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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颖 现在要想触摸到扬州盐商的细微脉搏，只能去那遗存的高墙深院老宅里，但“苏唱街”三字的韵调、“南河下”街区的车水马龙、“东关街”一家挨一家的店铺……种种痕迹，都像在无声讲诉着有过煊赫地位的扬州城和那一群盐商的故事。 与大运河同龄的扬州，因得水运之便，自古以来就是市井荣华之地。“扬州富庶甲天下”（《资治通鉴》）、“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南宋殷芸《小说》）……扬州曾有的光华，用再夸张的修辞都不为过，以至于那些描刻尽商人骄奢淫逸的传奇，都没人会去计较假假真真。 朱自清在《我是扬州人》一文中写：“扬州真像有些人说的，不折不扣是个有名的地方。……可是现在衰落了，经济上是一日千丈的衰落了，只看那些没精打采的盐商家就知道。” “扬州繁华以盐盛”。明清时期，朝廷将盐业管理机构设在扬州。作为食盐集散地和盐商聚集地，“扬州无疑就是全国金融中心，然而，盐商衰败以后，扬州城的地位也跟着一落千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认为，以盐盛，也因盐衰，扬州最终蜕变成了只是一个区域性的文化中心。 资产“七八千万两”，富可敌国 扬州盐商也称两淮盐商，并不都是扬州人，而是指侨寓在扬州、从事盐业的各地商人。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为抵御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侵，建筑了由晋北到山海关的九边，拱卫北京。边防驻军需要粮食，政府就让商人运粮到边境去，“易之以盐”。商人拿着取盐凭证“盐引”（又称“盐钞”），到两淮地区取盐，再到行盐疆界去贩卖，史称“开中法”。当时的山西、陕西靠九边最近，山陕商人迅速崛起。然而，“运送粮草一路凶险，还要受到地方官僚的盘剥，商人们不堪重负。”扬州文化学者韦明铧说，当权者逐渐意识到这种实物交换体制不合时宜了。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主持盐政改革，商人不再需要运粮换盐，只要纳银就可拿到盐引，称为“折色制”。此时，南宋起便靠运木材等开始资本原始积累的徽州商人，抓住机会，纷纷来到扬州。“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明朝谢肇淛《五杂组》）可见，当时的扬州，山陕商人和徽商已经占据了主要地位。 “不过，盐商势力得以迅速膨胀，还要到晚明纲盐制度的确立。”王振忠讲到这，特地强调了“窝”的重要性：“万历年间通过登记在册的形式，政府把行盐的资格、权力放给了特许的一批商人，这种名额、席位就称为‘窝本’、‘根窝’。”“窝”是世袭的，纲册上有名、握有“窝本”的都是资本实力雄厚的大盐商。“纲册上无名、没有‘窝本’的人就领不到盐引，只得跟大盐商去买盐引。”安徽师范大学教授王世华打了个比方，称盐引是有价证券。扬州城内至今还有一条叫“引市街”的南北向古街，顾名思义，就是买卖盐引的地方。“加上典当行、钱庄的兴起，无疑就是当时的金融街。”清朝年间，两淮盐商组织日趋成熟严密。盐商有总、散之分，“于商人之中择其家道殷实者，点三十人为总商”（清盐法志《职官门一·官制》），乾隆中叶又出现了权力空前的“首总”，由与皇室、官僚关系最为密切的总商担当。王振忠说：“首总-总商-散商格局的确立，进一步巩固了盐商的专卖垄断地位，经济实力空前庞大。” 盐商到底有多富？据宋应星《野议·盐政议》中所写，明末扬州盐商的资本已达白银“三千万两”，到乾隆年间跃升到七八千万两。什么概念呢？王振忠作了一番补充解释：乾隆三十七年，“康乾盛世”达到顶峰，当时的户部存银不过七千八百万两。在扬州盐商富可敌国时，朝廷也获得了巨额的盐税收入，“全国赋税之半来自盐课，而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乾隆《两淮盐法志》）、“两淮盐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捐益盈亏，动关国计”（嘉庆《两淮盐法志》）。 “盐呆子”有钱任性，挥霍停不下来 盐——抓起一把都能从指缝中溜走的细微之物，何以有如此高的利润，又如何“造富”了扬州盐商呢？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主要商品市场中，盐的流通额仅次于粮食和棉布，而在棉布兴起之前，仅次于粮食，所谓“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刘宰《漫塘文集》）。两淮盐商的行盐疆界非常大，包括当时的安徽、江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所以素有“两淮盐，天下咸”的说法。华裔史学家何炳棣在《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中写：“大致上来说，在十八世纪大部分的时间，两淮盐商每年运销的盐量至少有600000000斤，供给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需求大、产量高、市场广，当然有钱赚。清人黄钧宰的《金壶浪墨·盐商》记载：“两淮额引一千六百九十万有奇（应为一百六十九万），归商人十数家承办……以每引三百七十觔计之，场价止十文，加课银三厘有奇，不过七文，而转运到汉口以上，需价五六十不等，愈远愈贵，盐色愈杂。”这笔账很好算，从盐场批发来，再运往汉口等上游城市，盐价从每斤几文涨到五六十文，利润高达五六倍，扬州盐商正是从这悬殊极大的购销差价中获得了惊人财富，“乾嘉间，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清朝野史大观》）。 毫无疑问，两淮盐商已经是“十八世纪中国无可匹敌的商业钜子”了。用韦明铧的话来说，“这群土豪，钱多得没地方用，就变幻着花样挥霍”：有一盐商，把万两黄金打造成很薄很薄的金箔，带到镇江金山寺的宝塔最顶层，迎着江风撒掷，波光粼粼的江面更加戳眼；春夏之交，水果中属樱桃最贵，一盐商重金买下周围几个市镇的樱桃，放大桶中捣烂成浆，倾倒在扬州城的河道中，顷刻之间把青色的河水染成红色；还有盐商在水池中间建一座房子，四面都是从西洋进口来的昂贵玻璃，用机械将水提升到屋顶的蓄水池，再从四周出水口倾倒下来，炎炎夏日，“水帘洞”里清凉如秋……李斗在《扬州画舫录》里概括道：“扬州盐务，竞尚奢丽，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一时争奇斗异，不可胜记。”“有钱又任性”，扬州盐商的社会名声自然好不到哪去，时人称他们为“盐呆子”、“盐凯子”。 当然，盐商们并非都把钱投在那些只图自己一时痛快的“行为艺术”上，他们深知其盐业垄断地位得益于朝廷的盐政，于是，取悦皇室、为国家做贡献成了几代盐商苦心经营的大事。《中国盐政史·盐制》中记载：“洎乾隆时，用度奢广，报效例开，每遇大军需、大庆典、大工程，淮、芦、东、浙各商捐输，动辄数十万至数百万。加以南巡数次，供应浩繁，差费取给，出自商捐者居多。”王振忠介绍，康熙乾隆分别六次南巡，花的多是盐商的钱。除了乾隆三年到嘉庆九年，两淮盐商捐银三千六百多万两外，乾隆三十三年他们还花费了四百六十七万两招待皇帝南巡。 在这过程中，留下了不少“布衣结交天子”的故事，流传最广、最有名的当属江春“一夜造白塔”。江春是安徽歙县人，时任扬州盐商八大总商之首。韦明铧评价此人“有学问、善交际，非常会办事”。乾隆六次南巡都由江春负责接待。有一年，乾隆游览瘦西湖，夸赞风景美丽，很像北海的琼岛春阴，遗憾的是差一座喇嘛塔。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江春贿赂官员，求得一张白塔图，并连夜召集工人在皇帝心仪的地方造了一座白塔。第二天，乾隆看到白塔时，乍以为是梦境，后来才知是真的，甚为感慨。后人传言“用盐包堆塔”，真假姑且不去追究，至少说明江春财大气粗，没有做不成的事情。不仅如此，乾隆还两次亲临江春的别墅“康山草堂”游玩。在任总商四十余年中，江春蒙皇帝恩宠荐至一品，还获赏戴孔雀翎，是当时盐商中仅有的一枝。乾隆五十年，江春还被邀请进京参加清廷举办的“千叟宴”，这等荣耀是一般盐商不能企及的。甚至于后来，江家资金周转不灵、难以运营几近破产时，乾隆还两次拿出帑银共计55万两资助江春。 为迎銮接驾，扬州盐商纷纷置办家班，皇帝来了演给皇帝看，平素就供自家娱乐消遣。江春的康山草堂里就蓄养了春台班、德音班花雅两班，还供养了很多曲艺文人。戏曲家蒋士铨《藏园九种曲》中的两种，就是在康山草堂里编成的。韦明铧说：“现在的人很难想象这样的情景：上午写出剧本，下午给家班排练，晚上家宴就请朋友来看戏。”有史料记载，家班光是供家宴演出需要，一年就要花三万两银子。“在乾隆时期，三万两银子可以买三万石优质的白米，或者买1200亩良田。”王世华认为，徽商讲究生活的旨趣、情调，这些都是需要雄厚财力支撑的，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戏曲事业的发展。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就是著名的三庆班、四喜班、和春班、春台班“四大徽班进京”，被视为京剧诞生的前奏。“京剧”并不姓“京”，如果往源头上追溯，是寻得到扬州和扬州盐商这里的。 “亦儒亦贾”留下珍贵文化遗产 康乾年间，徽商由于地缘、文化上的优势，无论从财力规模还是绝对数量上来看，都已成为扬州盐商的主体。“亦儒亦贾”是徽商的传统，一些盐商深知创业的艰难困苦，勤俭持家有道，同时还带头提倡风雅，文人辈出。 明清时期的徽州“穷山恶水”，于是就有了“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俗语，意指男孩子到了十三四岁，就要奔走他方做学徒。 安徽歙县棠樾人鲍志道（字诚一）11岁时外出，因为家里太穷，出门时身无分文，母亲便将他幼时虎头帽上缝着的一枚“康熙通宝”拆下来，让其带上路。鲍志道去过鄱阳、金华、扬州、湖北，一路奔波，跋山涉水，最终在扬州立足经营盐业，并以“资重引多”担任总商二十年。王振忠介绍，在当时扬州盐商“七八千万两资本”中，鲍氏就有“三千万两白银”。可这样的榜上首富，生活却非常节俭。《扬州画舫录》中记载：“自诚一来扬，以俭相戒。”鲍家每餐饭都很简单，夫妻俩相对而坐，不像有的盐商家，还要佣人抬着饭桌到跟前。鲍志道受礼学影响较深，提倡高雅的文化，长子鲍漱芳从小也受良好的家风熏陶，热衷行善，捐款救灾。现在安徽歙县棠樾牌坊群中的一座“乐善好施”牌坊，就是嘉庆皇帝为表彰鲍氏父子而立。鲍漱芳素爱古籍收藏，搜罗来很多古人的法帖，汇编成《安素轩法帖》，他寻思着怎么把纸质法帖永久保存下来，便请著名篆刻家党锡龄钩摹镌刻，共花了三十年时间才完成，光运石头就用了大量的财力、人力。解放后，鲍氏后人、著名画家鲍娄先将一百七八十方石刻献给了国家。“鲍家用刻碑的方式留存下珍贵史料，不仅是对文化的热爱，更是对文化的尊重。”韦明铧说。 扬州城里的东关街是明清时期盐商的聚居地，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小玲珑山馆（又称街南书屋）就坐落于此，虽然现已改造成了洋气、时髦的会所，但古朴、幽静、清冷中依然透着浓浓的诗书气息。《扬州画舫录》说：“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为最盛。”王世华认为，盐商中不乏附庸风雅之辈，但“扬州二马”投身文化事业是天性使然，兄弟俩自幼喜好诗文，分别著有《沙河逸老小稿》《南斋集》等诗集。“二马”“有未见书，必重价购之”，“以故丛书楼所藏书画碑版，甲于江北”（阮元《淮海英灵集》）。与很多藏书家吝借的态度相比，马氏兄弟大方太多了，丛书楼下设有居室，文人雅士不仅可以借阅或得赠书，甚至可以长期住在马家搞学问。全祖望的《困学纪闻三笺》，厉鹗的《辽史拾遗》《宋诗纪事》等都完成于马家。不仅购书、藏书，“二马”还把不同版本的校勘视为非常重要的事。王世华为我们还原出一幅当时的画面：“丛书楼上灯火通明，兄弟俩相对而坐，笔墨在旁，发现有出入就高兴得不得了，喝酒庆祝一下又埋头继续。行人看了都笑他们迂腐。”仰仗雄厚的家财和丰富的藏书，加之兄弟俩乐于传播学术文化，“扬州二马”刊刻了不少图书，时称“马版”。谢国桢就曾在《明清史谈丛》中对“马版”赞誉有加：“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仿宋雕刻的《韩柳年谱》，是一部雕刻精美的书籍。”马氏经营盐业的历史鲜有人乐道，藏书家的美名却闻名于世。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朝廷向天下广征图书，马氏一家就贡献出了700多种自藏孤本。 可以说，当时两淮地区的文人，很少和扬州盐商没有关系。商人借此弥补了社会名声，而广大诗文书画家也因获认可、资助而得以发展。韦明铧指出，“扬州八怪”就是一个和盐商依存度甚高的群体。清初，“四王”画派秉持“艺术趣味愈阳春白雪愈雅，愈接近一般下层民众愈俗”的观念（郑板桥《板桥偶记》），师法古人技艺，以正统地位雄踞于画坛，追求“我手写我眼”的“扬州八怪”自然就被当作“野狐禅”、“旁门左道”而受排挤。然而，“八怪”作品贴近生活、雅俗共赏，很容易就在传统观念相对薄弱、有着商品社会审美的盐商中流行开来。盐商们或为装点园林寓所，或为收藏存世，购买字画都是大手笔，还慷慨提供吃住，让书画家们生活无忧、潜心创作。郑板桥初到扬州时贫困落魄，马曰琯替他还清了旧债、修葺了房屋，两人后来结成忘年交。盐商经常在自家园林举办书画集会，邀请“八怪”交流切磋，甚至赞助其刊印著作，汪士慎的《巢林集》、金农的《画竹题记》就分别由马氏兄弟、江春刊印行世。其实，“八怪”不止八人，也全非扬州籍，得益于盐商的经济实力和癖好趣味，他们才得以自成一家。 “淮南盐商，既穷极奢欲，亦趋时尚，思自附于风雅，竞蓄书画图器，邀名士鉴定，洁亭舍丰馆谷以待……固不能谓其于兹学之发达无助力。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扬州盐商、尤其是徽商群体对发扬中国文化所做的贡献，媲美于当时意大利豪商对文艺复兴的作用。 浮华俱往，风流历史不只空有回忆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除了巨大花销、捐输报效，盐商家财产所剩无几外，道光中叶的盐政改革对扬州盐商来说是一致命打击。时任两江总督陶澍将两淮地区的纲盐制改为票盐制，只要纳税，人人可以领盐贩运。盐商的世袭特权被取消，曾经金窝银窝都不如的“根窝”，瞬间成废纸一张，“一时富商大贾顿时变为贫人，而倚盐务为衣食者亦皆失业无归”（金安清《水窗春呓·改盐法》）。再加上后来太平天国战争的消耗，扬州盐商多数破产，城市日渐萧条。“作事轩昂，向曰‘扬气’，以江南盐商扬州为多，其作事尽事奢华也。今则竟曰‘洋气’。”（曹晟《夷患备尝记》）王振忠说：“从‘扬气’到‘洋气’的变化，深刻反映了一个城市地位的变迁。” 当然，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扬州人，韦明铧更多体会到的是盐商们为了消费、享乐打造出的一张张名片，对扬州这座城市、对扬州人的影响。 扬州盐商养活了一大批闲人，为了打发无聊时光，他们泡茶楼、下馆子、进澡堂，带动了民间技艺的发展。“扬州三把刀”——切菜刀、修脚刀、理发刀就是扬州服务行业的指代，这些“长物”至今都在扬州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为了营造舒适的居住环境，盐商们斥巨资打造园林，才有“扬州以园亭胜”的美誉。韦明铧介绍：“城内大多数园林都跟盐商有关系。瘦西湖就是十几家盐商沿河造的别墅连接而成，当时都没有围墙，可供百姓参观。”还有扬州古典园林“个园”，其主人黄至筠就是扬州盐商八大总商之一。园内用不同石料堆叠成“春、夏、秋、冬”四景，将叠石造山的技艺发挥到顶峰，成为中国园林的孤例。 为了饱盐商们的口腹之欲，扬州的厨子竭尽精致之能事，光大了淮扬菜系。曹聚仁《食在扬州》中写到：“扬州的吃，就是给盐商培养起来的。扬州盐商几乎每一家都有头等好厨子，都有一样著名的拿手好菜或点心。盐商请客，到各家借厨子，每一厨子，做一个菜，凑成一整桌。”扬州干丝、灌汤包、扬州炒饭……指不定就是当年哪个盐商家的厨子，为讨主人欢喜潜心钻研出来的。 在不见烟柳琼花、有着鼓粘人湿冷的冬日里，扬州人依然过得温润、合意：定定当当地吃个早茶、舒舒坦坦地做个足浴……难怪韦明铧频频感慨：“扬州城的节奏，扬州人的生活态度，都好像定格在了那个繁华盛世里面，从没变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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