要他们麇集骈至，只要有盐场署所在，那里就能形成集市，那里的经济就会发展，文化就会振兴，那里就会成为“烟火万家，商贾辐辏”的市镇。

夸富斗奢

自管仲提出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以来，这种重农轻商，等级贵贱的排序，几千年来几乎没变。巨商大贾尽管富可敌国，可仍然排在第四。这种价值取向的阴影一直在徽商的心灵深处挥之不去，而这又成为反作用力，刺激徽商要以自己的方式，表现自我，彰显自尊，以补偿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方式就是一掷千金，铺张扬厉，有文献是这样记载徽商的奢靡之风：

   “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同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加自检。骄奢淫逸，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为尤甚。”

徽商为附庸风雅，征召名优，开设戏馆。于是，扬州也就成了昆曲的第二故乡。清顺治、康熙、乾隆皇帝都是戏迷，每次南巡经过扬州必征歌逐宴，欣赏昆曲。徽商也由此培养了自己对戏曲的兴趣，纷纷招苏州名优名角，办起了私家戏班子，以致使苏州、扬州成为全国戏曲的中心城市，有所谓“苏班名戏淮扬聚”“老昆小旦尽东吴”之说。

《乾隆南巡图》第六卷《驻跸姑苏》，展现了苏州的繁华景象。

徽商不仅舍得在昆曲戏班子上大把花钱，也不惜钱财，构筑园林，以博士大夫阶层的青睐。康熙、乾隆的南巡更召来徽商营造园林之热，大量新奇的园林拔地而起。时人记载盐商张氏园林，可见徽商营造的园林之一斑：

“一园之中号为厅事者三十八所，规模各异。夏则冰琑竹簟，冬则锦幙貂帷，书画鼎彝，随时更易。饰以宝玉，藏以名香，笔墨无低昂，以名人鉴赏为贵；古玩无真赝，以价高而缺损者为佳。花吏修花，石人叠石，水木清湛，四时皆春。金钗十二，环侍一堂，赏花钓鱼，弹琴度曲，唯老翁所命，左右执事，类皆绮岁俊童，眉目清扬，语言便捷，衣以色别，食以钟来。……梨园数部，承应园中，堂上亦呼，歌声响应。岁时佳节，华灯星灿，用蜡至万数千斤，四壁玻璃射之。”

夸富斗奢的风气给徽商后人产生了极不好的作用，有诗证之：“年少儿郎性格柔，生来轻薄爱风流。不思祖业多艰苦，混酒银钱几时休。”先人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在这些年轻一代身上再也找不到了，他们只是一味的追求享乐和挥霍，这也是徽商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走向衰落

徽商的兴盛，纯以两淮食盐的运销为恃。徽商的衰落，尤以淮盐运销办法的改变而改变。清道光十一年（1831），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纲运制即官商一体的包销制，行票盐法即政府于盐场设局课税，无论任何人，只要缴足盐税即可领票运盐，销售各地。

盐政新法改行六年之间（道光11-17年），不仅消除了盐商的亏欠朝廷的数千万两银票，反而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以千万计。这笔巨款是盐商于正常利润外，官商勾结，共同舞弊的结果。陶澍改革遭到朝廷内外的反对，因为它直接危及了一些人的切身利益，动摇了徽商淮盐运销的垄断权。

仅以扬州为例，徽州盐商夸富逞胜，争奇斗巧，建起各式各样、金碧辉煌的亭台楼阁。据李斗《扬州画舫录·序》载，盐政新法后的清道光九年，徽商多“歇业贫散”“看管园丁不能糊其口，就曳折木瓦变卖”。经过四十多年的耗损，“昔日繁华胜地，变成废墟。”

太平天国时，徽州是太平军的活动中心，当然也就成为清军镇压太平天国的主战场。频仍战事，兵连祸结。徽商深受其扰，先是地主武装团练的输捐搜刮，后是曾国藩亲自督师祁门，明火执仗，纵兵大掠，徽州府被洗劫一空。清军在徽州烧、杀、掳、掠，使富丽的徽州尸横遍野，庐舍为墟。徽商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备受摧残，大伤元气。

1854年1月《伦敦新闻画报》刊登的反映太平天国战事的木刻版画。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对中国的经济渗透，使徽商遇到了强劲的敌手。徽商在省外各地经营的钱庄，敌不过外国商人的银行。西方国家生产的产品价廉物美，方便耐用，也渐次取代徽商手工生产的产品。如布匹、纸张等，连仅此一家的毛笔、徽墨、歙砚等，也几让钢笔挤出了市场。鲁迅在《论毛笔之类》中，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

“假如我们能够悠悠然，洋洋焉，拂砚伸纸，磨墨挥毫的话，那么，羊毫和松烟当然也很不坏。不过事情要做的快，可就不成功了，这就是说它敌不过钢笔或墨水。譬如在学校里抄讲义罢，即使改用墨盒，省去临时磨墨之烦，但不久，墨汁也会把毛笔胶住，写不开了，你还得带洗笔的水池，终于弄到小小的桌子上，摆开'文房四宝’。况且毛笔尖触纸的多少，就是字的粗细，是全靠手腕作主的，由此也容易疲劳，越写越慢。闲人不要紧，一忙，就觉得无论如何，只是墨水和钢笔便当了。”

洋商的活跃，洋货的倾销，使徽商不堪一击，当年的风光已成明日黄花，最后无可奈何花落去，只能淡出商业舞台。

晚清洋货贸易已渗入中国市场

徽商从萌芽到衰落，经历了一千几百年的悠悠岁月。在如此漫长的的日子里，他们一代一代地担囊负橐，背井离乡，登山涉水，备尝艰辛，以争锱铢之利。徽商虽然成为了历史，然而，他们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写下了令人扼腕叹息的篇章。他们聪明勇敢，克勤克俭的传统美德，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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