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扬州盐商， 所谓扬州盐商，是指侨寓扬州，或者说坐镇扬州经营两淮盐业的商人，但究其实，扬州盐商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是扬州人。那么为什么经营两淮盐业的商人会选择扬州作为其聚集地呢？这和扬州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有关。扬州地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西濒运河，东临大海，方圆数百里内，河道纵横，水陆交通便捷，是自隋朝开凿京杭大运河以来南漕北运船舶必经之咽喉。加之扬州附近有当时全国最大的海盐产场，即江苏境内淮河以南和淮河以北的两大片产盐区，历史上一直流传着“两淮盐，天下咸”的民谚，而两淮盐业的管理中心就在扬州，扬州自然也就成了两淮盐商的聚集地。对于扬州盐商来说，市场就是他们的生命，通过垄断市场而低价获得商品、高价出售是他们的创富路径。由于淮扬自古就是税赋重地，凭借政府给予的特权，他们获得了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等6个省份的巨大市场，而这6个省份几乎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因而成就了扬州盐商的鼎盛，也造就了扬州的繁荣。尤其是清康雍乾年间，扬州盐商的财富和影响力可谓达到了极至。如乾隆37年（1772年），扬州盐商年赚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的60%左右。而这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的32%，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占了世界8%的经济总量，扬州盐商可谓富甲天下，“扬州盐商”四个字也几乎就成了盐商的代名词。 在封建社会，盐课是政府仅次于田赋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国家盐业政策的根本动机就是获取税源。中国古代的盐业制度比较复杂，但归纳起来，其实质不外乎专卖制和征税制两种。前者是由国家经营，寓税于价；后者是由商人经营，课税于商。但产运销的一切活动都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这一点是毫无例外的。在这种严厉管制之下，盐商的生存环境是比较艰难的，可以说政策就是盐商的生命。扬州盐商和自贡盐商的发韧和衰败，无疑都受到了国家盐业政策的根本性影响。 扬州盐商发展史 盐船 扬州盐商是清政府盐业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清朝初年他们并非十分富有，但淮扬作为自古赋税重地的地位，使扬州盐商得到了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极大支持，从而实现了快速崛起。一方面，他们受益于国家的引岸制度。当时清政府为了方便对行盐的管理，将全国划分为十一个区域，各区域所产之盐均按指定地域销售，而扬州盐商所在的两淮盐区，包括了江苏、安徽等六省的大部分地区，且尽是富庶之地，这为他们聚集财富创造了基础条件；另一方面，他们还受益于当时在两淮盐区所实行的特许专商制度。即政府授予若干资本雄厚的大盐商以贩盐专利，由其总领盐引，普通盐商不直接享有贩盐专利，而是必须先向政府特许的专商购买盐引，才能承引纳课并购盐贩运，其所纳课由专商代缴，一切经费亦由专商摊派。客观上造成了专商对盐的贩运和销售的垄断，获取了大量的垄断利润。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扬州盐商由盛而衰，尽管也有战争等诸多因数的集合，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政府对两淮盐区盐业政策的改变。自道光十二年（1832年）起，清政府在两淮盐区逐渐取消特许专商制度，开始推行盐票法，即取消行盐商人的世袭专卖特权，任何人只要纳税，就可以领盐贩运，且所贩盐可以在指定的地段自由销售。这一盐业政策的改变，给扬州的大盐商们以致命的打击。在取消了特许专商制度之后，各地的小商贩竞相参与盐的运销，原有大盐商的垄断利润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扬州盐商商人 扬州盐商是具有“官商”身份的特权商人，凭借海盐运销的垄断特权获得巨额的垄断利润，但他们深知国家之所以会给予这样的政策，是因为扬州的盐税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撑，只有持续不断地给国家创造税收才会有政策，而只有有了政策也才可能有自己的利润，因此，他们决不与中央政府争利，而是利用中央政府需要增加财政收入这一根本动机，一方面为国家创造大量的盐税，一方面为自己攫取丰厚的利益，同时，他们出于利益需要也会选择适当的时机报效国家，或是直接报效皇帝，以此获得政府更加有力的支持，这无疑是深谋远虑之举。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清政府镇压林爽文起义，盐商江春捐二百万两银子“以备犒赏”；嘉庆年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清政府极感军饷匮乏，盐商鲍漱芳积极向清政府“输饷”。有时他们是间接回报政府即为地方做好事、促进地方稳定，如清政府治河经费不足时，盐商们“聚众输银三百万两以佐工需”等。在扬州盐商们看来，这种“报效”或“乐输”是一石数鸟的好事，一方面可以取悦最高当权者，使之放心于地方的安宁和盐税的有保证；另一方面，可以与政府特别是盐务主管部门保持良好关系，以便于争取更多政策。同时，对公益的建设，如水上航道的疏浚和维护等，也利于其盐船的通行。当然，这种“报效”并不都是扬州盐商们所心甘情愿的，但客观上他们的确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而使政府在决策时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利益和感受。 除热衷于报效国家之外，扬州盐商还不吝投入，大力结交当权者，与当时的统治集团高层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康熙年间，刑部尚书徐乾学曾把十万两银子交给大盐商项景元从事投机贸易活动，大盐商安麓是大学士明珠家仆的儿子；乾隆年间，扬州盐商更是以布衣上交天子，乾隆皇帝几次下江南，都是由当地的大盐商代替地方官员接待的，为了给乾隆南巡修建临江行宫，就耗银二十万两，大盐商江春曾代表两淮盐商六次招待皇帝，两次恭贺皇太后生日，还参加过皇帝所邀请的“千叟宴”；民国时期，“四大家族”中的重要人物，七海银行创办人陈光甫经营的大公盐号就是淮盐运商中的巨户。这些人物中，有的直接左右全国的政策，有的与当权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影响国家盐务的决策。两次川盐济楚之后，最终都恢复了淮盐在楚地的引岸，不能不说与扬州盐商所联系的政治力量有极密切的关系。 随着产业的不断扩张和财富的膨胀，盐商们开始不仅仅满足于与当权者建立利益关系进而影响其决策，而是希望进入统治阶层，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 同清朝的其他成功商人一样，扬州盐商也热衷于捐官。据统计，从顺治元年至嘉庆七年（1644-1802）先后有180个盐商家庭成员通过捐纳得官。⑽但这只是他们获取社会地位的一种捷径而已，盐商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改变自己商人的属性，真正进入到统治阶层。因此，他们普遍致力于培养自己的子弟业儒仕进，通过科举的途径得到功名，反映出浓厚的崇儒情节。虽然现在无法确切地统计出有多少扬州盐商家庭成员成为士大夫进而进入统治阶级，然而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呈现出当时他们社会流动的一般趋势：平均盐商家庭经过两代或三代之后，即非原先同样的社会身份，多数盐商家庭达到小康时，年轻的成员就被鼓励从事学业，最终目的便是从政。值得注目的是，人数约三百或更少的盐商家庭，在顺治三年至嘉庆七年（1646-1802）间，造就了139个进士和208个举人。这些进入统治阶层的盐商子弟，便成为了扬州盐商在政坛的一支重要嫡系力量，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扬州盐商园林 古人评价杭、苏、扬三座繁华城市时曾说：“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圆亭胜。三者鼎盛，不可轩轾。”（《扬州画舫录》卷六）“虽有人作，宛如天工”的扬州园林多数是盐商营造的。马秋玉在扬州东关街建造了一处专门招待文化人的“街南书屋”，实际上是一处有十二个景点的园林式住宅。书屋园内有一不加雕琢而具备透、绝、瘦三字之奇的太湖石，故取名为小玲珑山馆。园内景色幽深，藏书百橱。当世名家厉鄂、全祖望、杭世骏皆在此读书、校书、著书过。全祖望在这里完成了《困学纪闻三笺》，厉鄂在这里完成了《宋诗记事》。此外，盐商建造的园林还有鲍志道的“西园曲水”、乔国桢的“东园”、郑侠如的“休圆”和陈静斋的“梅庄”以及黄应泰的“个圆”。它们或居山临水、宏阔显敞，或轻盈多姿、空灵玉立，或板桥竹影、清丽常春。在这些园林泉石、修竹茂林间，盐商们常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果盒、茶食盒各一。邀请诗人画家作诗作画，诗成即发刻，几天后诗书出版发行于市肆中。正如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说：“扬州诗文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篠园及郑氏休园为最胜。” 这就是扬州盐商，相对于同时代的晋商而言，风流儒雅，品位自高。他们钟情于在平常生活的寻觅闲逸情趣，洗涤荡尽了他们身上的市侩习气。而晋商却被讥笑为“高低镶鞋踩烂泥，羊头袍子脚跟齐，冲人一阵葱椒气，不待闻声识老西”。仅从晋商的住宅就可看出，它与盐商园林式住宅有着不同的风格与气质。“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复盛公是赫赫有名的大晋商乔贵发，其乔家大院曾是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拍摄场景。大院整体呈双“喜”字型。共有6个大院，12个小院，313间，院内触目皆是“招财进宝”、“麒麟送子”、“天官赐福”之类的砖雕或木刻。尽显奢侈考究，但缺乏园林的那种雅味。而且处处体现了夸耀、傲慢、趋利而为的粗陋习气。 盐商兴建书院别晋商扬州盐商最大的贡献就是修建和资助书院。乾隆初，汪应庚捐资五万金重修扬州府学，马氏出重金修著名的梅花书院。当时广储门外的梅花书院、三元坊的安定书院、府东的资政书院、府西的维扬书院和仪征的乐仪书院均靠盐商财力支撑。学院教授的聘金是非常高的，地位也很高。大多都是进士出身，或是名望很高的文人。这也是初入扬州无奈卖画的郑板桥所羡慕的职业，只是当时的郑板桥毫无名望罢了。书院的繁荣，文人的荟萃，开清朝一代风气的学术、诗文名家皆来过扬州，浓厚的学术氛围逐渐形成了秩然可观的“扬州学派”。已故当代学者张舜徽评价说：“清代学术，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这不能不说与扬州盐商雄厚的财力和招揽天下文人墨客的儒雅有关。而晋商则很少有雅兴与文人交往，更不愿将自己辛苦赚来的钱投资在毫无利润可捞的教育事业上。他们有种特别“土”的理财方法，就是将大部分赚来的钱币窖藏起来，以备不测。这也许是以前晋商窖藏粮食的遗风所濡。“以末起家，以本守之”是山西商人恪守的信条。他们宁愿将钱币藏在窖里，既不愿也懒得在赚钱存钱之外花费更大的精力。 编辑本段扬州盐商销盐购销差价获巨利盐引 清代有三大商人集团，山西的票商、广东的进出口商，还有扬州盐商，其中利润最高、实力最为雄厚的还是扬州盐商。但盐的价格却很低廉，盐商又是怎么从价格低廉的食盐中赚得利润呢？这就需要先了解一下当时盐业的运作方式。 从汉朝开始，政府就采取了盐的专卖制度，也就是说，商人们要想从事盐的买卖，必须得到政府的特别许可，历代王朝都从这项盐业专卖制度中获取了巨额的税收。到了清代,这种制度依旧被延续下来，扬州盐商们要获得政府的特别许可而从事盐业的经营，就必须获得食盐专卖的凭证---“盐引”。 “盐引”俗称“窝子”，是清代食盐专卖的凭证。盐商们获得盐引之后，必须到指定的地区去贩卖食盐，两淮盐区包括6个省，它们是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 离扬州不远的仪征是清代两淮盐业的运输集散地，当时这里集中了无数的运输食盐的大小船只，每年4月，两淮盐业的主管官员都要率领各大盐商到这里集中，举行开江大典。从这天起，两淮盐商的盐船便开往湖南、湖北、江西等政府指定的销售地点。 食盐在运销的过程中，必须统一使用官方发放的口袋，每袋称为一引，引是一个计量单位，但时代不同，引和斤的换算比例也有很大差异。 两淮地区是当时中国食盐消费量最大的地区，以乾隆朝为例，两淮地区每年核定的食盐运销总量为180万引。以一引364斤计算，180万引就是6500多万斤盐。盐商们在两淮盐场的收购价格为一斤5文钱左右，而销售到消费者手中的价格为每斤二三十文钱，毛利达到约500%。而扬州盐商正是从这悬殊极大的购销差价中获得了惊人的财富。 据统计，除去政府税收、运输、销售的成本，扬州盐商每年实际获利达到750万两白银，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仅为4500万两，也就是说,扬州盐商的收入相当于清政府收入的六分之一。扬州盐商的运作资本更是达到7500万两，而当时掌管中央政府财政大权户部的库存银两也就是七八千万两白银。盐商获得了巨额利润的同时，清政府也获得了大量的税收。 官商协调靠总商总商协调官商 盐业生意未必一本万利，盐商们如果经营不善也会破产，甚至会遭遇灾难。为避免破产的盐商影响政府税收，清政府设立了总商制度。 总商是介于官商之间的人，是盐商和政府之间的协调者。一方面他有政府专员的身份，有管理其他盐商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也是盐商们的代表，代表盐商的利益。在总商制度下，如果有盐商拖欠税收的，就由总商带领其他盐商共同陪补，有了总商，政府的税收也就有了保证。此外，如果政府需要盐商们额外掏腰包的时候，也先通知总商，让总商向下摊派。 汪应庚是个富甲一方的总商，同时他也是扬州盐商中捐助社会公益事业最慷慨的人，这让他在崇尚奢靡生活的扬州盐商中显得卓尔不群。乾隆年间，扬州发生旱灾、水灾，汪应庚拿出十几万两白银救助灾民，被他救助过的灾民数量达960万人。除了救助灾民，汪应庚还热心于教育事业。 汪应庚对于扬州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不少帮助，捐出五万多两银子来修州学。另外，他买了1000多亩土地，作为教育基金，府学经费不够的时候拿来调剂。 汪应庚还多次捐赠棉衣给育婴堂，同时他还出钱帮助提高育婴堂员工的薪水。汪应庚还在当地大明寺的东面，扬州蜀冈之上种植了大量松树，名为“万松岭”，他也被人们称为“万松居士”。据嘉庆《扬州府志》记载，汪应庚死的时候,无数扬州居民为他送葬，哭声震天，扬州人还在平山堂为他塑像，和欧阳修一样，年年拜祭。 编辑本段盐商和扬州的人文盛况自隋唐以来，东南有三大政，曰漕政、盐政、河政，扬州及其周围的两淮地区，处于这三大要政的冲要之地，遂成为东南一大都会。扬州北临淮河、南拒长江，处于长江与南北大运河的交汇点。“以地利言之，则襟带淮泗，锁钥吴越，自荆襄而东下，屹为巨镇，漕艘贡篚，岁至京师必于此焉是达。盐业之利，邦赋攸赖。若其人文之盛，尤史不绝书。”扬州成为全国著名的交通、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之一。交通的发达，以盐业为中心的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南北文化在此交汇，促进了扬州的文化发展。扬州是历史文化名城，素有“人文荟萃”之称。“怀才抱艺者莫不寓居于此，四方贤士大夫无不至此。”正是历史的真实写照。这种格局的形成,除交通条件、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外，与经济条件，特别是明清时期两淮盐商对文化事业的支持，有着极大的关系。 盐商虽然有着足够的财力用于自身的享受和经营，但很难说每个都有足够的实力来保证自己的社会身份、个人地位与家族声誉受到社会的尊重，因而盐商为了确保个人成功感的满足及自身的社会声誉，常常采用兴办学校、结交文人、招致名士、收买字画、收藏名物、扶助贫士、刊刻贮藏图书等种种文化活动来达到此目的。这些文化活动从主观上是为了满足自己对社会地位的心理追求或个人的学术爱好，但客观上推动了扬州文化事业的一度繁荣。应该说明清时期，扬州城市文化走向又一个颠峰确实是与此时的盐商厚实的财力有着极大的关系。日本史学家寺田隆信在其《山西商人研究》一书中说:“正是由于山西商人和新安商人在财力上的支持，扬州才在文化上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盐商对文化教育事业非常重视,而且相当舍得投入。很多盐商家中都有私塾。专门聘请一些学者来家中坐馆教书。这种私塾是专门用来教育自己子女的学校。为了更好地教育自己的孩子。他们也常常请比较有名的教师来上课。当然所花费用也就多了。 除了私塾外，盐商也热衷于捐资修建书院。用来普及和提高一方学子们的文化水平。我国书院开始于唐代。宋元以来。书院日益增多和普及。至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由于有盐商在财力上的支持。清代扬州的书院迅速得以恢复和重建。三元坊有安定书院，北桥有敬亭书院，北门外有虹桥书院，广储门外有梅花书院。童生肄业者,则有课士堂、邗江学舍、广陵书院;训蒙则有西门义学、童子义学等等。柳诒征在《江苏书院志稿》中说:“两淮盐商利甲天下，书院膏火资焉，故扬州之书院，与江宁省会相颉颃，其著名者有安定、梅花、广陵三书院，省内外人士咸得肄业焉。”这些书院、学校的资金大都来自于盐商。正缘于雄厚的经济实力，扬州书院的地位与南京书院不相上下。 安定书院是在康熙元年由盐运使胡文学与一些盐商共同筹款而建成的。梅花书院是由盐商马曰独自出资兴办的。敬亭书院是由两淮商人出资在康熙二十二年建成的。担任过两淮总商的汪应庚在乾隆元年见扬州学府---江甘学宫岁久倾颓，捐出五万两银子重新修建，使得学宫焕然一新。又拿出二千两银子购置祭祖用品和乐器，一万三千两银子购买膏腴之田一千五百亩，作为学田，归学宫所有，以每年的租税作为学宫的年修经费及参加乡试学子的花费。《清稗类钞》中记载“汪太太捐资助书院”一事，扬州的安定、梅花两书院，绌于经费，汪太太独捐资数万以为之倡。这种类似的零星捐助在推动书院的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书院也就能请到一批一流的学者来此执掌书院。他们有的称为山长、掌院、院长。安定书院的院长有杭世骏、赵翼、蒋士铨、陈祖范等；梅花书院的院长有姚鼐、茅元铭、胡长龄等。因有众多名流学者集中于扬州讲学，不仅吸引了本地区的生员来书院读书，而且还有不少是外府、外省的生员来扬就读。“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极盛”。安、梅两院为扬州培养了很多人才。如著名经学家段玉裁、训诂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以及后来成名的梁国治、洪亮吉、孙星衍、顾九苞等人，也都是安定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而扬州学派中的刘文淇、凌曙则出身于梅花书院。在嘉庆四年即1809年，梅花书院的生徒洪莹在殿试中取得了状元，扬州特意建造了文昌阁，设立了孝廉堂，专门给举人讲课。《扬州画舫录．新城北录》中说姚鼐在梅花书院掌教时“风规雅峻，奖诱后学，赖以成名者甚多。”安定、梅花两书院确实成为有名于一方的书院。王振孙说:“安梅两院,自清以来校课士子，不限于一郡一邑，故四方来肄业者，颇多通人硕士，而其后多满天下者,亦不可胜数。……可谓极人才之盛矣。”由于盐商们对教育的重视，扬州在清代人才辈出，整个清代扬州府进士总数达348名，而且还有11名一甲进士，扬州成为国内重要的文化发达地区。 扬州的文化教育发达如此，同时又是两淮的盐业中心，巨大的资本和财富聚集于扬州，这引起了四面八方众多文人的向往。孔尚任认为天下有五大都会为士大夫必游之地，其中之一就是扬州。文人在这里“登临凭吊、交结文人”。此时的扬州“怀才抱艺者莫不寓居于此”。扬州作为文人聚集之城,为许多人所提到,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称:“扬州为南北要冲，四方贤士大夫无不至此”,在其书中列举了数百个名闻遐迩寓居于扬州的文人摹刻的名字。因而在谢 《书画所见录》中称:“海内文士,半集淮扬”。确是一种真实的扬州人文场景的写照。 众多的文人纷纷远离故土而聚于扬州，既有因扬州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南来北往极为方便，也有扬州远离政治中心，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创作的氛围比较宽松等方面的原因。更需要指出的是盐商丰厚的财力,重视文化知识,不惜千金的风度,对于文人这也是一大吸引力所在。众多文人在扬州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便是盐商们对于文化作品的慷慨投入。正是盐商们对众多诗人、书画名家的作品的喜好与需求,利用自己的财力收买这些作品,这便成为众多的书画名家们创作的经济动力,同时也无疑促进了扬州书画市场的出现和形成。据《扬州画舫录》一书统计，扬州书画家有559人之多。这么多数量的书画家要生活下去，如果没有书画市场，没有盐商们对此的需求，他们的生存是无法设想的。正如郑板桥在《署中示舍弟墨》说的:“学诗不成，去而学写。学写不成,去而学画。日卖百钱,以代耕稼;实救困贫,托名风雅。”为了生计，书画家们要写字作画。郑板桥做官前在扬州卖画,罢官后又在扬州卖画,“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李方膺去官后，穷老无依，更肆力于卖画,以资衣食。金农说过:“今人涂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便悬之于市肆,以易斗米。”他在扬州近二十年,卖书画自给,岁得千金。扬州盐商们收购字画，客观上给大批书画家解决了生计问题，从而促使了扬州文化事业的发展。郑板桥说得好:“但使囊有余钱,瓮有余酿,釜有余粮,取数叶赏心旧纸，放浪吟哦，兴要阔，皮要顽，为官灵动胜千官,达到六旬犹少。”书画卖得出去,生计解决了,即家有余钱、余粮、余酿,才能更好地创作书画。书画市场的繁荣正是缘于盐商们的热情与银子。也正是缘于这样的环境、这样的阶层才使得众多文人因生计、因功名等种种原因来扬州创作、发展。当时的许多文人来扬州欲借盐商的资金有所建树,而当时的盐商亦“喜招名士以自居”，从而使扬州士子稍读书者寓居于盐商,即不忧贫，不为衣食生计而烦忧，才能潜心于学术的钻研和创作。这种风气无疑使扬州很快成为一座举足轻重的文化城市。文人因为读书而能致富，在当时只有在扬州才变成了真实，才变成了可能。 事实也正是如此。盐商安麓村以“好士”称,江淮间文士贫不遇者,多依以为生，安麓村始终礼遇之,不稍懈也。安麓村以厚实财力不吝啬地投向文人的例子很多。在《清稗类钞》中记载，安麓村刻《书谱》时曾求袁枚题跋。袁枚仅仅写了“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随园袁某印可，时年七十有七”数字，安氏就喜出望外，赠二千两银子为礼金，一字就值百两银子，这种一文千金的交往应酬,也只有扬州的盐商才具备此实力。另一位著名的盐商马曰 ,字秋玉,“所与游者,皆当世名家,四方之士过之,适馆授餐,终无倦色。”在《扬州画舫录》中,记录马曰 供养文人的事例很多。最典型的是杭州人历鹗,来扬州为马氏食客,他利用马氏的藏书，关注于宋人文集、诗话说部以及山经、地志等，著有《辽史拾遗》、《宋诗纪事》、《南宋杂事诗》、《东城杂记》、《南宋院画录》等重要作品,蔚成大家。另一位寄居于马氏小玲珑山馆的著名史学家全祖望,一度曾得恶疾,马曰 出千金招聘扬州的著名医师,加以治疗。吴兴人姚世玉客死扬州，马氏出面为其料理后事，并刊刻其所作《莲花庄集》。在马曰去世后，袁枚在凭吊其挽诗中曾言“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他用“供养文人过一生”来描述马曰 与文人交往的一生应该是相当真实而准确的。继马曰之后,大盐商江春、江 两兄弟承继了这一风气。凡士大夫过扬,，问其馆于何家,，不曰江春的康山草堂，即紫玲珑阁。《扬州画舫录》卷12称江氏二兄弟“雅好交游文人，四方词人墨客必招致其家，家有大厅可容百人，奇才之士,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阮元在江死后所作的挽诗中有两句“从今名士舟，不向扬州泊。”可见江对名士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除了几位盛极一时的大盐商不惜千金供养文人之外,盐商程晋芳、程梦星也是如此。尤以程晋芳“独好儒术,购书五万卷,招致天下高才博学,与共讨论,四方宾客、游士辐辏其门,由此交日广、名日高而家日替,”由于与文人交往花费太多，程晋芳本人又乐善好施予，无偿地接济亲朋好友，因而家业更加衰落，最后竟是贫不能自给。与名士的交往达到了痴迷的境界，甚至令自己到了山穷水尽、倾家荡产的程度，这在其他任何商业城市都是极难想象出来的。 由于盐商们的厚实财力、热情邀请、真诚相待、众多的藏书、舒适的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盐商周围集结了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其中不少是名盛一时的学者、诗人、画家。正是由于盐商们的召集与资助，使得他们在一种无忧的环境下舒畅地生活和全心地创作，也使得扬州形成了自己的画派和学派，文化显示出了空前的繁荣，扬州成了与其经济位置相称的文化中心，涌现了一批名垂千古的作品与著作，为后人积累了极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也成为今日扬州的宝贵历史文化财富。这种建立于盐商财力基础上的文化繁荣随着盐商财力的衰减而渐渐地没落。当盐商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时，扬州再也没有吸引全国一流文化名人的引力，也失去了东南文化中心的位置。但是，昔日创建的文化丰碑与几百年形成的文化氛围和积淀至今还在影响着扬州文化的发展与前进，成为扬州建设文化名城的历史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评说盐商对扬州社会文化的影响，应该是积极的，也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经济的繁荣与变动，对社会文化是有力的拉动。唐代扬州最称富庶，是人文荟萃之区，许多诗人为扬州所吸引，联翩而至，写下了为数甚多的歌咏扬州的诗篇。“烟花三月下扬州”，“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十里长街市井连”，“夜市千灯照碧云”，“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等华章名句，道尽了扬州的繁华，也留下了历史的记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扬州洋溢出的青春气息，给诗人们以极大的感染，对他们的诗风有良好的影响，只要遍读一下唐代诗人的扬州诗，就会得到深刻的印象。 经济对文化的作用，在清代中叶体现得最为明显而具体。清代扬州学派成就巨大，有人认为，这反映了另一面：慑于清政府文字狱的严密，使学者不得不向故纸堆中讨生活。其实这是一面之词。慑于文字狱，可以表现的形态很多，怎能因此而造成学术上的登峰造极。实事求是地说，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当时“政局稳定，生活安全，使学者有余裕以自厉其学”。这就是说，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经济发展，学者不需为日常生活发愁，才能一心一意做学问。当时扬州的经济，确能有这样的保证。还需注意到，清代与唐代有所不同，同是经济繁荣，还产生了一些士商关系的变化，士和商不再是两不相干的阶层，而是士商合流或亦儒亦商。与扬州学派有渊源关系的戴震，父亲是徽州市商，戴震少时曾跟随父亲在外经商。扬州学派中阮元的母亲出身盐商家庭，凌廷堪是徽商之子，年轻时有过经商的经历；汪中年轻时是扬州一家书店的店员，也是学商的。《扬州画舫录》记载过一位经学家纽树玉，是一个贩运木材的行商，“每负贩往来，必经邗上（扬州），留与邑中经学之士讲论数日乃去。”真是做生意不忘治学。社会经济富裕，商人富有，学者间富于同情和互动，加上这种社会环境中的思想较为解放，学术昌盛就有其必然性。当时相继而起扬州画派、广陵词派、广陵琴派、广陵棋派、扬州曲艺等等，都是这一土壤的产物，扬州有广阔的文化市场。 商人，主要是扬州盐商，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使转而向文化发展。一是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由商人而进入文化人之林；一是扶持社会文化事业，乐于出钱出力。具体的一些人物和活动，已成为扬州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如著名的“扬州二马”，“富藏书，喜结交文士”，为学者的撰述提供种种方便，并为他们刻书流传，他们自己也有著作传世，至今为人所称道。盐商们对扬州教育事业的关注，尤有普遍意义。显著的例子如雍正末年，“二马”之一的马曰琯独力重修扬州著名的梅花书院。乾隆初，汪应庚捐资五万余金重修扬州府学，又捐银一万三千余两，“置学田一千五百亩”，“以待学宫岁修及助乡试资斧”。嘉靖间，洪箴远捐资在扬州十二门各修义学一所，供贫家子弟入学。书院学府培育了不少人才，汪中即是进入盐商出资兴办的书院读书，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当时扬州的安定、梅花书院，仪征的乐仪书院等，均隶属于盐运使管辖，以财赋之余培育人才，教师的待遇亦较他处为优。盐运使的财赋来自盐商，扬州的书院全靠盐商财力支持。这本身就是优良的文化传统。 康熙时命曹寅在扬州主持辑校刊刻《全唐诗》和《佩文韵府》，乾隆时在扬州汇编《曲海》和雕琢大型玉山《大禹治水图》，颁赐的扬州文汇阁《四库全书》要由两淮盐运使负责管理，这固然由于扬州的雕版印刷、漆玉工艺的水平十分精湛，各种人才聚集，但根本的一点，还是借重扬州的财力，主要是盐商的财力。 大造园林在盐商中蔚然成风，有“扬州园林甲天下”之称。现在扬州的园林，多是那时留存下来的。园林风格豪放与婉约兼蓄，创造了一种富有扬州个性的园林文化。 消费的需要带动了消费的产生。当时扬州的茶楼、酒肆、浴室、书场、戏台遍及城乡，在全国首屈一指，形成并逐步丰富了一种消费文化，淮扬菜系臻于成熟，搓背、修脚有了规范，由满足口腹之欲和人体之需上升为有美学意味的艺术。这又反过来引起人们的休闲兴趣，“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饮茶和沐浴），成为普遍的生活现象，并在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一种精致来。 扬州经济在扬州文化上的体现，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扬州是交通发达的地区。隋唐以来，由于运河的开凿和充分利用，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和运河长江交汇处的扬州，成为南北河运、东西江运水陆交通的总枢纽。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造成了扬州经济的繁荣和发达，促进了扬州与国内外文化的交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