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的书法现象——唐太宗推崇王羲之，为什么他自己却不学？

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在中国书法的发展史上被合称“二王”，二王父子于书法最突出突出的贡献便是以稀世超逸的才情合力将中国书法由“旧体”变法成为“新体”进而抵定了近两千年的帖学书风。唐代书法家孙过庭在其论书作品《书谱》中称赞道：“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所谓钟张羲献，便是指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四人，在中国书法史中他们四人被称作“古之四贤”。

相传王羲之教导王献之练习书法，王献之勤奋刻苦写尽十八缸水方才得以书名远扬。当然只是传说，不足为凭，但是我们应当注意的一点：历代虽然二王并称，但是将二王列为一系实际上是宋初宋太宗赵光义刻《淳化阁帖》时方才有“二王并举”的现象。在此之前，二王父子曾各领一时风骚。

今天我们就以唐朝为界，一起了解一番二王书风的嬗变脉络。

1、二王父子在唐的影响

唐太宗李世民受禅登基之后，大力推崇王羲之书法。根据唐人韦述《叙书录》记载：

贞观六年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书真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

唐太宗身为皇帝，以天子之尊向全国颁发诏书，搜集王羲之真迹，甚至为此不惜留下“巧取豪夺”的故事。辨才和尚藏有王羲之《兰亭集序》，但不愿进献天子, 唐太宗就命人设计骗来。

以天子之尊行此鸡鸣狗盗之事，不顾及身后名，可见唐太宗对王羲之的喜爱。按照常理来说，喜欢王羲之，学字也应当学王羲之才对，毕竟第一手的学习资料尽为内府所藏，如果专攻王字，确实可以称得上是近水楼台。

何延之的《兰亭记》甚至记载了太宗临崩时给唐高宗的遗旨：

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及弓剑不遗，同轨毕至，随仙驾入玄宫矣。

驾崩前甚至恳求自己即将做皇帝的儿子以《兰亭序》陪葬，如果说李世民没有学习王羲之的书法，实在是说不过去。

兰亭序

唐太宗恰恰与天下臣民开了一个大玩笑。明里宣布喜欢王羲之，钟情《兰亭序》，甚至亲自在唐官修史书《晋书》中为王羲之作传，批评王献之“字势疏瘦”“用笔拘束”，甚至钟繇尚且不及王羲之，俨然就是王羲之天下第一粉丝，称王字“尽善尽美”将王羲之的书法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唐太宗书法《温泉铭》

实际上，唐太宗于书法一门也确实称得上高手，若不是初唐书法群星璀璨，李世民之书名亦能传世。从李世民传世书迹看，其书法字势连绵、结字瘦长、神采飞动，俨然就是王献之的跋扈面貌，称自己学王羲之，恰恰学“小王”献之的。

我们应当注意，在唐初，书法整体风格都是以瘦硬、连绵为尚，除却智永楷书草书与怀仁集字王羲之的《圣教序》外，其余书家，虽尊王羲之，实际上都是在学王献之，李世民也不例外。

2、历代对二王父子的评述

关于二王水平的争论，自东晋二王父子并称于世的时候便有此争执。《书谱》中也有只言片语记叙了谢安问王献之水平比其父如何的故事：

谢安素善尺牍，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安尝问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于敬又答：“时人那得知！”

由此可见，王献之本人自认其水平是高于父亲王羲之的，当然这样的故事真假不论，至少说明二王父子孰优孰劣的争论很早就已经有了，李世民尊王羲之之后，基本上主流上认为王羲之书法水平要高于王献之。

从《书谱》中列举的证据我们可以看得出唐人对父子书法的态度，实际上并没有从书法本身出发，而是以“孝道”的角度讲王献之认为自己超越了父亲王羲之是不孝的行为，所以王献之不如王羲之。

敬虽权以此辞折安所鉴，自称胜父，不亦过乎！且立身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

此处“胜母之里，曾参不入”取自《孝经》中的一个典故，说曾子路过一个地方称为“胜母”，因为有胜过母亲之意，所以不进入到其中 ，以这样的理由论证子不如父，当然非常牵强。

梁武帝萧衍同样尊崇王羲之，但是在那个时代，举世学习王献之是风尚，梁武帝的大臣陶弘景与梁武帝讨论书法时说，“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在梁代，学习王献之已然是为风尚了。

宋代的大书家米芾曾为王献之不若其父打抱不平，他说“王献之的书法天真超逸，哪里是他父亲王羲之可以比的”（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

由此可见，实际上王献之未必不如其父，

写在最后

若是没有唐太宗鼎立提倡，王子敬书法定然比王逸少更为风靡，另外，唐太宗本人如此提倡羲之面貌却转学献之，羲献取舍之间，我想已经有了答案，若是没有王羲之《兰亭序》平和雅溢，恐怕后世书风更多超然奔放的书作能够出现吧。