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评传》第七章：文学方面的成就 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早被人们所公认，关于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却很少有人涉及，这也许是被他书法名声掩盖的关系。 王羲之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是不应忽视的，他的文学作品大多见于书帖，但他的文学创作同书法创作不一样："先乾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惬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先笔前"。他没有长篇巨著，也不像某些文学家专注于某一文体的创作，刻意求索。他与陶渊明有相似之处，"陶渊明为文不多，且若未尝经意。然其文不可以学而能，非文之难，有其胸次为难也。"那些文章好象是不经心写出来的，但这种文章不是靠死功夫就能学会的，不是文章难，而是没有那种情怀。在王羲之文学作品中，感情自然流露，题材也是根据需要信手拈来，不枝不蔓，或整或散，有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美。他的作品与东晋时代的玄风相比更显得清新自然，特别是山水抒情散文，在当时是很负盛名的。 山水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也包括人类自己。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由于科学不发达，自然是神秘莫恻的，自然并不是审美对象，而是膜拜的对象。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流怀有敬畏心理。恩格斯曾经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畜牲一样服从它的权力。"①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明程度也逐步提高，产生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诗经》中有不少对自然风景的描写，例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靠。"（《小雅·采蔽》）"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并不是表现其本身的美，而是为了"比"或"兴"的需要，一言以蔽之，是一种手段。 因此，人们的注意力往往在自然物形式属性及其象征意义上，而忽视了它的自然属性。孔子曾以山、水、松、柏等比喻人的品德。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汉代末期，自然界的山水才开始作为审美对象。《全后汉文》卷六七荀爽《贻李膺书》："知以直道不容于时，悦山乐水，家于阳城。"就是证明。 魏晋时由于地主阶级的壮大，大庄园的兴起和老庄学术思想的盛行，以山水为内容题材的诗、画发展起来，我国的山水画都是以魏晋为源头的。这一时期的名人雅士们不仅游山玩水，而且吟咏山水之美。 "（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戈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王献之有帖云： "镜湖澄澈，清流泻注，山川之美，使人应接不暇。"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作了这样的阐述：晋宋人欣赏山水，由实入虚，超入玄境。当时画家宗炳云："山水质而有灵趣。"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谢灵运的"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以及袁彦伯的"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荀中郎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然使人有凌云意"。晋宋人欣赏自然，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超然玄远的意趣。这使中国山水画自始即是一种"意境中的山水"。宗炳画所游山水悬于室中，对之云："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郭景纯有诗句曰："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享评之云："泓静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这玄远幽深的哲学意味渗透在当时人的美感和自然欣赏中。 晋未宋初的谢灵运以山水为对象集中描写，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准确地捕捉大自然的各种形象，形成了鲜丽清新的艺术风格，山水诗文从晋开始发展到唐代，成为中国文苑的一大宗派。"谢灵运师承先辈谢安遗风，登山临水，并诉诸于诗篇??"谢安与王菱之是同时代的人，可谓莫逆之交，情谊深厚。谢灵运的山水诗受到王羲之《兰亭序》的启迪和影响是必然的。 在论析山水诗的发展时，瞿蜕园认为：孙绰的《天台山赋》是替"谢氏山水诗开了门径的启迪之作"。《天台山赋》是孙绰的力作，他自诩"掷地要作金石声"。《天台山赋》有许多特色，确实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赤城霞起以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意境深邃，词句精当，不愧为名篇佳作。孙绰被称为一代"文宗"也不过分。然而开谢灵运山水诗门径的应首推王羲之。王羲之和孙绰是挚友，曾应邀参加兰亭聚会，但《兰亭集》一致推举王羲之作序，而没有请孙绰撰写，可想而知王羲之在当时就其文采方面要比孙绰声名大得多。王羲之的文学地位在当时超过孙绰，就其作品而言，《兰亭序》要比《天台山赋》影响大得多。《晋书·王羲之传》云："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兰亭序》和《与吏部郎谢万书》是王羲之文学方面的代表作。永和九年即公元353 年，王羲之邀请"筑室东土"、"文义冠世"的名人雅士谢安，郗昙、孙绰、孙统、李充、支循、许询以及王凝之、王徽之。王献之等四十二人，在现在的浙江省绍兴市兰渚山麓的兰溪江畔聚会饮酒赋诗，现存的兰亭诗三十六首为二十一人所作。《兰亭序》系王羲之为诗集所写的序言。《兰亭序》全文如下：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侈楔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元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重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乃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涎，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这篇文章首先交持了时间地点，接着写集会的原委，即修禊事。古代每年的农历的三月上旬已日为修禊日，魏以后改在3 月3 日为修禊日。修禊是古代一种风俗，人们聚集在河边溪旁借水消除灾祸，以求得吉祥。所有参加聚会的人都是当时的名流雅士，"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毕至"和"咸集"意思相近，一义重复，加强了聚会的人的隆重感，增强了可读性。 第二段介绍聚会地点--兰亭周围的宜人自然风光。这儿有崇山峻岭，茂密的森林、修长的翠竹。清沏的小溪奔流向前，它像透明的带子一样，环绕左右。将酒杯放人曲曲弯弯的水道，人们在曲水旁"列坐其次"，酒杯停在谁的面前谁就饮酒赋诗。当时虽然没有乐器演奏助兴，也足以使人有畅叙幽远的情怀，其乐无穷。 这一天"天朗气清"，春风徐徐，令人心情舒畅。这时由天气联系到广袤的宇宙，俯察世间万物，就显得非常渺小了。放眼世界，畅怀遇想，耳目舒畅，实在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和大家在一块儿，俯仰之间就度过一生。有的人与朋友在室内，面对面的交谈，倾吐胸中的抱负，也有人寄情大自然的山水，旷达不拘，超越自我。人的态度千差万别，性格也不一样，当人们获得喜欢的东西，感到愉快满足时，还不知道老死之期即将到来。对向往或得到的事物感到厌倦时，感慨也随之而来，过去喜欢的东西很快变为陈迹，而不能不引起感触。生命长短由造化而定。这里引了一句孔子的话"死生亦大矣"，死生也是件大事。"岂不痛哉"，言外之意是说人生要有所作为。 最后一段，发表自己的观点：每当我们看到古人对人生的感叹，原因几乎与自己完全契合，没有一次不对他们的文章而感叹悲伤。庄于把死与生看成一样，是虚无荒诞的。将八百岁寿终的彭祖和夭折的孩子等量齐观也是谬妄之论。后代人看待我们今天，犹如我们看待古人，如果下匡正古人的荒谬重蹈覆辙，岂不可悲！所以将参加兰亭聚会的入的诗作、记录、汇集起来有着积极的意义。虽然以后时代不同，事情也有变化，但借此可以让后世的读者对这些诗文抒发自己的感想。 这篇序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王羲之的思想观点、志向和对人生的基本态度。《晋书·王羲之传》认为"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本文从兰亭聚会的时间、地点写到周围的秀丽风光，很自然地联系到气象天体。与宇宙相比，生命短暂，在举出对人生的几种态度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在有生之年作出自己的贡献，"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表现出作者对人生的积极态度。接下去作者批判了庄子的生死观，指出照搬他的观点是可悲的。文章的最后又回到序言上，录其所述。"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人们自己可以领悟到写作、著文必须为后代负责。 本文脉络清晰，顺理成章，逻辑性强，没有虚浮雕琢的痕迹。这篇散文叙事、写景和说明，一切都围绕着兰亭聚会进行。由兰亭聚会的目的引发出议论，发表了作者自己的观点。有玄理的意味，但又不是虚妄空谈，所表述的是切近的宇宙观念和东晋人所产生的时空观念意识。《兰亭集序》这种由某一事物引发议论构成了后来的游记范例，开拓了游记文体的先河，提供了序言文体的楷模。 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中评论《兰亭集序》时说：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鲜效实，一生死而齐彭殇，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兴怀，俯仰若有余痛。但逸少旷达人，故苍凉悲慨之中，自有无穷逸趣。 作者在放情山水的同时，"感慨系之"，倾吐自己的肺腑之言。余嘉锡曾说："右军亦深于情者。读《兰亭集序》足以知其怀抱。"《兰亭序》有虚有实，虚实结合，使文章既有空灵的氛围又实在可信，它创造了序言散文化的形式。其描写和叙述性语言都十分质朴，平和。它情理并茂，在申理时伴有感伤情绪和伤逝之感，摆脱了纯粹的玄言体。这种前为写景、后为言理的形式对后来的理趣散文产生较大的影响。 《与吏部郎谢万书》，以前总是仅仅将它作为研究东晋衰败的重要文献。其实它也是一篇篇制简约、语言质朴，很有特色的文学作品。有人认为它是由晋初潘岳《闲居赋》的繁，到晋未陶渊明《归去来赋》的恬淡自然，带有关键性转折的一环，在田园诗文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 "流觞曲水"的具体方式是筋随曲水流到谁的跟前，谁就取饮并赋诗一首，不赋者罚酒三斗。其中有26 人即席赋诗。 当时王羲之赋诗两首。他的《兰亭诗》第一首是：代谢鳞次，忽焉以周。 欣此暮春，和气载柔。 咏彼舞零，异世同流。 乃携齐契，散怀一丘。 这首诗首先描写了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天气，流露出兴奋的心情，他将参加兰亭修楔的人与孔子相提并论，归为志趣相同的一类人物。"咏彼舞雩，异世同流"，抒发了诗人及与会者怕情山水的感慨与情怀。在聚会人中，作为年长官高的盟主王羲之为了提高人们的兴致，首先赋诗，所以情调比较高昂。《兰亭诗》两首都是即席而作，随后便开始构思自己的诗作，所以第二首作者在写作上时间也就比较充裕了。他主要写自己，直抒胸怀，侧重于天道与现实的思考，调子比较低沉。第二首诗比较长，可分为五章。 陶化非吾因，去来非吾制。 宗统竟安在？即顺理自泰。 有心未能悟，适足缠利害。 未若任所遇，逍遥良辰会。 二 三去启群品，寄畅在所因。 仰望碧天际，俯瞰绿水滨。 寥朗无涯观，寓目理自陈。 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 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三 猗与二三子，莫匪齐所托。 造真探玄根，涉世若过客。 前识非所期，虚室是我宅。 远想千载外，何必谢曩昔。 相与无相与，形骸自脱落。 四 鉴明去尘垢，止则鄙吝生。 体之固未易，三觞解天刑。 方寸无停主，矜伐将自平。 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 虽无啸与歌，咏言有余馨。 取乐在一朝，寄之齐千龄。 五 合散固所常，修短定无始。 造新不暂停，一往不再起。 于今为神奇，信宿同尘滓。 谁能无此慨，散之在推理。 言立同不朽，河清非所俟。 悠悠宇宙永不休止地循回轮转，自然界的陶冶育化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什么力量能使宇宙万物永恒运动呢？作者不能回答这个玄妙难侧的问题，表现一种困惑和无可奈何的思想情绪。作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有顺乎自然，对于富贵荣辱全然不加考虑，泰然处置，无欲无求。有些人领悟不了上面的道理，结果是陷入利害得失纠缠之中而不能解脱。要随遇而安，与世无争。这次的良辰会聚，应该纵情欢乐，逍遥自得。 三春时节万物萌生，随顺自然就会有欢畅的情绪，自然美景尽收眼底，自然界是那样的均衡和谐、合理，使人们各得其所，各愉其意，实在很奇妙。第二首诗的第一、二章仍是寄景抒情，第三章是说参加宴集的名人高士都把玄理作为精神寄托，所谓前人的远见卓识都是违背"自然"原则的，清心无欲是我们的追求，这次宴游好似得道者交往，忘却了荣辱得失，超越了自我，摆脱了世俗观念而飘入了仙境。 第四章是说要真正做到除去"尘垢"、"鄙吝"是不容易的，除非醉酒以后才会解除杂念的桎梏--这种上天的惩罚。只有在这时候内心的庸俗杂念才不会停留，矜持自浮之心才能平息。兰亭虽无音乐，但大家饮酒赋诗，抒发情怀，超世脱俗，一朝取乐，犹如度过千载一样没有区别。 第五章是全诗的最后一章，主要是析理，用道家思想解释自然和人生。人生的生死聚散、寿命长短是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规律，按照道家的观点，生命是无所谓始，无所谓终的，生和死是一种形态变为另一种形态而已。兰亭诗词藻并不华美，很少追求诗的意境，诗中阐述的是老庄的玄学哲理，故被后人称之为玄言诗。诗人在政治上碰壁以后思想困惑苦闷，只好借玄理来排遣，他感叹生命短促，他明知"一死生"、"齐彭殇"是"虚诞"、"妄作"，但也不得不在玄理中寻求精神寄托。 兰亭诗是山水诗的雏形，它表明当时的山水审美意识已经有了发展。为以后的山水诗，山水画构架奠定了基础。兰亭诗虽然比较粗糙，但它语言平和，反映了王羲之真实的思想感情。与至亲好友雅集、相会是件其乐无穷的事，在王羲之的信函中常可看到与友人相约会见的内容：未秋初冬，必思与诸君一佳集。云卿当来居此，喜迟不可言，想必果，言若有期耳，亦度卿当不居京。此既僻，又节气佳，是以欣卿来也。 王羲之植根现实社会和大自然中进行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 王羲之的生卒年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晋书·王羲之传》只是说他"年五十九卒"，没有生于何年也没有注明他卒于何年，由于史料记述寂寥，给研究工作带来许多困难。依据资料来源的不同，对于王羲之的生卒年主要有四种说法。 （一）公元321 年-379 年。持这一说的最初是清代人钱大听（见《疑年录》），他没有说明资料的来源。后来余嘉锡经过考证认为这一说是钱大听根据《太平广记》卷二百七羊欣《笔阵图》中的一句"三十三，书《兰亭序》"推算出来的。 人们普遍认为这一说不能成立，驳斥的论点有三条：1.历史记载周于322 年被王敦所杀，王羲之十三岁见周，那该是333 年，那时周已被杀十一年，那真是活见鬼了。"王廙为右军之师"①。但他也于322 年就谢世了，那时王羲之仅两岁怎能学习书画？ 2，根据《世说新语》、《书断》、《东观余论》所说，推断王献之生于公元344 年，父子相差二十一岁，这本来无可非议，但王献之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就算十年中生七个孩子，那未王羲之十一、二岁就结婚并有生育能力，这是与生理科学不相符合的，也是违背事实的。3.根据王羲之在《十七帖》所说，周抚七十岁时王羲之是"年垂耳顺"之年，该是五十九岁，周抚卒于公元365 年，如果王羲之321 年生，他五十九岁为公元379 年，那时周抚已死去十四年了。 （二）公元305 年-363 年。有人依据明张傅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所云"时年五十有三"，文后又记"永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书"往下推六年即王羲之（五十九岁）卒年，即晋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64 年），逆推为305 年生。 东晋穆帝年号只用了十二年，永和十四年成了无稽之谈。鲁一同说："考永和尽于十二年，不当有十四年，决为伪托，不足据证。"经过查考，《说郛》和严可均《全晋文》、张彦远《法书要录》所载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均没有"永和十四年"字样。这一确错无疑年号是学识浅薄之人妄加的。"时年五十有三"，哪一年"五十有三"不得而知，怎能算出王羲之的生卒年呢？故这一说也很少被采用。 （三）公元307 年-365 年。这一说是由清代人鲁一同提出的。郭沫若在兰亭论辩中沿用此说。王汝涛针对鲁一同的论据，曾多次发表文章批驳。鲁一同用"桓温自江州还台"证明王羲之至少活到365 年，推翻了361 年卒的论点。原文"桓公以江州还台选每事胜也不可当在谁耳"。应断句为"桓公以江州还、台选、每事胜也。不可，当在谁耳。"而鲁一同错断为："桓公自江州还台，选每事胜也"，以致文理不通，更重要的是人错、地错、事错、时错。同时玉汝涛通过论证指出鲁一同用《贺登极表》否定王羲之死于361 年不能成立。鲁一同在《王羲之年谱》中这样写道：相传十七帖乃逸少与周益州，历代鉴别，殆无异论，中一帖云，足下今年政七十那，吾年垂耳顺。推之人理，得尔以为厚幸，益州名抚，镇蜀二十年。（按史称三十年，考永和三年人蜀，下至兴宁三年。得二十年，则三十年未审）卒于兴宁三年六月，据此则年垂耳顺，正五十九岁。逸少之卒，又不得至兴宁三年之后矣。故援证诸帖，推寻纪传，断以永嘉元年，为公生之岁。周抚七十岁时，王羲之五十九岁，周抚死于公元365 年，推论王羲之卒不得迟于兴宁三年（365 年）以后，这都是有根据的，其推论也是对的。然而没有任何材料可证明公元365 年正是周抚七十岁。所以以《十六帖》证实王羲之卒于365 年证据不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 鲁一同试图排除王羲之卒于361 年之说，用了不少笔墨，但仍出了很多漏洞。"卒于365 年"之说本身与学术界公认的有价值的史料并无多大的矛盾，如鲁一同或其他人确有证据说明，周抚七十岁卒，别人就难以否定王羲之"卒于365 年"这一说了。 今人潘岳用十二生肖推断王羲之的生年颇有意义。"羲之伯叔、兄弟当中，凡小字沿用生肖者，如阿黑、阿龙、阿兔、阿犊、阿莬等，皆符合其生辰，准确而无一误。"王羲之小字阿菟，"菟"通兔，推测王羲之属兔。从而查出一系列年份，最后范围压缩到307 年和319 年。因319 年多与史实有矛盾，得出生于307 年的结论并认为"当无差大"。不过潘岳无直接的确凿依据说明王羲之属兔，故人们不敢苟同此说。 （四）公元303 年-361 年。张怀瓘在《书断》中持这一说，宋《东观余论》、《兰亭序》也这样认为。其实在张怀瓘前，梁·陶弘景就有《真诰·注》："（王羲之）升平五年亡，年五十九岁"的著录。陶弘景根据什么便不得而知了。 陶弘景（456-536）成年时，王羲之去世仅120 年左右，所以有的专家认为陶弘景的资料可信程度很高。包世臣、麦华三、余嘉锡、徐邦达、李长路都认为，王羲之生于公元303 年，卒于361 年是正确的。 根据有关文献，通过上述四说对比分析，笔者采用第四说，即王羲之生于公元303 年（西晋惠帝太安二年），卒于公元361 年（东晋穆帝升平五年）。王羲之生于公元303 年，无疑是迄今为止说服力较强的一说，但决不意味对王菱之的生卒年没有讨论的必要。笔者发现"303 年说"与《世说新语·排调》很可能发生矛盾，现将原文录引如下：简文在殿上行，右军与孙兴公在后。右军指筒文语孙曰："此啖名客"。简文顾曰："天下自有利齿儿"。 从引文推测，上述事件如果发生在司马昱即位做了皇帝（简文帝）以后，也就是公元371 年至372 年，这期间按"303 年说"王羲之早就不在人世了。作为"纂缉旧文，非由己造"（鲁迅语）的《世说新语》，对它的记述，是不能忽视的。 《兰亭序》真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清末李文田就曾怀疑此帖的文章和字都是后人伪托的。1965 年，郭沫若又重新提出怀疑，很多人发表文章，立刻引起热烈的争论，有的人赞同郭沫若的意见，有些有名望的人如章士钊、高二适、商承祚等则反对郭沫若的看法。 郭沫若的文章，是以出土的东晋书迹，即1965 年1 月10 日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和南京出土的王谢等墓志为依据。郭沫若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中说："五种墓志（《谢鲲墓志》、《王兴之墓志》、《颜刘氏墓志》、《兴之妇墓志》、《刘尅墓志》）只是三十五年间的东西在这儿却提出了一个书法上的问题，那就是在东晋初年的三十几年问，就这些墓志看来，基本上还是隶书的体段，和北朝的碑刻一致这对于传世东晋字帖，特别是王羡之所书《兰亭序》，提出了一个很大的疑问。""王羲之和王兴之是兄弟辈，他和谢尚、谢安也是亲密的朋友，而《兰亭序》写作于'永和九年，，后于王兴之妇宋和之之死仅五年，后于颜刘氏之死仅八年，而文字的体段却相隔天渊。《兰亭序》的笔法和唐代以后的楷法是一致的，把两汉以来的隶书笔意失掉了"。 郭沫若干1972 年又发表文章说："看到两种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自然而然又联想到相传为王羲之所写的《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这个问题，七、八年前曾经热烈地辩论过，在我看来，是已经解决了。不仅帖是伪造，连序文也是掺了假的。看到这两种《三国志》的晋抄本（即前写经类所举例），又为帖的伪造添了两项铁证。字体太相悬隔了，真是'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两相对比，一目了然，可以无容多话"。当时争论涉及到许多问题，且文章很长，这里不能一一引录。笔者感到此后有些学者的论点倒是很有价值的。范正红在《略论东晋书坛与王羲之书法》（副标题兼论"兰亭论辨"）中就其书法的渊源和类型发表了与郭沫若相左的意见。他说：事实上王羲之一类书法的确极少隶意，而更近唐人。从张芝、钟繇、陆机、卫恒、王导、卫夫人、王献之、王询、王僧虔、智永这一脉相承就足以证明王羲之书法属于另一体系了。其实，并非王羲之的书法象唐人，却是唐人的书法继承了王羲之一派。刘涛在《中国书法全集18·王羲之王献之》前言中通过东晋《李柏文书》与《兰亭序》作比较，举出不少字与王羲之的行书有暗合之处，笔者也详细观看了《李柏文书》，感到两者书风虽有差异，但远不像徐森玉在《（兰亭序）真伪的我见》一文中所说的几乎找不到一个与《兰亭序》中相近的捺脚，再者在《李柏文书》中也极少发现隶书笔意。由此可见在同一时期文字体段相差甚远绝非不可能。 郭沫若认定《兰亭序》是假的，必须否定古代的一些主要文献。唐代何延之《兰亭记》曾记述萧翼赚《兰亭》一事，宋初所辑的《太平广记》曾收录。何延之曾云："于时岁在甲寅（公元714 年）季春之月上已之日，感前代之修楔，而撰此记。"开元十年何延之回长安扫墓，皇帝听说他知道《兰亭序》的流传情况，故派人去询问。当时何延之因病由长子何永写了奏折，享报皇上，因此他得到皇帝的赏赐。他在兴奋之余于《兰亭记》后面又加上了几行字，以宣示于后代。 这篇文章记载了王羲之如何写《兰亭序》，以及这一真迹如何流传到一个叫辨才和尚的手中。唐太宗很早就听说《兰亭序》这一名帖，就是没亲自见过，后来得知它在辨才和尚手中，曾一连三次将辨才召到宫中查问，辨才都不肯承认。无奈，只好将他放回原籍。后来，宰相房玄龄棋高一着，出了一个主意，派萧翼扮成书生模样，前去与辨才周旋，经过一番曲折，才把《兰亭序》真迹骗取来，唐太宗立即命刻拓高手，复制了十余本赐给高官大臣。唐大宗临终向他的儿子（即后来继位的高宗）耳语："我欲将《兰亭》去"，这一真迹便入了昭陵。 郭沫若认为：唐太宗要求《兰亭》陪葬何必向儿子乞讨，耳语又是谁偷听来的呢？ 其实郭沫若抓住的是枝节问题回避了要害，上述的驳斥是缺乏力度的。 人在临死之前身体极度虚弱，言语不清，声音低微，儿子将耳朵凑近父亲的嘴边聆听病人最后的嘱咐，是人之常情，谈不上"乞讨"。按唐太宗的要求去办，他儿子在一定的范围必须公布这一"耳语"内容，别人用不到"偷听"。在这里《兰亭序》这篇文章是否是假的，《兰亭序》是否在唐代就有伪造？郭沫若没有明确说明。何延之写这篇文章时是公元722 年，当时唐玄宗还健在，他敢把谣造到玄宗祖父唐太宗头上吗？ 在《兰亭记》同一时代，刘捒的《隋唐嘉话》也有一段大致相同的记载，笔者已在《成就与代表作·兰亭序》一节里引过，这里不再重复。古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中说："这里也说'使萧翊（翼）就越州求得之'，只没有讲到骗取之事。想来《兰亭》之人李世民手，确实是萧诩从辩才那里弄来的。"最早提到《兰亭序》这个名字的是《世说新语》，该书云："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世说新语》成书较早，作者刘义庆生于403 年卒于444 年。其生年距王羲之卒年仅42 年，作者写作条件优越，资料丰富，将一篇从文字到书法都是伪造的《兰亭序》收录其中是难以使人置信的。当然《世说新语》也有讹错，但发生这样的大问题看来是不可能的。据《温韬传》记载：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拙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蜒直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林，林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对《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有人寄希望于真迹从昭陵出土，以作出一槐定音的结论。看来这种想法不一定能实现，由此可见现存的各种版本的《兰亭序》是非常珍贵的。 有人从《兰亭序》的风格力证其伪，认为王氏豁达乐观，而文章基调悲观低沉。有人从王氏《兰亭序》本身力证其真，"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人的思想感情，是随着事情的发生而发生、发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的。纵观历史文人之作，莫不如是。一篇之中，往往是"兴尽悲来人《兰亭序》前面高亢，后面低沉，也不例外。郭沫若从出土壤三国志》残卷及五种墓志，椎论书体与当时不合，而论证其伪，有人则以与当时流行之书体比较，并无不合，而论证其真。笔墨官司，看来要长期打下去，是否有结论？也许像荷马《伊利亚特》一样，永远也没有结论，但学术上的价值，却谁也否定不了。《兰亭序》的真伪是一个复杂而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多年来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人们也只好择善而从了。 王羲之少年时期很得伯父王敦的宠爱，有一次王敦带他到帐中，并在那里留宿。早上王敦先起来，王羲之仍睡着。王敦出去了片刻，便与钱风回到帐中。钱凤是前来劝说王敦谋反的，王、钱两人在密谋之际，王敦突然想起王羲之仍在帐中，此事如泄漏出去，是要遭殃的。王敦是个杀人如麻、心狠手毒的人，此刻他准备下毒手。王羲之对于王、钱俩人窃窃私语的内容听得一清二楚，他知道，如果他们发现他听见了他俩的讲话，是件极其危险的事，后果不堪设想。当王敦前来察看时，王羲之假装熟睡，王敦以为侄儿未听见他们交谈的内容，这才罢休。这表明幼小的王羲之临危不惧，机智有谋。上述轶事源于《世说新语》。《世说新语·假谲》是这样记述的："王右军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王敦）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阳吐汗头而被褥②，诈熟眠。敦论事造半，方忆右军未起③，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从横，信其实熟眠，于是得全。于时称其有智。"《世说新语》所述《晋书·王羲之传》未采纳，而是根据其它材料，列人工允之的父亲王舒的传中。《晋书·王舒传》云："允之字深酞。总角④，从伯敦谓为似己，恒以自随，出则同舆，人则共寝。敦尝夜饮，允之辞醉先卧。敦与钱凤谋为逆，允之已醒，悉闻其言，虑敦或疑己，便于卧处大吐，衣面并污。凤既出，敦果照视，见允之卧吐中，以为大醉，不复疑之。时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还定省，敦许之。至都，以敦、凤谋议事白舒，舒即与导俱启明帝。"这件事究竟发生谁的身上，历来看法不一。 王敦与钱凤共谋逆事是指王敦以诛刘魄为名起兵于武昌以前，即公元322 年之前亦或是公元324 王敦再次起兵反晋之前。王羲之出生年虽有争论但不外乎公元303 年、321 年。王、钱共谋兵反的事与王羲之"年减十岁"不符。"年减十岁"，"减"作少于、不及解，"年减十岁"自然已与十岁相差不远，根据已掌握的资料，上述轶事如发生在王羲之身上，"其年龄与事情发生的年代上有牴牾"。 如果上述事情发生在王允之身上，能否成立呢？王允之卒于342 年，四十岁逝世，出生年代与王姜之相同即303 年。《晋书·王舒传》先叙述王允之字深猷。尔后从未成年的"总角"写起，从叙述的逻辑上我们领会到"帐中假醉"躲过杀身之祸，是"总角"以后发生的事。粗一看年龄与事件的发生的年代有矛盾，仔细分析，并无抵触。"时父工舒始拜廷尉，允之求还省，敦许之。"王舒拜廷尉是323 年，王敦与钱凤起兵反叛是324 年，这在时间上没有矛盾。 《晋书》是唐代修撰的，九五之尊的唐大宗写了宣帝、武帝两纪和陆机、王菱之两传后论，其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再说唐大宗对王姜之书法佩服得更是五体投地，上述轶事对王羲之的形象增色不少，如果有依据证明是王羲之之事，《晋书·王羲之传》是绝不会弃之一旁而不收的，更不会将此事移至王允之身上。 可能由于"诸书皆云王允之事"的舆论压力，《晋书》的编撰者不得不恢复事情的本来面貌。至于《世说新语》为何张冠李戴，将工允之的事移到王羲之传中。有人认为那是因为王羲之名气大，撰写者将好事集中他身上，是有这种可能的。 在王羲之"失郡"以后是否有一位代笔者？一直是个疑案。这个疑案的源头，在《梁武帝与陶隐居<论书启>九首》。陶弘景在年减十岁时，沈校本为"年裁十岁时"。给梁武帝萧衍的信中写道："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从失郡告灵不仕以后，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别也，见其缓异，呼为末年书。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今圣旨标题，足使众识顿悟，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有人常引用这一资料，证明王羲之晚年的作品并非出自他的亲笔。那末代笔者是谁呢？后来推测是任静，也有人说是玄度，或是王氏家族的成员。对代笔一事有人却持否定态度。杨臣伟曾在《书法研究》上提了质疑。他认为王羲之告誓辞官主要原因是他看不起他的上级王述。辞官后无官一身轻，他自己感到是一个天赐的良机，他仍热爱生活，关心他人。辞官没有使他一蹶不振，万念俱灰，"失郡"决不是他"略不复自书，皆使此一人（代笔）"的原因。王羲之辞官后，"采药不远千里"，说明他身体状况不差，他晚年虽患有多种疾病，但握笔作书还是不成问题，使人代笔看来不可能是健康方面的原因。从陶弘景所述，可知那位代笔人技艺超群，"逸少亡后，于敬十七八，全放此人书，故遂成与之相似。"王献之完全模仿代笔者的字，模仿的结果仅仅是相似，从王羲之辞官到梁武帝开国一百五十多年，为何没有一个人透露过这一消息？ 陶弘景曾为梁武帝鉴定过所藏法书，作品卷帙共五卷，他对"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其中有不属于王羲之作品的"杂迹"十五件，逐一指出其作者是谁。对于无法弄清作者的，加了评语，没有一件被认为是代笔者所书。"今圣旨标题，足使众识顿悟，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很明显，发现王羲之代笔者的是梁武帝。哪些书迹是梁武帝圣旨标题为王羲之的代笔者所书？没有下文。代笔的问题除了陶弘景所说以外，其他古籍如《法书要录》均没有提及，既然代笔者是梁武帝发现的，还用得着陶弘景唠叨吗？梁武帝曾在《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说："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说明王羲之学习钟书以后其书法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如果承认王羲之有个代笔者，辞官以后的作品全是别人所书。怎么能说王羲之写的字意疏字缓呢？杨臣伟认为所谓"皆使此一人（代笔）"是件子虚乌有的事，是陶弘景编造出来的故事。杨臣伟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他的观点集中于一点就是王羲之没有必要请一个人为他代笔，每个正常人的行为是有动机和目的的，王羲之不可能毫无目的请人为他代笔。现在剩下的问题是陶弘景又为何要向梁武帝编造那个故事呢？这是出于何种目的？杨臣伟认为梁武帝对王羲之的书法推崇备至，??但梁武帝在"今不如古"的儒家信条面前又惶惑了，为了使梁武帝体面地摆脱困境，又捞得一项"发现权"，所以陶弘景胡编了一个"代笔人"的故事。这仅是一种推测，缺乏有力的证据，不太容易服人。笔者认为对于上述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郭廉夫)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