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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文化是世界级城市公共政策的核心，因此，世界级城市必然为文化的发展，科学地安排智力和物理空间。
花建 上海社科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长期从事文化产业、创意经济、城市文化等研究和决策咨询，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以及世界银行、部委和省市、世界500强企业等委托的重点项目20多项，承担多项地方重大文化规划项目，曾获上海市第八届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等海内外多个奖项。
城市灵魂在于文化
文化是世界级城市公共政策的核心，因此，世界级城市必然为文化的发展，科学地安排智力和物理空间。
面对2020年上海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目标，有一个有趣而充满挑战的问题值得关注——文化产业的空间布局。因为城市的文化生产力，犹如一簇茂密的雨林，需要在多种资源的科学配置下才能茁壮成长：资金、技术、人才、文脉、网络化、开放度以及空间。 从全球范围看，一座城市的文化空间布局，不但受到自然地理和历史积淀的制约，而且受到城市发展定位和产业结构的深刻影响。处在工业经济早期阶段的城市，大多采用“单中心”结构。工业区是城市的活力中心和人口密集区，工业的增长决定了城市的规模和空间，城市的行政和商业中心及公关文化设施也围绕工业区建设，成为一个单核型的文化空间布局。而以旅游、休闲、文教、商业等服务业为主的中小城市，如法国的戛纳、瑞士的日内瓦等，往往采取集中布局的方式，城市依托有效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在市中心和旅游景区汇聚了主要的工商、休闲、旅游服务产业，向居民和旅游者提供集中和便利的服务。 当城市向依赖自然资源为导向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往往会形成“双核心”结构：它所依赖的矿产、交通枢纽、大型港口等，是在城市中心以外的某一个地点出现的，城市的资源开发中心与商业居住中心相对分离，这样更适合资源禀赋的开发。当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时候，城市逐渐向外扩张，沿着主干道和交通环线，出现“扇形化”的空间特征，形成若干个卫星城和副城，城市的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也逐渐呈扇形分布。 当城市特别是国际化的大城市，跨入知识经济和后工业化时代，会逐步形成“多中心多组团”的空间布局。它把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作为城市的主要经济支柱，把创新作为强劲的发展动力，文化产业成为大城市不可缺少的基本功能和支柱产业，成为发展创新经济和提升产业结构的强大引擎，也成为吸引知识型劳动者、包容多元文化、鼓励创新的重要基础。而文化产业本身的业态也在变化，创意、影视、娱乐、印刷、游戏、时尚等多样化的文化业态，不再拥挤在一个核心内，必然形成专业化集聚、同时相互联系的组团，呈现网络状、节点式分布，与先进制造业和金融、科技、旅游、商贸、教育、保健等现代服务业形成联动，同时又把实体化的集群与数字化的网络结合起来，利用金融、信息、贸易、交通等网络，吸取各国的文化资源和人力精华，扩大全球辐射力，这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级城市的发展规律。 比如，伦敦的4万多家创意产业企业，大多分布在大伦敦都市区的东伦敦 （工业区和工人住宅区）、南区（工商业和住宅混合区）、港口（伦敦塔桥至泰晤士河河口之间的地区），形成许多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区。而东京的内容和媒体产业，包括占日本全国60%以上的出版、印刷、媒体机构等，则依托市内和城际的快速交通干道，依托卫星城和集镇形成大小不等的组团。 从早期的工业化时代到21世纪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大城市的文化空间布局，伴随着城市产业的升级，犹如花芽逐渐开放，花瓣层层舒展，彼此间又依托内在的经脉连接在一起，反映出走向城市间网络化合作的文化活力。正如新版的《2012年伦敦市长全球文化都市报告》所指出的：文化是世界级城市公共政策的核心，世界级城市把文化作为创意经济的引擎，作为包容文化多样性和吸引人才的磁石。因此，世界级城市必然为文化的发展，科学地安排智力和物理空间。
产业布局顺势而为
上海要顺应全球化、数字化时代国际化大都市区域的规律，不仅要开发市中心的文化产业，也要把拓展的重点移到边缘区，包括近郊区和远郊区，走向大分散、强集聚、多组团、网络化的文化产业格局。
屹立于大江和大海交汇处的上海，自改革开放以来，其城市的发展战略定位经历了多次演变，文化产业的空间布局也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上海的定位是一个工业城市，数量有限且档次不高的文化设施主要集中于市中心的狭小地块；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上海的定位逐渐转化成为综合性经济中心城市，大批文化基础设施得以拔地而起；跨入21世纪，上海明确了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逐步形成了上海基础文化设施的基本格局。2011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九届十六次全会提出了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战略部署，明确了要以文化建设作为走向创新驱动的世界城市的强大动力，推动上海跨入了“4+1”目标的历史新起点。根据这一目标，上海文化产业不仅仅要满足本地居民的文化产品消费，而且要体现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全球城市网络的最高级节点和文化创意之都，从文化层面推动全球化向创意和创新、多元与包容、增值与共享的方向发展，在全球文化产业的价值链、文化资源的供应链、文化消费的品牌链这三大链条中发挥引领作用。 随着上海城市地位的转变，人口的流动也给上海文化产业的布局带来了深刻影响。从2000到2010年，上海人口总体上是从市中心向边缘区、近郊区和远郊区流动。上海如同其他国际大都市一样，已经进入到人口郊区化的发展阶段，郊区将是上海面向2020年的主要人口导入区域，这带来郊区文化消费能力的急剧增加，也为上海文化产业向多中心、多组团布局，创造了条件。 古人云：“鱼乘于水，鸟乘于风，草木乘于时”，上海面向2020年，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空间布局，也要顺应全球化、数字化时代国际化大都市区域的规律，不仅要开发市中心的文化产业，也要把拓展的重点移到边缘区，包括近郊区和远郊区，走向大分散、强集聚、多组团、网络化的文化产业格局。 所谓“花心+花环”，是指上海文化产业的主要板块仍然依托600多平方公里的市中心区作为“花心”，利用丰富文脉和记忆空间，通过整体谋划、资源置换等，集中打造环人民广场文化演艺娱乐集聚区、安福路演艺会展娱乐集聚区、环同济创意产业集聚区、环东华时尚创意设计集聚区等一批文化组团。与此同时，上海文化产业的主要布局，将从内环线以内，进一步向中环线和外环线周边拓展，包括一大批报刊、设计、娱乐、多媒体等机构将移向市郊，编织更加开阔的大“花环”，利用边缘区、近郊区和远郊区广阔的空间，形成一批新的文化产业的战略节点。 所谓“主线+组团”，是指上海的文化产业要形成“一轴两河沿海沿边”四条主线：“一轴”沿横贯中心城区东西向的城市文化轴线，依托大虹桥－虹桥交通枢纽港和国家会展中心的建设，沿着横贯上海市的东西主干道，一直延伸到浦东的大张江乃至海滨地区，包括外高桥和临港地区，形成绵延上百公里的文化产业带和时尚会展消费带；“两河”，是指利用苏州河、黄浦江两岸沿线丰富的工业遗存，因地制宜形成东西、南北绵延贯穿的滨江文化长廊，逐步开发黄浦江两岸近2000万平方米的老工业厂房，形成以老厂房、老街区、老民居为载体的园区，特别是结合“后世博战略”——世博园改造项目、外滩源、西岸文化长廊、北外滩开发项目等，打造融都市生活、休闲时尚、文化创意、演艺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文化集聚带。“沿海”，就是适应国家的海洋开发大战略，依托浦东新区、奉贤区、金山区、崇明县等区县的海岸线资源，形成以文化创意设计、文化设备制造、文化生态旅游和文化民俗旅游为特色的文化产品开发带。 “沿边”则是利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大趋势，在上海边缘与长三角接壤的地区，推动跨界合作。所谓“多组团”，就是在全市6300多平方公里内，依托近百个创意产业集聚区、54个市级文化产业园、15个创意产业示范园区，形成以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为依托、以培育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为主体的文化生产力组团。
打造超级文化区域
所谓“超级文化区域”，关键不在于面积有多大，而在于资源配置的科学性、主导理念的先进性和运作机制的有效性，能够体现文化生产力的上海效率和上海品牌。
美国学者乔尔·科特金在 《新地理：数字经济如何重塑美国地貌》中指出：随着数字技术和新经济的崛起，美国的文化经济地貌也在深刻地调整和转换，大都市会融合出版、电影、广告、新媒体、主题公园等产业，形成一种超大型的“文化产业复合体”。面对2020年的远大目标，上海文化产业不但要考虑宏观空间布局，而且要突出创新效益，优化微观机制，使得上海宝贵的空间资源，向最有创新活力、最有市场前景、最能够代表上海水平和国家意志的组团和项目集聚，使得空间资源、项目资源、政策资源、市场资源等获得最有效的空间配置，打造十个以上大型化、体现世界水准和上海活力的“超级文化区域”。 这种“超级文化区域”关键不在面积特别大，而在资源配置的科学性、主导理念的先进性和运作机制的有效性，体现文化生产力的上海效率和上海品牌。比如：上海的张江文化产业园在仅有20万平方米的物业面积中，集聚了380多家文化企业，2011年文化产业总产值达到716亿元，其中的数字出版产值达到150亿元，网络游戏产业占全国10%，被评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其关键就在于张江依托国家级科技园区，以“创意科技、创新服务、创业精神”为核心理念，以科技优势、政策优势、服务优势、人才优势形成培育文化产业的优势，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标准，汇聚海内外高层次创新要素，成为国家级的科技型文化产品开发中心和创新基地。像这样的区域在上海多多益善。 这种“超级文化区域”可以有多种组合形态，比如把遗产传承与创新开发、公共服务与规模优势相结合。多年来，上海实际上形成了四种文化区域，即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道路）、公共文化设施集中建设区域、时尚娱乐旅游区域、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而且各自取得了不俗成绩。但是这四种区域功能往往相互之间 “不搭界”，影响了综合效益。有的产业园区，白天精英荟萃，晚上人去楼空；有的历史风貌保护区（道路），投入多多，产出有限。面向2020年的上海文化建设，应该大胆尝试把以上四种区域形成“四合一”的形态，以提高区域资源的综合文化效益。 这种“超级文化区域”可以有更具国际化的多元包容性，比如世博园，以中华艺术宫、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为代表，开始形成经典艺术和现代艺术、民族精品与都市新锐并列的新格局，获得了国际上诸多好评。意大利学者马托·巴拉尼（Matteo Ballarin）等所做的“1800-2010年欧洲现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扩散过程”专题研究发现，越是文化多元性明显的国家，其在所有艺术博物馆中的现当代艺术馆的比例也越大，反之，文化多元性越不明显的国家则越少。比如法国有1300个博物馆，其中的现当代艺术馆有202个；英国有1850个博物馆，其中的现当代艺术馆有94个；西班牙有1125个博物馆，其中的现当代艺术馆有69个；奥地利有370个博物馆，其中的现当代艺术馆有32个。这种对经典艺术和现代创意、精华传承与工业设计同样鼓励、同等尊重、同城展示的氛围，大大鼓励了广大市民的文化参与性和创造热情。上海应该在未来的大虹桥、临港地区、迪士尼周边地区等大型文化组团的建设中，更多体现这种多元包容、古今并举、面向世界的布局。 这种“超级文化区域”可以结合城乡一体化，在广阔的上海郊区展开。100年前，英国社会改革家埃比尼泽·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提出了著名的“田园城市”理念。这既是人类在工业革命以来对城市化的一种反思，也是对20世纪城市规划的一种前瞻，它的核心为“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一体”。从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展示来看，昔日的“田园城市”已经被注入了新的内涵：生态型的生产模式，绿色化的职业生活，高品质的文化创造和享受。上海郊区应该利用国际化大都市的辐射优势，在开发田园城市型的文化创意园区方面有更大的作为，包括吸引各地农耕文化的代表和艺术创作人士汇聚，开发原生态民间文化，把发展文化产业与现代田园城市、江南诗意文化、中华耕读传统、绿色健康体验与生态岛屿建设结合起来，成为上海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的又一种新模式。
寻找新的机会地区
我们发展文化生产力不应该停留在做“源头”还是做“码头”的争论上，而必须具有国际化大城市群向网络结构发展的前瞻视野，要在文化产业的空间布局和集聚发展方面，积极探索与长三角合作发展的新模式。
要在2020年实现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目标，仅靠上海6300多平方公里面积是有局限的。我们发展文化生产力不应该停留在做“源头”还是做“码头”的争论上，而必须具有国际化大城市群向网络结构发展的前瞻视野。作为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城市，上海要高度关注与长三角接壤的机会成长地区，把过去多有忽视的上海城市边缘地带和跨边界的融合地区，发展成为新的文化产业网络节点。要抓住机会，及时决策。 跨入21世纪以来，全球城市的区域性发展，正从过去城市等级的配置管控转向网络化的协调发展。在过去的城市等级体系中，一个大区域中的大中小城市组成了一种金字塔结构，塔尖是核心城市，中间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塔基是各类中小城镇，它们之间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但在新的国际分工和城市区域条件下，在普遍进入到中等以上的发达水平以后，不同城市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城市网络间的关系，差异带来互补，合作带来机遇，这一历史性发展潮流为上海在长三角接壤地区开发新的文化机会热点，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近年来，随着城际间快速交通网络的全覆盖，特别是随着上海和长三角地区从产品和市场的互补，走向人员、资金、技术和其他要素的双向流动，从产业与市场的差异化竞争逐步转向社会与文化的协调互动，上海文化的大都市辐射圈将逐渐形成与长三角合作的区域化网络大格局。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高度关注长三角近沪地区文化产业合作的三股强大聚合力： 上海西侧，以环太湖地区的苏州、嘉兴、无锡等地联动发展为拉动力，形成对创意设计、软件开发、品牌开发、影视动漫、数字内容等的强大投资和需求力量。昆山市坚持“集中型工业化”和城市化相结合的“昆山模式”，吸引到大批海内外创意设计资源。 2011年7月，沪昆合作的昆山创意设计中心全面启动，整合国际设计资源，提升制造业能级，为推动“长三角制造”向“长三角创造”转变，吹响了新的集结号。 上海北侧，南通、连云港、盐城等将建设成为东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带和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方桥头堡，依托江、海、河、岛、陆、滩交汇的丰富资源，广阔的腹地正在成为接纳上海生产力扩展的新空间，推动上海北翼包括崇明岛等岛屿地区，逐步开发生态休闲、工业设计、文化制造、数字内容等重点产业，形成新的文化产业集聚地带。 上海南侧，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把杭州市定位于“文化创意中心”，《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规划（2010－2015年）》明确提出“一核三极七心四带”的布局，正把浙北沿沪地带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机会成长带。仅仅从文化上市公司的角度看，浙江省就集中了宋城股份、华谊兄弟、华策影视等文化公司。浙江各级政府连续推出对国家影视产业实验区（横店）、中国（浙江）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实验区等的优惠政策和扶持举措，也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吸引了大批活跃的民营资本和投资基金，成为文化创意和创业活动高度密集的区域。这将促进上海与浙江的文化人才、资金、技术、项目、许可证等要素，在市场的引导作用下形成更加密集的流动，成为与上海文化产业集聚合作的新推手。这说明，在上海周边的长三角地区，大批新的文化产业要素正在集聚，大量新的文化业态正在萌发与壮大，它们与上海的深度对接和交融整合，将会激荡提升，形成活跃的文化生产力集聚带。 有鉴于此，上海要在文化产业的空间布局和集聚发展方面，积极探索与长三角合作发展的新模式，包括开展联合投资、共享公共平台、跨界融合创新、战略伙伴合作等。到2020年，真正把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发展成为要素双向流动、优势取长补短、创业创新活跃、贸易辐射海外的世界级文化大都市区域，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强力引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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