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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盐商也称两淮盐商，并不都是扬州人，而是指侨寓在扬州、从事盐业的各地商人。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为抵御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侵，建筑了由晋北到山海关的九边，拱卫北京。边防驻军需要粮食，政府就让商人运粮到边境去，“易之以盐”。商人拿着取盐凭证“盐引”（又称“盐钞”），到两淮地区取盐，再到行盐疆界去贩卖，史称“开中法”。当时的山西、陕西靠九边最近，山陕商人迅速崛起。然而，“运送粮草一路凶险，还要受到地方官僚的盘剥，商人们不堪重负。”扬州文化学者韦明铧说，当权者逐渐意识到这种实物交换体制不合时宜了。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主持盐政改革，商人不再需要运粮换盐，只要纳银就可拿到盐引，称为“折色制”。此时，南宋起便靠运木材等开始资本原始积累的徽州商人，抓住机会，纷纷来到扬州。“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明朝谢肇淛《五杂组》）可见，当时的扬州，山陕商人和徽商已经占据了主要地位。
乾隆年间盐照 “不过，盐商势力得以迅速膨胀，还要到晚明纲盐制度的确立。”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讲到这，特地强调了“窝”的重要性：“万历年间通过登记在册的形式，政府把行盐的资格、权力放给了特许的一批商人，这种名额、席位就称为‘窝本’、‘根窝’。”“窝”是世袭的，纲册上有名、握有“窝本”的都是资本实力雄厚的大盐商。“纲册上无名、没有‘窝本’的人就领不到盐引，只得跟大盐商去买盐引。”安徽师范大学教授王世华打了个比方，称盐引是有价证券。扬州城内至今还有一条叫“引市街”的南北向古街，顾名思义，就是买卖盐引的地方。“加上典当行、钱庄的兴起，无疑就是当时的金融街。”清朝年间，两淮盐商组织日趋成熟严密。盐商有总、散之分，“于商人之中择其家道殷实者，点三十人为总商”（清盐法志《职官门一·官制》），乾隆中叶又出现了权力空前的“首总”，由与皇室、官僚关系最为密切的总商担当。王振忠说：“首总-总商-散商格局的确立，进一步巩固了盐商的专卖垄断地位，经济实力空前庞大。” 盐商到底有多富？据宋应星《野议·盐政议》中所写，明末扬州盐商的资本已达白银“三千万两”，到乾隆年间跃升到七八千万两。什么概念呢？王振忠作了一番补充解释：乾隆三十七年，“康乾盛世”达到顶峰，当时的户部存银不过七千八百万两。在扬州盐商富可敌国时，朝廷也获得了巨额的盐税收入，“全国赋税之半来自盐课，而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乾隆《两淮盐法志》）、“两淮盐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捐益盈亏，动关国计”（嘉庆《两淮盐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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