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前提，是先把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提取出来，然后结合现实，加以弘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代，传统文化的生态是有区别的。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区，曾经是明清两代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但是对于这一地区的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对于两淮盐官的信仰与德行以及历史价值，我们还缺少详尽的研究。
道义是信仰的核心
中国古代盐业界的信仰或祭祀，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在两淮盐区，供奉的是夙沙氏、胶鬲、管仲。在长芦盐区，供奉的是盐姥、圣母、宝神。在两浙盐区，供奉的是馏头神。在山西解州池盐区，供奉的是宿沙氏、池神、条山风洞之神、蚩尤；山西蒲州的盐民又供奉关羽、张飞。在河南池盐区，供奉的是葛洪。在四川井盐区，供奉的神则有张道陵、十二玉女、开井娘娘、金川神、梅泽神、扶嘉、杨伯起、僧一新、艾谭惠孟四井神、黄罗二氏、井口土地、颜蕴三、炎帝、蚩尤、鲁班、华祝神等等。从上面这一堆凌乱不堪的名字来看，中国的盐业神到底是谁有极大的随意性。
但是，这个问题还是应该予以适当的注意，因为它并非毫无意义。至少，我们可以知道盐商、盐官、盐民在信仰方面的主流倾向。他们所信奉的盐神或盐宗，都多少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与底色，即道义。
明代来扬州业盐的山西商人，在扬州建过一座关帝庙。每年阴历五月十三，从山西迁居扬州的盐商，都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关羽是山西人，山西盐商对他的祭祀，实际上寄托了自己的乡思。同时，关羽所象征的也是中华民族广泛认同的正直、忠诚、义气等优秀品质。
清代来扬州业盐的徽州商人，在扬州多建土地庙。每年阴历二月初二，相传为土地神生日。扬州的徽州盐商在这一天都要张灯结彩，热闹一番。对土地神的祭祀，也是表现了远离家乡的徽商对故土的怀念。而土地神所象征的，则是中国人对于土地、山河、家国的深深眷念。
对于关羽和土地的崇拜，后来更多地注入了祈求保佑、祝愿降福的意思。随着盐商在两淮地区的世代繁衍，乡情逐渐淡薄，抽象的价值取向得到延伸。
徽州商人的宗族观念比较浓厚，历史文献中多有徽州盐商在江淮间建立宗祠的记载。《歙事闲谭》第七册载方西畴《新安竹枝词》说，清代在扬州的徽州人方氏，“尝创建宗祠于扬州，置祀田”。民国《歙县志》更明确地说，方氏“以侨居广陵，未能即归故里，乃建宗祠，置祭田于扬，聚族之商于扬者，属修祀事”。这些说明，对于血脉和家族的重视，是始终贯穿在徽商的精神信仰之中的。
关于安徽商人在扬州供奉谁的问题，皖南与皖北的商人有过一场争论。皖南商人要供奉朱熹，因为朱熹是皖南婺源人；皖北商人要供奉包拯，因为包拯是皖北合肥人。刘声木《苌楚斋续笔》卷一云：“粤捻初平，扬州设立安徽会馆，皖南商人欲供朱子，皖北商人欲供包孝肃。相争不已，无可解结，乃于正中供历代先贤位。光绪戊戌（1898），声木到扬就婚，暂住安徽会馆，询问何以不供朱子，有人告以皖南北争论之事，声木笑谓：‘皖北商人，只看包龙图等小说，心目中只知有包孝肃，无怪其然。若能读书明理，吾知其决不能以包孝肃比朱子矣！’识者以为知言。”朱熹和包拯二人，各有其历史地位与社会影响。大抵说来，朱熹多影响于士大夫，包拯多影响于老百姓。他们其实都是历史的巨人。皖南、皖北的商人只为他们的籍贯而争，以至于意气用事，互不相让，今天看来未免可笑。但在本质上，朱熹、包拯都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向上、清廉自律的部分。
据清人周庆云撰《盐法通志》卷九十八载，两淮盐区的盐宗庙有两座，一在扬州南河下，一在泰州西门内。这两座庙都建得很晚。扬州的盐宗庙建于同治十二年（1873），泰州的盐宗庙建得早一些，在同治元年（1862）。这里供奉的盐宗，也即盐祖，是夙沙氏、胶鬲、管仲。夙沙又作宿沙，相传是煮海为盐的创始者。胶鬲是殷纣王贤臣，传说他曾从事鱼盐之业。管仲是春秋时齐相，曾设官煮盐，首倡盐铁官营。无论如何，供奉这三个人，大家都没有意见。
盐宗庙在精神层面上，是盐商、盐官、盐民三者的共同信仰。在现实生活中，是商人和官吏双方的议事场所。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六云：“泰州西门内有小香崖者，中供先贤管子塑像，为淮鹾官商宴集之所。拓地约十馀亩，亭馆池榭，位置井然。”看来泰州的盐宗庙规模还不小。扬州的盐宗庙，后来改为曾公祠，祭祀曾国藩。近年来又恢复成盐宗庙。
有意思的是，扬州盐商还建过一座曹公祠，祭祀两淮盐政曹寅。对于曹寅在扬州的德政，两淮盐商还是很感激的。扬州盐商又有祭祀孔子之例。两淮盐界在各种不同场合，供奉不同的偶像，未必都是出于功利目的，祭祀孔子便是一例。即使是商人，在信奉财神之外，也还有道义的追求。
廉洁是为官的魂魄
“盐政奚废公未逢，盐政奚兴逢我公。”
“范来早，我人饱；范来迟，我人饥。”
这是明代扬州人歌颂两淮盐运使范鏓的两首谣谚，谈迁《北游录·纪程》引自万历《扬州府志》。一个盐官，竟能得到人们这样的拥戴，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据《明史》卷一九九《范鏓传》载：“范鏓，字平甫，其先江西乐平人，迁沈阳。鏓登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授工部主事，迁员外郎。嘉靖三年（1524）伏阙争大礼，下狱廷杖。由户部郎中改长芦盐运司同知，迁河南知府。岁大饥，巡抚都御史潘埙驳诸请赈文牍，候勘实乃发。鏓不待报，辄开仓赈之，全活十馀万，民争讴颂鏓。语闻禁中，帝为责户部及埙与巡按御史匿灾状。埙归罪鏓以自解，被劾罢去，鏓名由此显。迁两淮盐运使，条上鹾政十要。”范鏓在未得到上司命令时，就开仓赈民，救活了十多万老百姓。他后来迁任两淮盐运使，是因为他的良好政声。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繁衍的根脉。在两淮盐官中，同样能够发现他们身上具有克己奉公、以民为本、光明坦荡、淡泊明志等崇高品德。
过去一直说盐官多爱贪贿，但盐官也不乏廉洁者。清初石成金《掷金杯》中说，扬州府崔华升任两淮盐运使，由于高僧智朗和尚的劝诫，而成为一个十分清廉的官。“崔公自会朗师之后，凡事但有贿赂，俱辞不收，亦不听情嘱。在任五年，两淮盐商感激，至公捐造崔公祠，在运司前，至今流芳不朽。”像崔华这样的盐官，并不是个别的。
例如道光年间担任两淮盐运使的俞德渊，字陶泉，就是一个廉洁奉公而且精明强干的人。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三云：“闲与两淮鹾官谈历任都转之贤，以李秬轩为第一。邹公眉观察曰：‘秬轩之清操亮节，诚不可阶，然有守而兼有为者，终推平罗俞陶泉德渊一人而已。’”在陶澍整顿淮盐之始，到处寻觅人才而不得，只好写信给梁章钜，梁章钜就推荐了俞德渊。俞德渊做过苏州知府，在任上“实心实政，皆余所目击心仪者也”。《浪迹丛谈》说：“闻陶泉初到扬时，运库并无馀积，次年遂有三百万之储。此席拥东南财赋之雄，冠盖往来，每多觖望，谤议丛兴。自陶泉莅任后，改弦更张，洗手奉职，而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亦无不各得分愿者。惜其用心太苦，精力骤衰，位不称才，年不副德，论者伤之。”
俞德渊苦心经营，使得两淮盐务迅速改观，而他自己却“改弦更张，洗手奉职”，赢得了廉洁之名。他去世后，梁章钜有一联寄挽之：“殚心力以报所知，一代长才出甘陇；处脂膏而不自润，千秋遗爱满邗江。”当时有评价说，俞德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谓甘肃那样边陲地方乃有此人物。又说，俞德渊如能长期管理淮盐，是最合适的人选，可惜扬州少了一个行家里手。
光绪《两淮盐法志》中有《名宦俞德渊传》，其中说：“扬州俗尚奢靡，德渊以俭朴矫之，谨守管玥；权贵游客皆失望，德渊不顾也！”两淮盐务本是肥肉，谁都想来咬一口。刮地皮的达官，打秋风的寒士，凡来扬州者，无不想从盐官或盐商那里讨到好处。俞德渊既然谁都不给面子，“权贵游客”怎么能不对他失望呢？李详在《药裹慵谈》卷五《俞德渊惩改扬俗》条中说，光绪《两淮盐法志》对俞氏的赞美，其实暗含了对他的前任卢雅雨、曾宾谷的批评。这也许不错。
俞德渊的死，据说也和他的廉洁有关。俞德渊是卓某在陕甘主考时所举之士，卓某该是俞德渊的恩师。后来，卓某因库案赔款，向门生借钱，唯有俞德渊未应。此后，卓某船经扬州，俞德渊上船拜见卓某，卓某故意对别人说：“我辈若无师门，便无今日。但是目下时风，多有忘本之人，真可慨叹啊！”俞德渊在卓某船中，卓某始终不与交一语。几日后，俞德渊忽然得病暴卒，时人多传他是蒙受了卓某的羞辱所致。事见《水窗春呓》、《药裹慵谈》等书。
另据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嘉庆时担任两淮盐政的额勒布，也是个极为廉洁之人。按照旧例，盐院别库每年要另征几千万两银子，“乃鹾贾结交势要之物，听使者主持”。但是，额勒布对这些银子从来不动。有客来访，额勒布都是“自馈肴蔬果饵数器而已”。他的名言是：“吾为扬州开一生面也！”嘉庆戊辰（1808），额勒布离开扬州回京，扬州盐商相送至王家营，赠上四十万金，额勒布正色谢绝。盐商们十分感动，他们几乎不相信天下居然有不爱钱的官。
才干是执政的基础
梁章钜写《浪迹丛谈》时，已是两淮盐务江河日下的道光后期。他感叹道：“扬州耆旧如晨星，提倡风雅者绝无人，而鉴藏书画之风亦久阒寂。”
其时在扬州称得上是风雅中人的，只有童濂和谢淮两位昔日的盐官。童濂字石塘，谢淮字默卿。梁章钜写道：“石塘为淮北监掣，默卿为淮南监掣，两官如骖之靳。石塘专好书画，默卿专工诗词，两人之雅尚，亦鹾宦中铮铮者也！”值得注意的是，被称为“鹾宦中铮铮者”的盐官，他们的业务能力和经济才干一点也没有提到。他们的“雅尚”，只是“专好书画”和“专工诗词”。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在这里暴露出了致命的迂腐和偏颇。
实际上，在清代两淮盐官中间，真正称得上是经济人才的不多，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做过两淮盐运使的金安清，要算是一个佼佼者。坐观老人《清代野记》卷上《金梅生之钻营》条说：“金安清，字梅生，浙之嘉兴人。少游幕于南河，由佐杂起家，洊升至两淮盐运使。工诗古文词，尤长于理财。”光绪《嘉善县志》有金安清传记，说林则徐很欣赏他。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对金安清的经济才干有详细记载。据说金安清对于清朝历代皇帝在位期间的财政收入情况，了如指掌，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清朝野史大观》卷七写金安清有卓超的理财能力：“尤长于理财……当咸丰季年，江南全省沦陷，仅江北十馀州县。金以运使驻泰州，督办后路粮台，设厘捐以供南北防军，岁有赢馀，……故以一隅之地，而供给数万大军无哗饷之虞，不可谓非人才也。”俞樾《春在堂笔记》卷三赞赏他说：“金梅生都转安清，负才望，喜谈天下事，亦振奇人也。自西事之兴，士大夫持正者，多喜言战。梅生独主议和，曰：‘人知和之可耻，而不知不战而能屈人之更为上。’”这些见解都不同凡响，可惜其人品不端。
做过仪征淮盐总栈要员的蒯光典，也是一个经济人才。李详《学制斋文钞》卷三《清翰林院检讨蒯光典行状》说：“君讳光典，字礼卿，一字履卿，世为合肥人。……君本以文学为当世表，特继以能守其宦，而于淮南北盐务督销，所施尤著。”张之洞很赞赏蒯光典的经济才干，他在一篇奏折中说，淮盐疲弊，亟须“廉明干练之员”委以重任；而蒯光典管理仪征淮盐总栈之后，“该道念两淮盐务岁收课厘及新旧加价，各案多至六百数十万两，为国家饷源大宗，身任钜难，绝无推诿，实为江南办理盐务第一出色之员”。据说蒯光典上任后，一面打击私盐，一面疏通官盐，两淮盐课状况很快有了改善。
当然，两淮盐官中也不乏无能之辈，典型人物要推清初两淮盐运使张应弨。据说他遇事毫无主见，盐商们向他请示，他的口头禅是：“太爷们，你饶了我吧！”康熙帝曾密令两淮巡盐御史李煦调查张应弨的情况。李煦在康熙六十年（1721）八月的一份奏折中报告说：“奴才近见两淮官盐壅滞，私贩直达江广口岸，以致商皆亏本，公私交困。皆由司鹾者恩威不立，疏通无术，是以怨声沸腾。”有意思的是下面一段话：“盖张应弨本系迂腐书生，未曾历练，临事束手。闻众商有公务进见，或议论参差，应弨不能决断，辄云：‘太爷们，你饶了我吧！’两淮传为笑谈。”张应弨一直以“清官”自居，但是对于一方大吏而言，仅仅不贪而毫无行政能力，是绝不够格的。
回顾明清两淮盐业的政治生态，特别是两淮盐官的精神追求与道德自律，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来源：扬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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