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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王羲之四世族孙王僧虔为何绝口不提《兰亭序》
在唐太宗李世民之前，尽管许多历史文献讲到王羲之或者讲到《兰亭序》，但是都没有提到《兰亭序》的书法和它的书法地位。如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包括刘孝标为《世说新语》所作的注，它们是中国历史文献最早写王羲之和《兰亭序》，但都只是从文章角度说《兰亭序》如何写得好，而不说从书法角度说《兰亭序》如何好。 梁武帝萧衍是历史上最早重视王羲之书法的皇帝，他搜集过“二王书法”作品达一万五千纸以上，应该说对王羲之书法作品历揽无余，对王羲之书法也有过精辟论述，但他也没有提到王羲之的《兰亭序》。 最可奇怪的是王羲之的四世族孙王僧虔也绝口不提《兰亭序》。王僧虔是南朝齐国著名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通文史，精音律。少即善书，得家传，工隶、行、草书。南北朝社会动乱，他侍奉过三个皇帝。宋文帝刘义隆见其书素扇，感叹：“非唯迹逾子敬（王献之），方当器雅过之。”宋孝武帝刘骏欲擅书名，王僧虔不敢表现其能，常用拙笔写字，以此见容。入齐，书名尤盛，所谓“雄发齐代”。齐太祖萧道成亦善书，尝问王僧虔：“谁为第一?”王僧虔答道：“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太祖大笑说：“卿可谓善自为谋矣。”梁武帝萧衍曾评其书“如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流气骨”。 《笔意赞》是王僧虔的代表论著，在中国书论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笔意赞》，此文一序一赞，仅一百多字，对书法艺术本质和学书方法，如器具的选择与使用，字帖的选择与特点，用笔的标准及结字的方法等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文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形神兼备、神采为上的书法创作与鉴赏原则，强调书家应做到心、手、笔相忘，才能达到创作的最高境界，王氏的这些论述对后世书法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王僧虔 在《笔意赞》中，特别告诉人们学习书法，先临王羲之《告誓文》，次写王羲之《黄庭经》。《告誓文》，公元355年，王羲之在兰亭聚会两年后，绝意世事,为文以誓不复出,后人因称《告誓文》，真迹不传,今传本为旧拓翻刻。《乐毅论》晋永和四年(公元348年)十二月王羲之书,小楷,四十四行。王僧虔不是一般人物。他是王羲之四世族孙，官至尚书令，是南朝“王家军”有代表性的后起之秀。他和王羲之一样，都活了五十九岁，隔王羲之也就一百多年。《兰亭序》是王氏传家之宝。他应该知道王羲之对《兰亭序》爱之有加，他也应该能亲眼看到《兰亭序》的真迹，但他为什么更看重《告誓文》和《黄庭经》，也绝口不提不提《兰亭序》呢？ 这说明王羲之虽然名重当时，《兰亭序》也为王羲之倍加爱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王羲之在世或他去世以后相当一段时间，社会上并没有把《兰亭序》作为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代表作。只是到了唐太宗李世民，他不但充分肯定了王羲之的书法地位，也第一次充分肯定了《兰亭序》在中国书法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到南朝宋、齐两代，王羲之一度被冷落，儿子王献之的书法大行于时，有“大王不如小王”之说。 王献之生于晋康帝建元二年（344），字子敬。王羲之有七子一女，他是最小的儿子。“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王献之五六时学书， 一天王羲之潜于背后，抽他的笔不脱，乃叹道 :“此儿 当 会有 大名气。” 王献之创草书“一笔书”，即“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 其隔行” 。《中秋帖》就是"一笔书"的代表作。王献之《中秋帖》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询的《伯远帖》,被乾隆皇帝视为稀世瑰宝，倍加珍爱。可惜，王献之 四十二岁就过早病卒。 王献之与父齐名，人称“二王”。南朝宋、齐、梁、陈之间， 人多崇尚他的字，"比世皆尚子敬书"。 由晋末至梁代的一个半世纪，他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其父王羲之。东晋后期的名相谢安，最赏识王献之。据中国唐代书法理论家孙过庭（646～691）《书谱》记载：有一次，谢安问王献之：“你的字与你父亲的比较起来怎么样？” 王献之回答：“当然是我的字好。”对晋人这种父子争胜，兄弟竞爽的社会现象，清人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作了深刻分析。他说，晋人俗好清淡，风流相扇，超然于功利之上而又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他们机务不以经心，翰墨可是假手，或品极于峰杪（笔锋的尖端），或赏析于毫芒，至乃父子争胜，兄弟竞爽，以此为书，冠绝后古。 东晋末年和南朝宋、齐两代大约一百四十年间，王献之的书风笼罩书坛，世人但知“小王”而不复知“大王”。这个局面直到梁武帝萧衍出现，才为之一变。 梁武帝萧衍(464～549年) ，博学多通，有文武才干。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王羲之的皇帝。梁武帝搜集过“二王书法”作品达一万五千纸以上，他对前朝流传下来的王羲之书法进行整理鉴定，辨别真伪。将定为真迹的墨宝钩摹出许多副本，提供给王室子弟作为学书范本。他评价王羲之书法：“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他认为王献之不如王羲之质朴。他说，王献之的书法不同于王羲之，王羲之的书法也不同于钟繇。“学子敬（王献之）者如画虎也，学元常（钟繇）如画龙也。”又说，“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颇反”。“古肥今瘦”一语，意指书法在各朝各代，都有其独到之处。他把“殆同机神"作为书学批评标准,为品评书法确立了一项重神韵的审美法则。梁武帝把当时的书法排位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这是极大的转变。他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特殊的皇帝。做皇帝初期，勤于政务，不分冬夏春秋，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冬天把手都冻裂了。注意节俭，不讲究吃穿，五十岁不近女色。史书上说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史书还称他：“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他从小就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少时习周孔，弱冠穷六经”，即位之后，“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午夜”。梁武帝诗写得也很好，“劳燕双飞”一词就是出自他的一首七言诗。现存诗歌有80多首，具有浓郁的江南民歌风味。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梁武帝尊儒崇佛，大建寺庙，当时的建康城内外就有佛寺500多所，僧尼10万余人。梁武帝晚年，降将侯景叛乱，攻破建康宫城，被囚禁，忧愤饥饿而死。梁武帝皈依佛门后，与宝誌和尚过从甚密。据《南史 梁本纪》记载，宝誌曾为梁武帝写了一首卜卦诗，内容是：“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复有四，城北火酣酣。”梁武帝当即命人将这首卜卦诗封存起来。及至公元547年，宫城北面的同泰寺发生火灾，翌年发生侯景之乱。后来的史家就以宝誌的诗来解释，谓梁武帝三十八岁称帝，八十三岁同泰寺发生火灾， “四中复有四”，指起火的那一天，是四月十四日。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中多处批注评点梁武帝。说他“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
南北朝末期，连年战乱，使王羲之的书法墨迹几乎消亡殆尽。 据《二王等书录》记载，梁武帝以前五十年，南北朝宋代第五位皇帝宋孝武帝刘骏，是墨林善者，时常学书戏习，大量收集法书图籍。他曾安排人员收集王羲之书法作品，十纸为一卷。到宋明帝刘彧（439-472），内府旧藏“二王”书迹有十四帙，一百四十五卷，又新增“二王新入书，各装为六帙六十卷”，诏虞和、巢尚之、徐希秀、孙奉伯装治并鉴定。自此以后各代皇帝，循例搜求法书图籍。到齐高帝时期（公元427-482），南朝齐国创立者萧道成，“仍更就求能者之迹”，得张芝、索靖、王导、王洽等人书法墨迹十卷。 公元551年，梁武帝第七子萧绎在江陵即位，史称梁元帝。他是梁朝第三任皇帝，在位三年。据《梁书》记载，梁元帝萧绎“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他爱书成癖、聚书宏富。作为皇子，他先后在会稽、建康、江州和荆州任职，共收罗七万卷图书。侯景之乱平息后，他在江陵藏书达到了十四万卷。他专门在江陵内城建“东阁殿”，收藏十四万卷藏书，其中包括梁武帝搜访天下所获二王书法墨迹七百六十七卷，一万五千纸。公元554年，即承圣三年九月，西魏宇文泰派于谨、宇文护率军五万南攻江陵。公元555年1月10日，即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甲寅晚上，被西魏大军围困在内城的梁元帝，令舍人高善宝将宫中收藏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并二王书法墨迹全部焚毁。他将宝剑在柱上击断，哀叹：“文武之道，今夜尽矣！”随后他便到西魏军营投降。在他被俘后曾被问到焚书的原因，回答是：“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这样一位曾经爱书成癖的皇帝，竟然将全部藏书焚烧净尽。据专家估计，梁元帝焚书从数量上说，毁灭了当时传世书籍的一半。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场巨大浩劫。“二王”真迹，大多焚毁于斯。这一天，是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甲寅，即公元555年1月10日，夜。 公元581年2月，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登基称帝，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三百年长期混乱的局面。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尽价购求”王羲之书法墨迹，但是只得到王羲之真书五十纸，行书二百四十纸，草书二千纸。多年战乱，二王得存,所余无几。
萧绎所绘《职贡图》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很有造诣的书法家，尤其是对王羲之的《兰亭序》情有独钟。正是由于他的极力推崇，《兰亭序》从此风靡天下。 《隋唐嘉话》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前为秦王，见到王羲之《兰亭序》的拓本，十分惊喜。他即位后，便四处收集王羲之书法作品。贞观十三年，他下诏在全国高价求购王羲之墨迹，一时四方妙迹，靡不毕至。可是，单单不见《兰亭序》。 原来，当日王羲之醉笔写成《兰亭序》之后，十分珍爱宝重，决意将其作为传家之宝，留给后人。过了大约二百年左右，《兰亭序》传到王羲之的第七代孙智永手中。智永，名法极，南朝陈、隋书法家，具体生卒年不详。他是王羲之第五子王徽之后代，王羲之第七世孙。智永早年出家当和尚，后来云游到浙江省吴兴县永欣寺，住了整整三十年，人称永禅师。智永死后，《兰亭序》传于其弟子辩才。辩才将《兰亭序》藏于永欣寺的方丈梁上，从来不肯示人。唐太宗听说以后，曾三次向辩才索要《兰亭序》，均被他一再矢口否认。唐太宗无奈，只好按宰相房玄龄之计，派监察御史萧翼乔装潦倒书生，与辩才结成忘年交，取得他的信任。辩才果然上当，遂于方丈梁上取出藏匿已久的《兰亭序》给萧翼看。后来，萧翼乘辩才不备，偷取《兰亭序》，回长安复命。唐太宗得到《兰亭序》真迹，非常高兴。自公元353年，兰亭集会后，《兰亭序》原本就不再被世人所知。二百五十多年以后，终于又露面了！唐太宗下旨命当时的书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各临一本，还命宫中拓书人赵模、韩道政、诸葛桢、冯承素等拓帖高手，采用双线勾填法，拓印了多个摹本，使得湮没了两百多年的《兰亭序》，在世间流传开来。 唐太宗在全国收购王羲之墨迹，一共收集王羲之墨迹二千二百九十纸。他命起居郎褚遂良、校书郎王知敬等，于玄武门西长波门外认真加以整理、鉴别。经过整理，装成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其中楷书五十纸，一帙八卷；行书二百四十纸，四帙四十卷；草书二千纸，八帙八十卷。帙是用布帛制成的书、画封套。唐太宗对王羲之墨迹不是用普通布帛制成的封套，而是用金缕杂宝装轴织成的封套，封套上用小印印上“贞观”二字，存于唐宫。唐太宗还经常与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书法名臣切磋书艺，学习研究王羲之书法之道。他还建“弘文馆”，下诏凡五品以上京官都必须学习书法。还专设“书法博士”，初唐时欧阳询、虞世南都是名重当代的书中翘楚，被他任为书法博士，专事教习书法。唐太宗很多时候对文武百官的赏赐并非钱帛，而是名重当朝书法大家临摹的王羲之书法作品，尤其是《兰亭序》。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下诏，命宰相房玄龄等主持编修《晋书》。历时三年，《晋书》修成。唐太宗亲自审定《晋书·王羲之传》，亲笔为王羲之写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赞论。他对秦汉至六朝时期诸多书法名家，从汉代的张芝，三国时的钟繇，晋代王献之，到南北朝萧子云，一一点评。他说历代书法名家，各展其长，亦各存其短。“察详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惟王羲之乎！”他用“尽善尽美”四个字，对王羲之书法的颂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史称唐太宗“宝惜者独《兰亭序》为最”，《兰亭序》真迹被唐太宗自己密藏起来，“每听政之暇，则临看之”。将它置于坐侧，朝夕观鉴，于万机之暇，抽空临习，每每“夜半把烛临兰亭”。 唐太宗对《兰亭记》爱之有加，生则同榻，死亦同穴。刘悚《隋唐嘉话》记载，“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说是唐太宗死后，根据褚遂良的奏本，《兰亭序》与唐太宗一起埋葬于昭陵。而何延之《兰亭记》，记载有所不同。何文称，唐太宗临终时，对太子李治说：我死后，你只要把《兰亭序》用玉匣放进墓室我的身边，就是你尽孝了。李治照办，唐太宗李世民死后《兰亭序》真迹随葬昭陵。 第十五章 宋高宗《兰亭序》若千丈之锦
“不到兰亭千日余，尝思墨客五云居。曾经数处看屏障，尽是王家小草书。”这是宋太宗赵炅亲笔书写前人咏《兰亭序》的一首诗。从公元960年至l279年，三百多年间宋朝皇帝推崇王羲之和《兰亭序》可谓推波助澜，再起高潮。 宋朝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兰亭序》，其代表人物除宋太宗赵炅外，非宋高宗赵构莫属。 宋高宗赵构（1107—1187）于建炎元年（1127）重建赵宋政权——南宋。赵构政治上昏庸无能，不能修练戎韬为自强之计，然却精于书法,专意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手追心摹，颇得晋人神韵。《兰亭序》（神龙本）就曾被宋高宗收藏于内府。宋高宗曾自谓：余自束发（15岁），即喜揽笔作字，“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 他说：余“自魏晋以来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或萧散，或枯瘦，或遒劲而不回，或秀异而特立，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至若《禊帖》（《兰亭序》）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魏晋至六朝笔法，宋高宗什么都学，可见他学书极其用功。“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口，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味久愈在。”他对王羲之《兰亭序》，情有独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达到不管小字大字，都能“随意所适”，而“颇具佳趣”的地步。他亲自临写《兰亭序》，分赠大臣，形成以习《兰亭》为荣的风尚。绍兴十年十一月，他与秦桧论书说：“学书必以钟（钟繇）、王（王羲之）为法，然后出入变化，自成一家。”这里附带说一句 ，秦桧是佞臣 ，却颇擅笔翰，存世有《偈语》一帖，用笔率意自然，结字顺势而就。但“世薄其人，遂恶其书”。 宋高宗曾经书写《兰亭序》一本，勒石于宋兰亭天章寺。他认为“右军笔法，变化无穷。禊亭遗墨，行书之宗”。他最早对唐人何延年在《兰亭记》中说王羲之写《兰亭序》时，“如有神助”及“醒后更书百千本，无复如者”的话提出质疑，认为何延年说王羲之“醒后更书百千本，无复如者”这句话说得过分了。他觉得王羲之其他书法作品并不一定比《兰亭序》逊色，只不过这些“数行数十字”的信札如“寸锦片玉，玩之易尽”罢了，而《兰亭序》则“字数比他书最多，若千丈之锦”，使入“心目不可忘”也。他常将亲自临写的《兰亭序》赠与王子和朝中大臣，并曾赐皇儲宋孝宗赵慎，于帖后题记： “须依次临500本。” 赵构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退位，有《翰墨志》一卷，是与群臣论书之笔札，凡二十四则，其中多有精要之语，被历代所重视。 “天下无处非王书，学书无不学王书”。在宋高宗推动下，南宋掀起了一个以王羲之及《兰亭序》为中心的学书高朝。高宗以后的孝、光、宁、理诸帝，皆尊家学，以“二王”为目标，形成了一门皇帝皆习“二王”，普天之下归宗“二王”的氛围。 从梁武帝开始的崇王风气，经唐宋帝王们的极力推动，已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确立的这一审美导向引领了中国书法史一千多年，而且其影响至今不衰。
在我国历史文献中，第一个记载《兰亭序》的是《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由南朝宋刘义庆(403—444年)编撰。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魏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反映了门阀世族的思想风貌，保存了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语言等方面史料，价值很高。为该书作注是刘孝标。刘孝标原是南朝青州人，宋泰始五年(469)北魏攻下青州，他被迫迁到平城，在那里出家，后又还俗。他采用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办法，对《世说新语》进行补缺和纠谬的工作。刘孝标征引繁富，引用的书籍达四百余种。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的特点和价值主要有三：一是语言的典赡，二是纠正了刘义庆原文的谬误，三就是注文所引用的材料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这一点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只不过《三国志》是一部史书，而《世说新语》却是一部小说。将小说作为史书来作注，这也是刘注的一大特色所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与裴松之《三国志注》、李善《文选注》、郦道元《水经注》共誉为中国古籍“四大名注”，历代为世人所推崇。鲁迅给予很高评价，说它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所用书四百余种，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之。” 《世说新语》关于《兰亭序》的记载很简单，只有二十五个字。这段内容记载在《世说新语 企羡篇》，原文是：“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这句话的意思是，王羲之听人把《兰亭序》和石崇的《金谷诗序》作对比，认为自己写的比石崇好，甚是高兴。这是我国历史文献第一次提到《兰亭序》，字数虽少，却包含了很多历史内容。 石崇（249年～300年），元康初年，出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石崇每次请客饮酒，常让美人斟酒劝客，如果客人不喝酒，他就让侍卫把美人杀掉。他与晋武帝的舅父王恺斗富，用蜡烛当柴烧，做五十里的锦步障，用花椒涂墙壁，家中收藏三尺四尺高的珊瑚树就更多了。因此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奢靡浪费的代表人物。石崇在河南金谷涧建有庄园，号为“金谷园”。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西北，因有金水流经此地,故名。西晋元康六年(297年)，石崇在“金谷园”，邀请当时的文人潘岳、欧阳建等聚会于此，参会的每个人都赋诗助兴。事后，这些诗被集中起来，成一诗集，名《金谷诗》，石崇为诗集写序，是为《金谷诗序》。 金谷这次文人聚会赋诗，现今仅存潘岳诗一首,其它没有流传下来。但是这次聚会在历史上很有名，许多著名诗人在文中都提及它。初唐诗人王勃的《藤王阁序》中有“兰亭已矣，梓泽丘墟”的句子，梓泽就是石崇金谷别墅的别称。诗仙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如诗不成，罚以金谷酒数”也用其典。因石崇在《金谷诗序》里说，征西将军祭酒王诩回长安，他在金谷涧为其饯行。所以后来南朝江淹的《别赋》中就有“送客金谷”之说，成了典故。 金谷文人聚会半个世纪后，王羲之与谢安等人在兰亭举行修禊,，王羲之作《兰亭序》。刘孝标为《世说新语 企羡篇》作的注释引用了《兰亭序》，全文是：“王羲之《临河叙》曰：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承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 这是我们见到的《兰亭序》最早版本。全文九十三个字，称为《临河序》，文后附参加兰亭盛会二十六个赋诗人员名单和三十七首诗作。这离王羲之在永和九年，即公元353年写《兰亭序》的时间大概在一百年左右。因为王羲之《兰亭序》受石崇《金谷诗序》影响很大，因此就有了“南兰亭，北金谷”和先有《金谷诗序》后有《兰亭集序》之说。应该说，两序同为文人宴集饮酒赋诗作序，结构内容也大体相似，皆先交代时令、地点、事由及宴集之地之景、对自然的仰观俯察而生生命无常之感，最后皆以列序时人作结。但细致看来，二序之差异又是如此之明显。《金谷诗序》是沉湎于歌乡声伎，宣扬享乐人生及时行乐，《兰亭集序》则是放浪于山水，在仰观俯察、游目骋怀中获得心灵的陶冶；《金谷诗序》充满了富贵豪奢气象,《兰亭集序》则充满文人雅士的文化意味。《兰亭序》读来，让人体验到的是一种高雅隽永、心旷神怡，超脱生死的感觉，有一种博大的境界在里面。可以这么说，从《金谷诗序》到《兰亭集序》是点石成金，是一种再创造，是质的改变。《兰亭序》对人生宇宙哲理的理性揭示、感受深度和文化哲学的涵义远远超过《金谷诗序》，这是生存选择的差异与时代审美趣味的差异。正如苏轼所说：“季伦之于逸少，如鸱鸢之于鸿鹄”。鸱鸢甘臭陈，与鸿鹄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
第一个全文收录《兰亭序》的是唐太宗贞观廿二年（648）成书的《晋书》。这离王羲之写《兰亭序》的时间大概有三百年。 《晋书》是记述西晋、东晋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共一百三十卷。从西晋末经东晋南朝，不断有人编写晋朝历史，达数十种。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李世民下诏撰修《晋书》，二十二年成书。书中司马懿、司马炎、陆机、王羲之四篇论赞出于唐太宗李世民之手。唐太宗李世民高度评价王羲之书法尽善尽美。 《晋书》第一次收录了《兰亭序》全文，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三百二十四个字的版本。这个版本与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企羡篇》作注所引用的版本，两者区别：一是标题不同，《世说新语》的标题是《临河叙》，《晋书》是《兰亭序》。王羲之写此文时并无标题，其标题乃是同时人及历代录此文者以己意加上去的。宋人桑世昌在《兰亭考》中说：“晋人谓之《临河序》，唐人称《兰亭诗序》或云《兰亭记》，欧公（欧阳修）云《修禊序》，蔡君谟(襄)云《曲水序》，东坡(苏轼)云《兰亭文》，山谷(黄庭坚)云《禊饮序》。”宋高宗赵构称之为《禊帖》。二是文字不同，《世说新语》有九十三个字，《晋书》是三百二十四个字，而且还把附注删掉了。 由于有两个版本，二者文字又不相同，这就为一千多年以后引发的大争论埋下了伏笔。有学者以为《兰亭序》是唐人作伪，是在《临河叙》的基础上删改、移易、扩大而成。清末李文田首开此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郭沫若提出《临河序》文之可信，《兰亭序》文乃“依托”，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其实，《晋书》着重序文的思想内容，故附记可以不录。而刘孝标从考据的角度出发，重实略虚，不仅抄录了附记中一段，同时还删节了原文中的议论部分。 《兰亭序》后来被清人吴楚材、吴调侯选入《古文观止》，成为古时候文人写文章的楷模。“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这一段是《兰亭序》精华所在，其思想感情符合当时一些士人的思想。有了这段，才使文章气完神足而生色。 第十八章 第一个讲述《兰亭序》故事的是《隋唐嘉话》
《隋唐嘉话》，唐代笔记小说集。撰者刘悚，字鼎卿，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卒年不详。唐史学家刘知几之子。《隋唐嘉话》记载南北朝至唐开元年间历史人物的言行事迹，以唐太宗和武后两朝为多。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里的某些史实，即取材于此书。书中也记录了一些有关文学艺术的材料，常为后人称引。 何延之《兰亭记》记载大有不同。何延之《兰亭记》首先描述兰亭集会的盛况，时间在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参加人员四十一人，王羲之用蚕茧纸、鼠须笔，《兰亭序》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构别体。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许个，其时乃有神助，及醒后，他日更书数十百本，无如祓禊所书之者。右军亦自珍爱宝重。接下来讲到此书传至七代孙智永，禅师年近百岁乃终，其遗书并付弟子辩才。辩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孙。辩才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得其妙。每临禅师之书，逼真乱本。辩才尝于所寝方丈梁上凿其暗槛，以贮《兰亭》，保惜贵重，甚于禅师在日。再下来用一多半的篇幅绘声绘色地描述贞观中唐太宗派御史萧翼从辩才计取《兰亭序》的故事。最后讲述萧翼计取此帖回长安复命，太宗命拓数本赐太子诸王近臣。临终，语李治：“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也？汝意如何？” 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何延之曾任均州刺史，他写的《兰亭记》多达两千余字，内容丰富，颇有故事情节，如小说家言。刘、何二说，情节悬异。 何延之所记载的这个故事非常富于戏剧性，在《兰亭记》中，何延之还说他所记载的这个故事是有根据的，是出自辩才弟子玄素之口。但事实上这种类于小说传奇式的记载并不可靠。虽然刘悚《隋唐嘉话》中的那段文字，只有一百四十七个字，但一般认为，何说漂浮失实，刘说翔实可信。 桑世昌《兰亭考》记载了关于《兰亭序》的另一种传闻：萧梁末年大乱，《兰亭集序》墨迹流出内府，陈朝天嘉中为僧人所得，至大建中献给陈宣帝。隋朝灭陈，有人将其献给晋王杨广，杨广不加重视。后来僧智果从杨广处借出摹拓，杨广即位之后也没有索要。智果去世后，为其弟子僧言所得。唐太宗为秦王时，见到了《兰亭集序》的拓本，非常喜爱，欲高价收购而不可得。后来听说在辩才处，就派欧阳询到越州求得之。武德四年，入于秦王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唐太宗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集序》乃先帝所重，本不可留。遂秘于昭陵。桑世昌，字泽卿，天台人，是大诗人陆游的外甥，著有《兰亭考》十二卷，是最早研究王羲之兰亭序书法的专著。桑世昌在《兰亭考》中又引《南部新书》云：武德四年，秦王俾欧阳询诈求得之，遂入秦府。麻道嵩拓二本，一与辩才，一王自收。尝留肘腋间，后从褚遂良所请，殉葬昭陵。
第十九章 在神龙本兰亭上钤盖印章最多的是谁
打开冯本《兰亭序》，上面密密麻麻钤盖许多图章。其中最著名的是右上角钤盖的“神龙”二字，这是唐中宗年号，因年代久远，“神龙”二字只剩下左半部依稀可辨，故曰“神龙半印”， 由此冯本《兰亭序》又称“神龙本”。印章最大的是“乾隆御览之宝”，因为是皇帝之印，不但印章大，盖的地方也最显赫。但是，你知道吗，钤盖图章最多的是谁？是明代收藏家项元汴，他在冯本《兰亭序》上钤盖了竟多达五十余个印章。 项元汴(1525～1590)，浙江嘉兴人，字子京，号墨林，又号退密庵主人等。他是国子监生，却不入仕途，选择了从商之路。项元汴极善经营，远离仕宦，醉心鉴藏。 根据有关记载，项元汴收藏过的书画作品大概在千余件以上，宋、元两代的就有500余件，五代以前的有50多件，其中书法303件等，而且多为名作佳构。就书法来说，据说单是王羲之的书迹就有8件，如《兰亭序》（冯承素本）、《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瞻近帖》等。即使在当时，《瞻近帖》就价值银2000两。而明万历年间每亩田不过价值银1两5钱，也就是说，仅这一件《瞻近帖》就是千余亩良田。此外，像唐怀素的《自叙帖》，宋苏轼的《阳羡帖》和米芾《苕溪诗卷》等，都是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品。他收藏绘画作品有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王维的《山阴图》，韩干的《照夜白图》，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仇英的《汉宫春晓图》，唐寅的《秋风纨扇图》等，都是在中国绘画史上排得上号的名家大作。 项元汴家资富饶，广收法书名画，“所藏古器物图书甲于江南”、“海内珍异十九多归之”，“极一时之盛”。项元汴曾获一古琴，上刻“天籁”两字，故将其储藏之所取名“天籁阁”，其所藏历代书画珍品，多以“天籁阁”等印记识之。这些藏品十分罕见，风雅之士慕名纷纷来嘉兴求访，登瞻“天籁阁”，以观赏珍玩名画为荣。项元汴 “所与交游皆风韵名流，翰墨时望”。“天籁阁”在明代就名满天下，当时的宁波“天一阁”不能比“天籁阁”之万一。南昌滕王阁是唐太宗李世民之弟、滕王李元婴所建，历代屡毁屡兴达29次。曾有一次就是从“天籁阁”收藏的名画中找到滕王阁原型，加以重修的。1645年，即距项元汴作古55年，清兵南下，“大兵至嘉禾，项氏累世之藏，尽为千夫长汪六水所掠，荡然无存”。项氏收藏的万千国宝从此在神州大地流散、归聚。 项元汴的癖好是在每一件书画后面不但标上买来的价钱，并且在书画上不厌其烦地遍盖自己的印章，少则近十，多则四、五十。因其喜好在古籍书画上累累钤盖图章，曾受到书画收藏家的讥评：“钤印累幅，犹如聘丽人却黥其面”。故有些求画者多出钱二、三百贿其仆，伺项元汴画毕，即刻取去，以防他题识，戏称这笔钱为“免题钱”。如今被珍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国宝唐李白《上阳台帖》，即经他当年收藏，并加盖“墨林项季子”藏印。在他所收的伊英《秋江独钓图》上，还钤一白文闲章“西楚王孙”，自诩楚霸王后裔。 神龙本《兰亭序》宋朝时被藏于宋高宗内府，元朝初入郭天锡手。到了明代，先是藏于杨士奇家，万历丁丑年（1577年）项元汴以“五百五十金”，“重价购于王氏”。兴奋之极，他在上面题跋：“唐中宗朝冯承素奉勒摹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兰亭禊帖”。本来前人说这帖是冯承素等所摹，项元汴在跋中把“等”字略去，直接认定是冯承素所摹。后人们据此相沿，就把神龙本《兰亭序》称为冯承素一人所摹。不仅如此，项元汴还故伎重演，在神龙本《兰亭序》引首、前后隔水、骑缝，疯狂盖上他各式各样的图章，粗略算来，竟多达五十多个。仅前隔水就有十二个，其中“神品”三个，“项子京家珍藏” 、“天籁阁” 、“项墨林鉴赏章” 、“墨林山人” 、“子京”，“项元汴印” 、“子京所藏” 、“墨林项子京章”“子子孙孙”等各一个。后隔水有七八个，其中有“神品”、“项元汴印”、“项墨林密藏之印” 、“子京所藏” 、 “墨林秘玩” 、“墨林”等。《兰亭序》后纸有宋至明20家题跋、观款，在每个题跋、观款前后他也密密麻麻盖上自己的印章。有一折观款文字不过十八个，他盖了三个印章。还有一处是两个跋文之间空白地方，他盖了六个印章。他用的最多是“项墨林鉴赏章”、“墨林”、 “子京” 、“项墨林密藏之印” 、“墨林秘玩”等 印章。
关于神龙本《兰亭序》的作者，曾有过各种传说，不下十余人。唐人何延之《兰亭记》说：唐太宗获得《兰亭序》后，“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这是对神龙本《兰亭序》作者的最早表述。 冯承素，贞观（627-649）年间任内府供奉拓书人。贞观十三年，内府出王羲之《乐毅论》真迹，令冯承素临写，赐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六人。后冯承素又与赵模、诸葛贞、韩道政等人奉旨勾摹王羲之《兰亭序》数本，太宗以赐皇太子诸王。 到北宋时，大书法家米芾认为神龙本《兰亭序》是褚遂良所临。根据什么呢？他说：“浪字无异于书名”。这个意思是说神龙本《兰亭序》中写的“放浪形骸”的“浪”字 ，同褚遂良自己署名的“良”字，非常相象，看到这个“浪”字，无异就见到褚遂良在写自己名字，因此，神龙本肯定是褚遂良写的。但是米芾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更多人认可。 神龙本《兰亭序》元朝初入郭天锡手。郭天锡（1227-1302），元代初年重要的鉴藏家，收藏许多古代法书名迹。他得到神龙本《兰亭序》后，在上面提跋：“右唐贤摹晋右军《兰亭宴集叙》，字法秀逸，墨彩艳发，奇丽超绝，动心骇目，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拓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等奉圣旨于《兰亭》真迹上双钩所摹。”郭天锡说，此定是“冯承素等”奉圣旨于《兰亭》真迹上双钩所摹。“等”还包括谁呀？自然还有赵模、诸葛贞、韩道政、汤普彻等人。何延之《兰亭记》载：“今赵模等所拓，在者，一本尚直钱数万也。”用今天的话说，当时请赵模拓印书画作品，一本就值钱数万，这说明赵模也非等闲之人。汤普彻也是宫廷搨书人，时人说“普彻窃拓以出，故在外传之。”这说明汤普彻可能也参与了兰亭拓本制作。再说双钩所摹须向光照明，以纸覆帖（常用油纸、蜡纸），钩勒其原字笔画，然后再以墨笔填充，这是一件系统工作，一个人怕是很难完成。因此何延之说《兰亭记》是冯承素人等所为应该是事出有因。 到了明代，神龙本《兰亭序》 先是藏于杨士奇家，后又藏于项元汴处。项元汴（公元1525一1590年），字子京，号墨林，浙江嘉兴人，出身名门望族世家，富甲一方，是明代著名收藏家。万历丁丑年（1577年）项元汴以“五百五十金”， 将神龙本《兰亭序》“重价购于王氏”。高兴之余，他在上面题记：“神龙秘籍 唐宋元明名公题咏 唐中宗朝冯承素奉勒摹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兰亭禊帖”。短短三十四个字，犯了两个错误。首先把朝代搞混了：唐中宗李显是唐高宗李治第七子，唐太宗李世民的孙子，而冯承素是贞观（627-649）年间任内府供奉拓书人。贞观年间到唐中宗，差了半个世纪，这时冯承素已去世多年。第二，在此之前，历代都说这帖定是冯承素等所摹，而项元汴却把“等”字略去，直接认定是冯承素所摹。他有根据吗？没有。为什么这样说呢？谜底就在神龙本《兰亭序》后面文嘉的题跋上。
万历丁丑年（1577年）项元汴重价将神龙本《兰亭序》购到手后，他“遂令人持至吴中”，请文嘉题语。文嘉是文徵明的次子，是明清篆刻的一代宗师，精于书画和鉴别古籍。项元汴每遇到宋元刻本时，则聘文嘉和其兄文彭，为其鉴定版本，项许多藏书皆经文嘉兄弟题跋。文嘉于万历丁丑（1577年）孟秋七月三日在上面题跋说：“若其摹拓之精，勾填之妙，信非冯承素诸公不能也。”文嘉是精于书画鉴别大家，他的结论是“非冯承素诸公不能”， 这与唐人何延之“冯承素等人”完全一致。但是，不出几日，还是万历丁丑（1577年）孟秋七月，项元汴在文嘉题语后面，大笔一挥，就将“等”去掉，写下这样题语。请注意，从文嘉题跋到项元汴题语，不过几日。难道期间关于神龙本《兰亭序》作者有什么新的发现吗？没有！那么为什么有了这个变化呢？这完全是项元汴一人所为。 可能是项元汴在当时社会有很大影响力，以后人们居然据此相沿把神龙本《兰亭序》称为冯承素所摹。一百七十年过后，公元1747年，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建“兰亭八柱”， 神龙本兰亭序被刻于第三柱，署名冯承素。就这样，神龙本《兰亭序》从集体创作到认定冯承素一人所为，最终得到最高当局承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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