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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我们与历史无比亲近的时代。借助无数科普文章和视频，历史以一种碎片化但生动有趣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对历史的好奇远不止于此，同样愿意去认识它纵深且严肃的另一面。 历史学者吴玉廉的著作《奢华之网：十八世纪的徽州盐商、社会阶层和经世之道》(以下简称《奢华之网》)，为我们认识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她以清代徽州盐商与朝廷的物质关系为切入点，展开了一张密实的社会网络。乾隆帝的宫殿装修、《四库全书》的编纂、印章收藏的流行、道德教化的推广……徽州盐商深度参与其中，甚至发挥了超乎我们对其身份认知的作用。 据介绍，吴玉廉为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学博士，现任密歇根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兴趣包括清代物质文化、宫廷史、女性和性别关系史，目前研究课题为清代玉石的生产与消费。 江南盐商多来自徽州 据《奢华之网》的介绍，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商业革命，其中，第一次从晚唐持续到宋朝，第二次则是从16世纪的明朝持续到18世纪的清朝。商业革命的重要表现便是贸易和消费，而在第二次商业革命中，徽州盐商在奢侈品消费中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主导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徽州盐商的奢侈品消费除了满足个人的生活，还与朝廷息息相关。 盐业利润丰厚，是清朝国库的重要来源，其中两淮盐区和两浙盐区受到朝廷的特别重视，它们以扬州和杭州为中心，涵盖了清朝最繁荣的地区。在这里做盐业生意的江南商人大多不是出生于当地，“他们的家乡是徽州，通过新安江与江南的中心城市相连。徽州多山脉、河流，因此农业鲜少丰产，这导致许多当地人通过与附近的江南城市贸易来谋求财富。” 随着清朝统治者权力的巩固，盐业体制也有所变化，原本主管宫廷事务的内务府包衣作为帝王亲信被任命监管盐业，从而使盐业成为提供募款供宫廷私用的渠道，比如康熙时期，曹寅和李煦便交替担任过两淮盐区盐政之职。与之同时，汉人盐商也被纳入江南的盐业专卖网络。“这些商人被称为'总商’。他们通常是商人中最富有的那些，并且在盐业中承担了主要份额。他们协助巡盐御史或盐政和盐运使管理盐务。”这些总商大多来自徽州的盐商世家，而徽州盐商也由此开始经营他们在盐业之外的另一张关系网络。 “总商与乾隆帝和内务府除了通过经营盐业建立关系，两淮盐商还通过'捐输’资助各种皇家工程。许多乾隆时期为征战而筹措资金的奏折提到了江春这位两淮盐商的首总。例如，1773年，盐政兼包衣李质颖报告，以江广达和程谦德为首的两淮盐商愿捐银400万两，以助大小金川战役。两年后，伊龄阿在奏折中称：首总江春代表两淮五百盐商，再次向朝廷捐银100万两，以奖赏在金川得胜的将领。”《奢华之网》中写道。 在乾隆南巡过程中，盐商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750年代和1760年代，扬州盐商向乾隆帝的前四次南巡'贡献’了大量白银，并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来招待他。这些总商中的许多人来自徽州，而其中实力最强的江春不仅参与了巡幸的准备工作，还数次在其宅邸接待过皇帝。由于他们对南巡的贡献，江春和其他徽州总商获得了朝廷的嘉奖，这既包括荣誉称号，也有经济利益。” 为朝廷办差 除了直接的资金捐助和招待工作，18世纪的这些徽州盐商还会接办许多来自朝廷的差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差事与盐业并没有直接关系。 据《奢华之网》，为乾隆帝退位后所修建的宁寿宫将要装修。由于乾隆帝酷爱江南的精美之物，于是这个任务便交给了当时的两淮盐政李质颖。李质颖根据模型和画样，寻找熟悉宫廷室内装修的盐商来办理。他们采购优质材料，选聘能工巧匠，制作完成后，将每件物品小心打包运往北京。 盐商在当地所建立起的强大关系网络，为朝廷搜寻原料和工匠提供了便利，有些时候甚至是无可替代的。比如在为长春园蕴真斋制作内檐装修时需要用到紫檀，李质颖便选派盐商从扬州去苏州挑买。在当时，因为生长周期漫长，供给和消耗不平衡，常被比作美玉的紫檀已经相当稀缺，但是，“富有的徽州盐商在自己的宅邸使用紫檀家具，因此他们应该知道在哪里能买到这种珍贵的木材。”从明末起，江南的木材生意便开始由徽州商人主导，盐商通过同乡关系搜寻到珍贵木材。一份档案显示，从1758年到1762年，由盐商为朝廷所采办的珍贵木材里，除了紫檀，还有红木、黄杨、楠木和湘妃竹等。 采买原材料只是一个环节，后续的制作相当繁复。“内务府首先向盐政发送指示，这通常包括画样、营造尺及作为最终成品立体模拟物的烫样。这些烫样、草图和营造尺明确规定了装饰的大小、结构及设计。此外，朝廷还细致地对房间壁板或其他部件上雕刻的特定花纹加以详细说明。通常皇宫里的工匠先设计图案，然后由乾隆帝审查。乾隆帝确认设计之后，工匠便绘制图案的草图并将其下发给盐政。至于更细腻的设计图样，盐政需要聘请画家或工匠将业已雕刻在这些物件上的花纹绘图，呈递给乾隆帝进行详细审查。如果乾隆帝对成品不满意，工匠必须重新制作这些物品。”《奢华之网》中解释道。在这个过程中，乾隆的审美也影响了江南的风物流行，在物质的流动中那里也成为最新潮的文化时尚所在地，使朝廷与江南之间形成了一种“品味循环”。 《四库全书》的编纂中，也有这些盐商的身影。《四库全书》旨在集纳天下书籍，但是有许多珍贵的书籍为私人所藏，根本无法从市面上寻到，但是盐商通过他们的关系网络可以接触那些江南的私人图书收藏。比如借由盐商江春与藏书大家马裕的私人友谊，《四库全书》在征书过程中确定获得了马裕的全部藏书。 跟物件制作一样，这种集纳收藏也促成了一种双向关系。这种宫廷的收藏工程引领了当时的收藏文化，确立了“收藏家”作为一个社会类别的存在，而一些盐商也开始了自己的收藏活动。比如杭州的盐商汪启淑便以收藏印章闻名，他还编纂印谱以展示自己的收藏。“在博物馆首次在晚清中国出现前，收藏家以目录和图谱为媒介，得以在自己的书斋之外展示藏品。汪启淑编纂了28种印谱，现存17种。这些目录起到了二维博物馆的作用，汪启淑通过这些目录展示了他的收藏，也为历史学者研究他的收藏动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奢华之网》中写道。 建立道德声誉，展示个人财富 综上所述，盐商与朝廷的关系并非单向的指令接收关系，而盐商也熟知如何借助这种关系建立自己的社会身份，扩大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力。 比如盐商鲍志道，他来自徽州的一个小村庄棠樾，借由行盐振兴鲍氏名望。《奢华之网》中写道：“鲍志道家族在盛清时期的崛起过程完美地体现了总商一职在提升个人和家族社会地位的关键作用。鲍志道的子孙继承总商之位后'其家隆隆起’，并在乾隆末年、嘉庆初年达到鼎盛。基于他们在两淮所取得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成功，鲍家人开始在家乡棠樾资助其宗族的各种公共建设工程。”其中之一便是编修族谱。在当时编修族谱并不罕见，通过族谱不仅可以定义宗族成员之间的关系，还能产生某种社会影响，但是鲍氏商人在族谱之外还编修了奢华的支谱，使用了修复古籍的装订方法和昂贵的雕版印刷。 “由于书皮精美、纸张上乘、字体考究、图像精巧，再加上昂贵的雕版印刷方式，鲍志道的支谱最终成了一件奢侈品。”《奢华之网》中写道，“通过自愿资助一个有利于其宗族的工程，鲍志道表现得像一名孝顺的氏族后裔。于是他在这部支谱上的花费被认为是一种德行，这使他能够避免因奢侈而遭到批评。因此，这部新支谱说明了当一个宗族慈善工程变为奢侈消费时，也为工程主理人提供了一个建立道德声誉并展示个人财富与权力的场所。” 本书作者吴玉廉2002年首次在徽州进行田野调查时，在当地看到了形制不一、大小各异的石牌坊，其中有相当部分便是由盐商所建。他们投入钱财和精力，“为他们品德高尚的祖母、母亲、姐妹或女儿修建贞节牌坊”，颂扬这些妇女为家庭所做出的努力，也表现了通过奖励女性德行来维持家庭秩序的愿望，“它们以一种醒目的方式提醒人们，当家中的男性成员旅居在徽州之外时，妇女有能力维护家庭的和谐。”而其中有些正是来自朝廷授予的荣誉，比如盐商汪勋的母亲方氏便因德行得到乾隆的贞节旌表，并为此修建牌坊。 吴玉廉在书中还提及了当时的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在18世纪的江南，人口激增，进士的录取比例大幅降低，考取进士的难度变大，因此一些商人尤其重视将家庭节妇美德作为朝廷授予的象征资本加以展示。 通过盐商与朝廷的物质关系，《奢华之网》向读者展示了18世纪的一些社会面向。对很多读者来说，这本书阐释的角度和内容都是新鲜的，它把一些读者见过却想不到的现象连接起来，以盐商为切入点，剖析那段物质流动之下的历史。 “无论宏大或微小、昂贵或廉价、华丽或朴素，每件物都有一段隐藏在其生产、购买、交换和展示中的静默的历史。”《奢华之网》中写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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